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身处牢狱之中的谭嗣同在候刑期间题诗一篇，临行前的绝唱响彻了整个变法界，也震动了岌岌可危的中国。
如果在变法维新的道路上必须有人做出牺牲，谭嗣同会毫不犹豫地冲向那心中孕养的光明之地。事实上，谭嗣同的确是这么做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9月28日，年仅33岁的谭嗣同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义士还有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林旭、杨锐等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作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人"的谭嗣同，也有着一段为世人所不解的政治提议，为变法而牺牲自主意识中的"国家累赘"。
眼光的局限与内心格局的狭小曾让谭嗣同提出"卖掉新疆和西藏，拿钱还掉大清2亿欠款，剩下的钱财用于变法。"时势造人的同时也注定了人类在某种预判上的失误和无力。
英雄爱国之心的启蒙
同治四年（1865年），谭嗣同在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出生。五岁时曾患重病，昏死三日后又得复生，遂取字复生，或许这也在冥冥之中预示着谭嗣同的不凡一生。
10岁时，身为湖南浏阳人的谭嗣同在浏阳拜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老师的教学影响下，谭嗣同受到了王夫之思想的洗礼，逐渐地产生了坚定的爱国信念。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谭嗣同与当时许多期盼着国家能够有着更加完善的制度与强大力量的青年才俊们一样，意气风发，崇尚英雄。
希望在祖国的发展之中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反感八股文的谭嗣同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四字，不拘泥于古板、毫无生机的封建制度，向往心中所学大道这一打破陈规的思想在他身上展露无遗。
广泛的求学经历
光绪三年（1877年），谭嗣同从师涂启先，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古代典籍，与此同时，他还接触一系列自然科学理论，在思想中有着中西方文化相结合的特点。
光绪十年（1884年），谭嗣同开启了自己的游历之旅，穿梭于祖国的大江南北，观察风土人情，结识各地有志之士。
光绪十四年（1888年），谭嗣同在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进行广泛地阅读。在多年忙碌的生活中逐渐慢下脚步，深入地研究曾经一眼万年，铭刻心间的王夫之等人著作。
在不断地充实与丰富自己中，谭嗣同被民主主义思想与唯物色彩所吸引，广泛地搜罗西方科学、历史政治、地理环境等书籍，汲取其中的精华与可取之处。
维新之志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随着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30岁的谭嗣同对这类丧权辱国的行为深感痛心，满怀忧愤之下以家乡为起始地点，努力地呼号变法，创立新学。
在他的心中，变法的种子日益根深蒂固，要想中国不再任人宰割，就要让国家整体做出改变。谭嗣同在众多维新志士的支持下，倡导创办了时务学堂，加强并巩固了其中的维新派力量。
在协助学堂总教习梁启超的同时，大力地宣传变法革新论，将《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具有民主主义理论意识的书籍分发给学生们，灌输革命思想。
在其致力推行下，新政初显成效，湖南省的面目焕然一新，展现出从未有过的生机与朝气。感知到世界先进力量与思想的影响力。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唯有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革，方能救亡图存。这是谭嗣同在多年纸上所习与实践所得出的结论。
自我箍禁中的错误决策
为变法牺牲，从容果决赴死的谭嗣同曾于1894年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写到：
如今大清国的国力，早已无法坚守住新疆和西藏这两个过于广阔的地域了，不如就将新疆卖与俄国，将西藏卖与英国。一来可以将卖地得来的钱财还清国家的欠款，二来余款还能用作变法，更有利于国家的强大。
此类想法在左宗棠与李鸿章二人的海防塞防之争中就曾出现过，其中塞防的争论点在于左宗棠认为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在已被沙俄与英国架上屠刀时，如果不能及时地收复新疆，唇亡齿寒，中国的伤口将会溃烂进而一发不可收拾。
在历史的辩证与实现中足以表明，国家领土是圣神而不可侵犯的，一时的"聪明"并不能得到长远的保障。谭嗣同的主张显然未表现出较大的格局，即使在当时的情势之下他的想法是建立在对国家的"保全"之上。
换而言之，谭嗣同这一主张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下暴露了变法党派的致命弊端，也预示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与维新人士的命运。
一味地在围绕清政府制度下做出改变是无用的，随着英国革命的到来，世界各地的非同步发展形势直接导致了文化、军事、政策上的全球风暴。
成功的中国革命道路足以表明：只有推翻封建专制主义，成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政策，才能使这个古老、充满底蕴的国家继续繁荣昌盛下去。
先锋之人的后世评判
谭嗣同有着这样的认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有之，请自嗣同始。在之后将近100年的民族变革中，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自抗战到新中国成立，不断的历史翻新，打破与重建里皆有牺牲与流血环绕着，无一例外。
谭嗣同在当时封建制度下以颈血洗刷腐政的精神为后世立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当时清政府腐败的朝廷制度下发射了创新、接纳的朝阳。
这种变革精神激励了一代代的革命先驱者们。尽管谭嗣同曾在国家领土方面提出了不利于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策略。但在限定背景下敢为人先，为义舍生忘死的事迹仍然足以证明其风骨。
文/林伯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