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也纳市郊一个僻静街道旁的住宅里，一场家宴在热烈地进行着。4个成年男女向他们的母亲——一位满头银发却精神抖擞的老太太敬酒。大家正在兴头上，几个法警突然敲门而入。他们表情严肃地向老太太出示了拘传证，她必须为自己50多年前的所作所为负责。
这位名叫玛丽安娜·裘尔克的老太太与老上司海因利希·格罗斯医生在青年时期，都是狂热的纳粹党员，致力于用医学手段消灭元首要求他们消灭的“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也就是把精神病人以及犹太人杀死。
当年在帕维利翁诊所，这两位纳粹医生伙同一个名叫安娜·卡岑卡的纳粹护士，给700多个被强制来此“治疗”的儿童注射、喂服了致命的毒剂，将他们全部杀死。裘尔克亲口供认，一次她接待了4个犹太小姐弟，10分钟内就给每个人都打了毒针，并亲眼看着他们倒地痛苦地死去。
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报刊媒体一直在不厌其烦地炒作“最后一名”纳粹战犯被捕归案的爆炸性新闻。然而，门格尔之后又出现了巴比，巴比之后还有普里布克，接着又揪出了沙基奇夫妇、格罗斯和裘尔克，“最后一名”似乎总是没有尽头。
一、纳粹战犯的由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给全世界造成了深重灾难，且不论被侵略者毁坏和掠走的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物质财富，仅被纳粹分子有计划血腥屠杀的和平居民即达1100万以上；其中犹太人580万，波兰人250万，吉普赛人52万以及10多万名难以治愈的德国精神病人等等。经过大屠杀之后，欧洲犹太人锐减了三分之二。
在当时德国9000万国民中，应当对战争罪行负责的是纳粹分子及其帮凶——900多万名纳粹党员及附属组织成员、上百万名党卫军官兵和秘密警察，数万名涉嫌直接屠杀和平居民的国防军官兵（例如1941年10月在塞尔维亚制造克拉古耶瓦茨大血案和1942年8月在苏联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进行大屠杀的德国陆军两支部队的官兵）。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罪行较轻，真正应对战争罪行负主要责任的，乃是其中的决策者与骨干分子以及积极参与者，亦即战争罪犯（以下简称战犯）。
战后，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南斯拉夫、捷克、荷兰等盟国将造成上述罪行的纳粹刽子手列入战犯名单，并进行了广泛追捕和大规模的审判。
二、纳粹战犯的规模及确认标准
纳粹政权肆虐12年以上，其犯罪行迹遍及欧洲17国和北非大陆，其党徒和帮凶为数之多，竟占全国居民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因而，纳粹战犯的规模远比一般人想象得要多。根据美、英、苏三国首脑达成的共识，三国和其他盟国就确认战犯规模和追捕、审判战犯作了大量工作，其中：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希特勒分子及其战争罪行责任问题的宣言》。
1943年10月27日，美、英、法、中等17国政府成立了联合惩办轴心国战犯委员会，并初步拟定了战犯名单。1945年8月8日，美、苏、英、法四国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办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并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30条，从而为顺利进行纽伦堡审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盟国的军事情报机关、被占领各国的抵抗运动组织，甚至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灭绝营中的许多囚犯，也为调查战犯罪行、确认战犯身份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囚犯们建立的国际抵抗组织。其成员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编制了该营罪恶活动大事记，给每一个主要的党卫军军官建立了罪行档案；他们甚至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巧妙地拍摄下了纳粹看守驱赶大批被迫脱光衣服的匈牙利犹太妇女进入毒气室和在林间空地上焚烧上千具被害者尸体的场面，从而为审判战犯提供了一批难得的罪证。
基于以上有权威的会议文件，盟国在德国和许多被纳粹侵占的国家组织了一系列军事、刑事法庭，初步确定了多达10万余人的纳粹战犯名单，并从1945年下半年开始，对在押的战犯进行了审判和惩处。
首开审判纳粹战犯之先河的是苏联，1943年底，苏联军事法院在哈尔科夫对4名使用毒气车杀害苏联平民的纳粹党卫军官兵和1名卖国贼进行了审判，并依法将他们处死。战犯的确认标准如下：
1、被控犯有发动战争罪、破坏和平罪者定为甲级战犯。这些人包括纳粹党、帝国中央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国防军、党卫军高级将领，统帅部成员。例如帝国元首希特勒、纳粹党和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戈林、党卫军首脑希姆莱、纳粹党全国党务总管鲍曼、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宣传部长戈培尔、内政部长弗里克、战时劳工全权总办绍克尔、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罗森堡、驻波兰总督弗兰克、驻荷兰总督英夸特、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负责人凯特尔和约德尔、秘密警察头子缪勒等，共计122人（其中缪勒、鲍曼等一大批人负案在逃）。
2、被控犯有戕害人类罪和违反人道罪（当时“种族灭绝”的罪名尚未出台）的组织者，定为乙级战犯；这些人包括上述纳粹党、政、军及秘密警察的部门和地区负责人，专事屠杀和平居民的“特别行动队”负责人，集中营、灭绝营司令官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专门杀害重病人的“处决中心”负责人，参与制订种族清洗的“T-4行动”计划（根据希特勒1939年9月的指令，纳粹德国卫生部和党卫军有关部门负责人制订了旨在杀尽全部精神病人和重病人的“无痛致死纲领”，简称“T-4行动”—编者注）的医生和科学家，组织实施惨绝人寰的人体实验的医疗部门负责人等，共计数千人。
3、上述罪行的实施者和执行者，被定为丙级战犯。他们包括直接杀害、严重虐待被占领国和平居民、战俘的党卫军、国防军官兵，“特别行动队”成员，秘密警察骨干分子，集中营和灭绝营看守以及参与对“劣等种族”进行非人道的活体实验，以医疗手段大批杀害犹太人、吉普赛人、战俘和重病人的党卫军男女医生和护士等，共计10多万人。
纳粹战犯的确切数字究竟是多少？联合国和有关盟国均未提供口径一致的权威资料，但享有国际声誉的追缉纳粹战犯的民间组织——设在美国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认为，以上三类战犯的总数合计为15万人左右，其中至少包括近2万名党卫军官兵（其中又包括上万名纳粹集中营的男女看守）和7万名秘密警察。
估计在纳粹战犯中，女性至少占到十分之一，她们主要是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女看守，纳粹党政机构中的中层以上官员，参与杀害囚犯和战俘的党卫军女医生、护士，从事“种族卫生、无痛苦死亡”与活人实验的女科学家、女教授，特别行动队中的女性。但是，在甲级战犯中，只有2位女性：宣传部长戈培尔之妻、希特勒的密友玛格达·戈培尔和纳粹妇女组织全国首领汉娜·莱奇。
值得指出的是，在乙、丙级战犯中，有不少非日耳曼人，他们是纳粹德国的仆从国中为虎作伥的法西斯组织的成员——例如克罗地亚独立国的乌斯塔莎分子、弯刀党卫师，苏军叛徒弗拉索夫组建的俄罗斯民族解放军，罗马尼亚的铁卫军，匈牙利的箭十字团，法国、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克兰、斯洛伐克、摩尔多瓦等国的伪警察和伪民团组织，均曾大规模屠杀过当地犹太居民、吉普赛人或东正教徒。
突出的事例有克罗地亚的法西斯组织——乌斯塔莎分子建立的雅塞诺瓦茨集中营，号称“巴尔干的奥斯维辛”，估计有近60万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塞尔维亚人在此惨遭杀害，已赶上纳粹第三大的灭绝营——贝乌泽次灭绝营的杀人规模；曾在纳粹集中营充当看守并残酷虐杀囚犯的乌克兰人德米扬尤克，折磨、杀害囚犯的花招比党卫军看守还多，也更残忍。
这些非日尔曼人犯下的暴行，往往也不亚于他们的德国主子。身份特殊的战犯不要以为纳粹战犯都是些面目狰狞、舞刀弄枪的武夫，其实，许多纳粹战犯却是满腹经纶、技艺高超的专家，并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头衔。他（她）们当中有科学家、教授、医生、护士、艺术家，其中不乏年轻美貌的姑娘和少妇。但是，希特勒和纳粹党扭曲了他们的灵魂，他们以不择手段地为纳粹德国扩大“生存空间”及根除“劣等种族”为己任，他们的知识、技能、医术等，自然而然地沦落为杀人的利器。
因此，美国驻德占领当局组织对乙级战犯的审判案中，第一个便是对卡尔·勃兰特等人的“医生审判案”。克劳贝格、舒曼等纳粹集中营医生都是著名的妇科专家，但他们却假借“妇科检查”之名，对数千名女囚进行绝育实验，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们的生育能力甚至生命；纳粹药剂师克劳修斯为研制高效避孕药，强制女囚服用大剂量的激素，一次就害死了200名苏军女战俘；
纳粹医师克莱尔，以注射预防针为幌子，将长针刺入12000多名囚犯的心脏，与明火执仗的刽子手并无二致。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党卫军女医生赫尔塔·欧勃豪泽尔，20多岁就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头衔，但她几乎从不给囚犯诊病，她热衷的是挑选出尽可能多的女囚进行可怕的取骨、换骨和接骨实验。经过她手的女囚，即使未死，也会留下终身残疾。她的日常工作还包括挑选出失去劳动能力的女囚送进毒气室，注射毒剂杀死病重的囚犯或新生的犹太婴儿，对孕妇实施强制流产，给未成年的吉普赛女孩强行摘除卵巢。后来，她成为医生审判案中唯一的女被告。如果她不是女性，很可能被判处绞刑。
纳粹女护士玛格雷特·顿科夫斯基，凭着美貌与热情，总能不太费力地将饭食喂入病人口中，或把灌肠剂输入病人体内，而此前她分别放入了致命的毒药。200多名病人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死在她手中。米勒·安德雷阿医生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他为了得到精美的用人皮做成的艺术品，竟电死了上万个肤色姣好的少女和少妇，其中一些人在死前还被他和同行们夺去了童贞。
施潘纳教授自称从未杀过人，他辩解说，他的工作不过是从被杀死的囚犯们身上提取脂肪用以制造肥皂。但正是因为繁荣的肥皂“工业”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料”，才加快了集中营当局杀人的步伐。里特教授和他的两位女助手是纳粹德国研究吉普赛人生理和心理的权威。为了保证不发生“种族污染”，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没有忘记给作为试验对象的33名吉普赛儿童做阉割或绝育手术，并在完成实验后，将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作为“废料”交给奥斯维辛集中营，导致这些儿童第二天就被赶进毒气室。
三、大批战犯逃脱法网
二战结束后，盟国曾对纳粹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与严厉惩处。但是据统计，受到审判和惩处的纳粹战犯实际上竟不足战犯总数的三分之二。而且，即便是受到审判的纳粹战犯，只要未被立即处决，他们日后的命运也往往会大有改观。
例如：早在1949年，美国驻西德最高长官克莱将军便亲自下令，将党卫军前副领袖卡尔·沃尔夫等已判无期徒刑的要犯减刑释放了。在“特别行动队案件”中被判处极刑的15名双手沾满和平居民鲜血的主犯，最终只有4人被执行了死刑，其余11人均被改判15年以下监禁，有些人随后还获准保释出狱。
战后很快到来的冷战，使原来的盟国分化为东、西两大对立阵营，审判战犯的工作被推迟，西方国家审判战犯的工作变得虎头蛇尾，对战犯们的量刑也大大放宽了，许多战犯只受到象征性惩处，甚至被大批宣布无罪释放。
美国人对于抓捕到的战犯中的核物理学家、生物学家、航空医学家、尖端武器设计师、高级情报人员等，除因参与杀害集中营囚犯而臭名昭著的阿图尔·鲁道夫一人外，不仅全部豁免了他们的战犯身份，而且按专家待遇予以留用，准许他们加入美国国籍，突出的一例是后来成为美国“航天医学之父”的纳粹医生胡贝图斯·斯特鲁格霍尔德，他在达豪等纳粹集中营策划的高空高压实验，曾造成上百名囚犯在肺部大出血后极其痛苦地死亡，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鬼，战后被定为乙级战犯。英国、澳大利亚也曾庇护和录用了数以百计的身为科学家、设计师的纳粹战犯。
不仅如此，在美国的默许和庇护下，前纳粹重要情报官员盖伦竟然担任了西德联邦情报局局长，原纳粹高级将领斯派达尔和豪辛格也在北约总部中担任起要职，原纳粹骨干格罗布克、奥伯伦德和克拉夫特则担任了西德联邦政府中的部长或部长级国务秘书。
1955年下半年，苏联也放弃了坚持多年的“苏联政府早已将全部在押的德国战俘释放，现在关押的只剩下战·犯”的立场，将一批原本作为战犯判处重刑的9626名乙、丙级战犯作为因特殊原因滞留的战俘释放回西德或东德，其中竟包括声名狼藉的纳粹医生卡尔·克劳贝格，他在奥斯维辛、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专事绝育新方法试验，致使上千名女囚致病、致残、丧失生育能力甚至痛苦地死去，民愤极大。
只有民主德国对待纳粹战犯的严厉态度是始终如一的。直至1966年，他们还顶着“违反人权”的外部压力，断然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杀人医生弗里茨·菲舍尔处以极刑，并将一批被西方“从宽”处理、民愤极大的集中营男女看守重新逮捕入狱。截止至70年代末，真正被各国立案审判并最终判决的纳粹战犯不足5万人，其中被处死刑和死于狱中的合计不过数千人，大部分犯罪嫌疑人不是重罪轻判就是被提前释放，有些嫌疑人甚至根本未予立案，更有些干脆漏网，逃之夭夭。
例如，前索比堡灭绝营和特列勃林卡灭绝营的长官弗兰茨·施坦格尔、罪大恶极的纳粹医生门格尔、以不科学的人工流产手段和滥施外科手术肆意残害男女囚犯的“死亡医生”科尼希、毒气车的发明者瓦尔特·劳夫等著名的乙级战犯，均得以在逃脱法网后终其余生。罪行累累的马依达奈克集中营副看守长赫尔米娜·莱扬，是1943年11月3日屠杀18000名犹太囚犯大行动的策划者和现场指挥者之一，1979年虽在被抓获后判处无期徒刑，但服刑10年左右即因两德统一被保释出狱。
至于那些被称为“果酱杀手”的“T-4护士”，因为她们的作案手法很阴险，是借助注射、灌肠、喂药等正常医疗活动之机以毒药杀害无辜病人（包括儿童）的，故不易被局外人察觉；她们为数不多，又作过保密宣誓，外界知情者极少。因此，直至1964年“勃兰登堡疗养院审判案”开始，才被揭露出第一批14个案犯。而且，她们中的不少人当时已年过六旬，西德又早已废除了死刑，故此受罚也较轻。
纳粹战犯犯下滔天重罪，自知难逃惩罚。早在1944年德国败局已定后，希姆莱一伙即背着希特勒，妄图与西方单独和。遭拒绝后，不少罪恶累累的纳粹分子就开始串联，谋图潜逃，并取得梵蒂冈一些教士和一批同情纳粹的国内外居民的支持，组建了组织严密、财力充裕、拥有武装保护的“蜘蛛”、“奥德萨”等秘密团体，开辟了一条秘密通道，专事将漏网的纳粹骨干隐蔽地送上海轮，送往同情第三帝国的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潜藏起来。这一途径大概使上万名战犯逃脱了惩罚，其中包括甲级战犯、纳粹党全国党务总管鲍曼，秘密警察头子缪勒，秘密警察驻法国里昂的头子巴比，里加屠夫罗施曼，毒气车的发明者劳夫，大屠杀前线总指挥艾希曼的副手布鲁纳等。
“奥德萨”还帮助一批战犯潜逃到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以及澳洲。另有不少于此数的大批纳粹分子，趁美国对欧洲难民放宽入境手续之际，化装成难民大量潜入美国，其中许多人日后还加入了美国籍。以“恐怖的伊万”闻名几个纳粹灭绝营的乌克兰籍战犯伊万·德米扬尤克就是此时潜入美国的。1988年前后，他的罪行被媒体曝光，很快被以色列政府引渡回去受审，并处以极刑。
前文提到的纳粹集中营女战犯赫尔米娜·布隆施特奈尔则是通过嫁给美国驻奥地利占领军军士莱扬，变成莱扬夫人而定居美国并获得美国国籍的，一直潜藏到1973年才被一名前集中营女囚揭露，引渡回西德受审。五六十年代，苏联政府曾向美国政府递交了一份100余名当时已定居在美国的苏联籍战犯的名单，其中包括白俄罗斯傀儡政权首脑拉多斯拉夫·奥什托罗夫斯基和伪“陆军部长”弗兰茨·库谢尔，要求引渡，但被美方拒绝。
据美国司法部门估计，二战后大概有1万名纳粹分子披上美国公民的合法外衣在美国定居下来。另据其他专家分析，潜藏在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的纳粹战犯也有万余人；中东地区有数百名纳粹战犯藏身，其中包括制订和组织实施“无痛致死纲领”的罪魁祸首之一的维尔纳·海德医生；非洲亦有数十人。藏匿在澳洲的纳粹战犯，不仅有德国人，还有不少原克罗地亚乌斯塔莎组织分子，其中一些人身上沾满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的鲜血。
然而，自上世纪60年代起，许多国家已明文规定不再追究纳粹战犯的罪责。同时，受害者和证人又在不断逝去。因此，要揭露隐藏战犯的真面目，无疑是极端困难的。
四、再掀追捕高潮
西方大国对纳粹战犯的庇护和苏联政府的退让，引起国际民主进步势力的不满，更激起战争受害者的无比愤慨，并由此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潮流。人们强烈要求将一切在逃的和漏网的纳粹战犯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同时，令纳粹战犯闻风丧胆的以色列情报机关在世界各地频频出击，连连得手，给予国际反纳粹战犯运动以很大的激励和鼓舞。
以色列入以高超的技能，将乙级战犯中名列前茅的大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从阿根廷缉拿回国；将另一个重要战犯弗兰茨·拉德马歇从中东缉拿归案；在乌拉圭将“里加屠夫”库克斯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入地狱。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一个追捕和惩办纳粹战犯的新高潮逐步兴起。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追缉纳粹战犯而孤军奋战的民间机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受到各国正义力量的关注和支持。它先后为缉拿至少千余名纳粹战犯提供了重要线索。在国际进步势力的围追堵截下，纳粹战犯终日惶惶如丧家之犬。
曾以注射手段杀人并剥取人皮制作精美工艺品而臭名远扬的重要女战犯科赫夫人，自感出狱无望，于牢房中自缢身亡。“死亡医生”门格尔东躲西藏，在心力交瘁中，淹死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海滨。就连号称神通广大的“奥德萨”，也不知何时土崩瓦解了。
到了八九十年代，这一高潮依然方兴未艾。法国一位集中营遇害者的后代克拉斯费尔德夫妇，在本国反纳粹战犯组织的大力协助下，将“里昂屠夫”克劳斯·巴比揭露了出来。意大利政府将“山洞大血案”的主要刽子手、党卫军上尉普里布克引渡归案。在这一洪流的推动、鼓舞下，曾对追捕纳粹战犯不够积极的英国，自1991年5月以来，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加强缉捕纳粹战犯的法律。素以同情纳粹闻名的阿根廷，也表明了坚决同潜藏在本国的纳粹战犯斗争到底的立场。俄罗斯也改变了过去单独缉拿战犯的做法，加强了同其它国家的合作，主动向有关国家开放大批涉及纳粹战犯的珍贵档案资料。
在国际反纳粹战犯浪潮的推动下，到了90年代，绝大多数乙级战犯的罪行已基本查清，大多数乙级战犯已受到应有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