11世纪对于西方教会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从相对分散和地区分化的教会到单一的等级制度。“诺曼人在整个基督教联合世界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教会称为上帝最虔诚的儿子。”
另一方面，诺曼人自己也有很大的机会。首先，联盟之下王权的快速发展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通过教会的支持，傅油和加冕礼确立了威廉一世的神圣和合法地位；接受国王的土地并成为教会贵族进一步推动了诺曼封建制度和王国的发展。稳定;优秀的神职人员帮助国王处理政务，推动了王国封建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这种相互妥协的背后也隐藏着危险。国王让教会的贵族们不仅独占了主要教职，还获得了国家26%的财产和封建特权。
教会的强大给未来埋下了隐患。例如，英国一位伟大的诺曼贵族可能拥有一支几乎与国王本人相当的官员队伍：“他可能有他的管家、侍从等：甚至可能有他自己的法官和行政官。他的规模有多大家族越来越不分化，可以和国王的家族模式一样。”这些大贵族，有的是靠军功晋升的，有的是新晋的神职贵族。最糟糕的是，有人密谋反对旧王朝的贵族和教会成员，国王也越来越疏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大贵族的领地就是缩小版的王国”。虽然教会已经成为王国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教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宗教组织，宗教与习俗是有区别的。在诺曼征服初期依附于王权而得到发展。
但随着权力的增加和教廷的渗透，总会有摆脱王权束缚的诉求，尤其是教授的任命权。在约翰和亨利二世时期，甚至上升到司法权之争。到了12世纪，教会甚至通过立法巩固了教会的圣礼，国王的傅油和加冕礼更是无从谈起。神圣授予王权的合法性动摇了，教皇可以找到废除国王的借口。尽管直到英诺森三世时，教皇关于受膏问题的争论才得以平息，但格列高利七世声称他可以废除受膏的国王，暗示王室仪式也是一种神圣的行为。对仪式的否定，在十二世纪末，教会曾试图将国王受膏仪式的神圣性降到最低。祭司王在十二世纪的地位固然有所降低，但这一时期在十一世纪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经过数百年的改革，罗马教会与英国教会越来越接近，从昔日形式上的最高精神领袖转变为举世公认的至高无上的神权权威。其结果是，罗马教会对英国教会事务的干涉程度不断加深，使英国教会与世俗事务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双方围绕教职任命、职权授予、宗教与世俗司法权等问题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在无地的约翰王时期爆发。
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诺曼征服事件并不陌生。没有中世纪的英国国王比征服者威廉更有名，在整个英国历史上没有比诺曼征服更值得讨论的事件。在中世纪初期的英国，英国君主制是在诺曼人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封建制度与封臣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在诺曼征服之前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王国逐渐发展，逐渐摆脱了日耳曼原始军事制度的束缚。
这一时期，王国的制度和国王的公权也有了初步的发展。诺曼征服后，神圣王权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国王的权威不容置疑，教会与王权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有研究者认为，教会在与王权和自由捍卫者的冲突中扮演着角色，即暴君的天敌。但是，王权与宗教权力的结合形成了双重国家体系，最终演变为以王权统治为主的统一国家体系。
我们往往只关注教会权力的发展，意识到王权对教会的妥协，得出宗教权力高于王权的结论。但事实上，教会与王权的勾结是存在的，世俗势力对教会权力的压制也在现实中存在。
事实上，从诺曼征服到约翰去世这段时期标志着英格兰教会与教皇之间关系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
在以前的时代，英国教会的事务从未与罗马教会的事务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一发展支持教皇重申整个教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英国来说，这一时期始于诺曼征服者的到来，他们在教皇的旗帜下漂洋过海，以及教皇不可避免地渗透到英格兰教会。此外，11世纪中叶的教皇运动对英国国教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高级神职人员也被任命为教皇特使，教皇表现出统治者的宠爱。
教会改革和圣职任命斗争渗透到西方教会所涉及的任何地方，尤其是在任命重要的教会职位时。因为地方教会远离教廷，需要当地世俗领主的支持才能正常运作；一些祭司甚至参与了世间事务的管理，导致这些祭司越来越受到世俗统治者的束缚。
于是，主教成为王室和封建制度中的重要财产持有者和权势大臣，这种发展最直接地体现在他们对精神境界和物质利益的双重占有上。教会和国家在某些方面都从这种合作中受益；世俗统治者自然希望在其管辖范围内对教会活动有一定的控制权，更重要的是，教会官员的任命以及威廉一世的王权和教会。这就是关联的执行方式。总之，在威廉一世这个时期，联盟占主导地位，但并不是完全的和平，没有冲突，在二元制中反对是有道理的，但只是处于次要地位，最终会结束达成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