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一直都离不开这一主旋律。
哪怕到了明清交替时期，清军也是经过长达十八年的战斗，才终于将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彻底覆灭。
至此，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以及中国最后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正式形成，社会发展进入全新的时刻。
在清朝统治前期，每一位帝王都致力于对外扩张以及收复失地。
尤其是清康熙皇帝，平三藩、收台湾、驱沙俄，其功绩在所有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皇帝之中，也算得上名列前茅。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清军统一天下以后，却从来不敢踏足一座城市，甚至一直到清朝覆灭，都没有对这座城市的发展横加干预。
这座城市便是澳门，通过对《清实录》中的记载分析就可以知道，清朝治理天下的过程之中，似乎就对中原以及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方式。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呢？相较于整个大清王朝而言，不过是弹丸之地的澳门，又为何会让清朝如此“忌惮”？
这一切还要从澳门的由来和发展开始说起。
澳门在中国古代封建历史发展进程中，曾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毋庸置疑的一点。
甚至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正式迈向近代的门槛，也是从澳门这座城市开始。
可回首过往，早在十五世纪的时候，澳门的发展就已经随着欧洲的变化而变化。两个毫不相干的地域，因命运的连接相互交织在一起，这才有了澳门的后来。
时间回到公元1497年，即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人达·伽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纳塔尔。等到第二年绕过海岸线，首次开启了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
随后，到了公元1511年，葡萄牙后续的航海家们则沿着达·伽马的航线继续前行，顺利进入马六甲地区，并在历经三年的发展以后，第一次登陆广东海岸。
那么彼时的中国人在首次看到葡萄牙人的时候，如何称呼他们呢？
尽管和唐宋时期的西方人拥有类似的肤色和面容，但对这些新来的外夷，国人的确没有足够的认知。于是彼时先辈们便合理借用了阿拉伯人对他们的称谓——“佛朗机”。
不仅如此，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国人都始终认为他们应该是来自马来半岛上的某一个部族。
原本葡萄牙人有义务解除这一误会才对，可为了获得明朝官方的贸易许可证，葡萄牙人们将错就错，冒充来自大明王朝在马来半岛上某一属国的朝贡使节。
自此以后，葡萄牙商人不断扩大对华贸易，而这也导致葡萄牙商人于地方官府矛盾重重。明朝当局不厌其烦的同时，也让葡萄牙商人感到十分痛苦。
好在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磨合，双方终于潜移默化地达成共识。既然问题无法合理有效地解决，那就通过寻找“中间人”的方式，将矛盾减小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葡萄牙人们起初将货物都囤积在浪白澳地区，企图借此为缓和地带。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地方实在不适合人类居住，于是他们开始从明朝官员下手。
以彼时的广东海道副使汪柏为例，葡萄牙人就清楚知道他究竟喜欢什么。长期投其所好以后，葡萄牙们终于成功获得在澳门建筑房屋的许诺。
当然，其前提就是要向中国地方政府上交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尽管这个条件十分苛刻，但在贸易的巨大利润加持下，葡萄牙人依旧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接受。
等到明末清初年间，当中原政权发生变动以后，葡萄牙人也需要为自己考虑后路。为此，葡萄牙人们通过支持南明的方式对抗清朝，并且以洋枪火炮宣扬自己的武力。
尽管这些举动最终都没能改变南明的命运，却让清朝认识到葡萄牙人的难缠。
那么清军最终不敢踏足澳门的原因是否如此呢？答案其实是否定的。
事实上，无论葡萄牙的武器火力多么先进，军队战斗力又有多么强盛，他们在澳门和清朝军队作战，永远是客场作战。
这意味着葡萄牙根本不可能发挥自己真正的战斗力，而彼时葡萄牙想要将澳门当成自己的殖民地，也根本就不现实。至于清军最终为何选择在澳门地区与葡萄牙人妥协，主要原因则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澳门远离清朝政治中心，清军的影响力实在有限。
葡萄牙在澳门地区的发展，就如同明嘉靖年间，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一样。只不过葡萄牙人远比倭寇更懂规矩，他们也更加明白自己根基不稳的缺点，所以葡萄牙人表现得更加老实。
也正因如此，当清军覆灭南明以后，葡萄牙人一直都尝试和清军谈判。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葡萄牙成功给清朝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印象，这让清朝在政治中心涉及距离较远的情况下，给予葡萄牙人一定的生存空间。
尤其是清政府也明白，真要集中力量对付澳门，虽然最终能够取得成功，但实在不符合清朝的发展利益。就这样，明清虽然发生了更替，但葡萄牙人的生存，根本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其二则是清朝以夷制夷的政治方针，现如今人们听到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词，往往都是在洋务运动中听到的一个口号。可事实上，早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清朝就已经有这样的发展认知。
彼时西方世界掀起殖民统治的浪潮，各个国家都为海外利益大打出手。尽管他们暂时没有对清朝造成威胁，但“天朝上国”也懒得和他们打交道。
如此前提之下，清朝既不想下场干预，又不想让这些“番邦外夷”闹得太厉害，于是便采用了以夷制夷的方式来管控澳门地区。
尤其是1622年（即明朝天启二年），荷兰联合英国一同发兵澳门，最终被葡萄牙联合西班牙打败的事例在前，清朝更加笃定这一政策的合理性和“前瞻性”。
换句话来说就是，彼时的葡萄牙人已经成为了清朝制衡西方各国的一个重要力量。
只是清朝不知道，一把剑太过锋利，最终很有可能会伤害到自己。
尤其是执剑人没有任何“武艺”的情况下，利剑嗜主再正常不过。更何况葡萄牙和清朝，一直都像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清朝势弱之时，葡萄牙自然会“自强不息”。
其三，葡萄牙最聪明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清朝统治表现得十分老实，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清朝统治者们的虚荣心。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关税、司法以及行政等方面，葡萄牙都从以往服从明朝的约束，转变为服从清朝的约束，将自己视为清朝最忠实的臣属。看到葡萄牙这么懂事，清朝统治者也最大化地给予了他们自治权利。
因此，澳门地区在清朝统治中国的过程之中，其实更像是一个由清朝管控的外国商人自治社区。只要葡萄牙人没有表现出任何逾矩的行为，清军自然不会自讨没趣。
一直等到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清军才终于明白自己的想法究竟有多愚昧。哪怕洋人在海上“孤立无援”，依旧能够凭借坚船利炮，轰碎清政府腐朽落后的国门。
其四，清朝对政治力量的判断以及大臣们的斡旋，清军入关以后，除去联合吴三桂与李自成打了一场硬仗之外，几乎就没怎么遇到大的困难。
可即便如此，清政府依旧明白天下未定之际，每一支政治力量的重要性。刚好，彼时清军除去对葡萄牙人武器先进以及偏安一隅的认知之外，再没有多余的了解。
在自认为能够彻底掌控澳门以及葡萄牙的情况下，清军选择默认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自治权。
除此以外，大臣汤若望等耶稣传教士的斡旋，更是让清军清楚明白了葡萄牙的态度。清朝承袭明朝对澳门的管理制度，向葡萄牙表明自己才是入主中原的全新统治者，反而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结合以上几点就能看出来，清军之所以不敢对澳门动兵，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葡萄牙的不了解，以及自我太过良好的认知。
就如同乾隆皇帝“天朝上国”的言论一样，哪怕到了道光皇帝期间、哪怕已经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样不平等的条约。清朝统治者们依旧自我感觉良好，着实让人难以理解。
再加上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们固有的思维：“率土之滨，莫非王城”，这也让清朝上下都认为没有必要对澳门大兴刀兵。
由此可见，当一个国家与世界脱轨，将自己彻底封闭之后，势必会为自己的落后和愚昧付出惨痛的代价。
只可惜这些代价，都被清朝统治者们“巧妙”地转移到国家身上，也实在令人义愤填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