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理国家方面，毫无建树的嘉庆，最明显的标记就是乏术和平庸
嘉庆是清朝的一个年号，在乾隆之后，道光之前，共计二十五年。
公元1795年10月3日，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立爱新觉罗.颙琰为皇太子，并下令从公元1796年2月9日开始改用“嘉庆”年号。
公元1796年2月9日（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清高宗传位给颙琰，正式退位，颙琰正式即位。爱新觉罗·颙琰就是清仁宗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任皇帝，翻阅清朝正史，几乎找不到关于对嘉庆皇帝荒淫、贪婪、昏庸、阴险行为的记载；翻阅清人野史，也查不到关于他的哪怕一件风流事。就是这样一个品格端方、为政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的人，却成为清朝十二帝中最没有特色、没有个性的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毫无建树的嘉庆皇帝，身上最明显的标记就是乏术和平庸。那么，为何乾隆皇帝会把皇位传给他，把偌大一个帝国托付给他呢？
其实，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颙琰做接班人，还有一个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不想放权。尽管乾隆皇帝曾有过“朕八旬有六归政”“不敢与皇祖六十有零的年数等同”的誓言，但等他年老昏聩的时候，越发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一丝一毫也不肯相让，哪怕这个与自己分羹的人是自己的亲儿子。如何做到“退而不退”，如何在有生之年继续风光地把持朝政，这是乾隆皇帝在风烛残年时最关心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选择一位恪守仁孝、老实巴交、唯父命是从的接班人，而颙琰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果然，乾隆皇帝在传位的同时，明确宣布：“凡遇军国大事和用人事宜，决不会置之不问，仍要亲自处理。”退位后，乾隆仍然自称为“朕”，他的谕旨称为“敕旨”；对前来进贡的朝鲜使者有板有眼地说道：“我虽然归政，但大事还是我办！”；他借口已经在养心殿居住了六十年，只有这里才“安全吉祥”、便于召见群臣，无论如何也不肯搬出去；为了限制嘉庆，他还一度上演了“传位不传玺”的闹剧；本来嘉庆即位改元后，全国上下应该统一使用嘉庆新历，可宫廷中还是用乾隆年号，如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新皇帝即位后，钱币应该改铸“嘉庆通宝”，可那几年却是乾隆、嘉庆两个年号的通宝各铸一半。在父皇的淫威下，以仁孝著称的嘉庆皇帝，只能没头没脑地做了几年有名无实的“二皇帝”。
不能否认，颙琰还是很有资质的。他勤奋好学，六岁读书，十三岁通五经，之后，跟从多个师傅学习今体诗和古体诗，文化基础非常坚实。尤其是在从十四岁被秘密立储，到三十五岁登基的漫长的二十多年中，他经受住了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乾隆皇帝的时时观察和种种考验，并最终被确立为下任皇帝，都说明颙琰的品质与才干绝非等闲。不过，他的这种品质才干，用在恪守仁孝、唯命是从、按部就班、因循守旧等方面还算说得过去，但用在安邦治国、开拓进取上就会显得异常地苍白无力。
如果天下安定、歌舞升平，凭嘉庆的能力做一位贤明的太平君主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乾隆后期，国库衰竭、国力衰弱，朝廷政治腐败，官场贪贿成风，各种矛盾一触即发，沉醉于“康乾盛世”光环下的大清帝国“外面看着轰轰烈烈，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就迫切需要一位有着刚猛手腕、铁血政策的“能君”来扭转乾坤、力挽狂澜。可惜嘉庆皇帝没有遗传到前面几任皇帝治国能力和开拓气魄的基因，虽然勤政图治，一心想着有所作为，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位忠厚老实、波澜不惊的守成君主。
嘉庆皇帝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嘉庆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却不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他在位期间，土地高度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农民大量破产、流亡，政治比乾隆后期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川、楚白莲教和鲁、豫天理教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纷纷爆发。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
因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把原本强盛的大清帝国折腾出衰败迹象来的乾隆皇帝，至死也不承认他的统治出现了危机，他甚至还在发着“大清帝国，谁与争锋”的高烧，甚至认为自己留给子孙的仍旧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种对当时形势掩耳盗铃似的错误估量，不可避免地导致他在确定接班人问题上的错误选择。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为了贪图虚荣、操控权力，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私利，把皇位传给了一个不足以成大器的儿子，把有着二百多年基业的大清帝国交给了治国乏术、政治平庸的嘉庆皇帝，使大清王朝由兴盛转向衰落，最终沦落为被列强任意侮辱和践踏的殖民地。与其说大清帝国衰败在嘉庆手里，倒不如说是腐朽在乾隆手里。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前车之鉴，或许能给后人一些深思和启迪。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