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发现了纳粹屠夫艾希曼？-今日新鲜事

艾希曼在出席对自己的庭审

1960年5月，纳粹战犯、“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捕。随后，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其进行了一场全球瞩目的审判。在世界面对种族灭绝这一仍在持续的行为并思考幸存者命运的时候，这场审判成为全世界司法程序的试金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法律和道德框架，使我们能够直视“恶”的问题。

著名历史学家利普斯塔特详述了艾希曼审判的过程，并对汉娜·阿伦特等哲学家在犹太人大屠杀方面的学术研究进行了补充论证，深入分析了大屠杀幸存者的意义和对后世的影响。《艾希曼审判》一书结合了历史视角和当代紧迫性，在叙述中注入了扣人心弦的情节。

是谁发现了纳粹屠夫艾希曼

文| 德博拉·E. 利普斯塔特

来源 | 《艾希曼审判》

是谁找到了艾希曼？事实上，决定性的信息来自三个看似不可能的人。

罗塔尔·赫尔曼（Lothar Hermann），一个几乎全盲的半犹太血统德国人，在集中营里挨过了一段时间后于1939年逃到了阿根廷。出于对阿根廷内众多的纳粹支持者的恐惧，他隐藏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

他的伪装如此成功，以至于该事件中的第二名关键人物——他十多岁的女儿西维亚（Sylvia），她显然对父亲的犹太血统一无所知能够和前纳粹军官的儿子愉快地约会交往。

第三名关键人物是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一名来自斯图加特的犹太律师，曾被关押在集中营，但设法在1930年代逃离了德国。直到德国入侵，他一直待在丹麦，接着又在瑞典度过了余下的战争时光。战争结束后，由于他清楚地了解“前”纳粹占据了阿多诺政府中的许多关键职位，所以他所做之事是许多人——尤其是犹太人——所不能理解的（如果并非不能原谅的话）。他非但返回了德国，而且还接受了一项政府的任命，成为黑森州的检察长。他的同僚们是曾忠诚效力于第三帝国，现在又自然而然地转而为联邦共和国服务的德国人。（其中一些法官与检查官在为第三帝国工作以前还曾为魏玛共和国服务，显现出惊人的适应力。）鲍尔忍受了这一切，因为他想要为德国重建一个合理合法的司法体系出一臂之力，并将纳粹战犯绳之以法。

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天，西维亚·赫尔曼向她的家人介绍了自己的新男友克劳斯·艾希曼。虽然阿道夫·艾希曼使用了假身份，但他的儿子还是沿用了其姓氏。克劳斯向西维亚一家吹嘘说，自己的父亲曾经是武装党卫队的高层官员，并表示德国人应该完成他们灭绝犹太人的工作。虽然罗塔尔对此惊骇不已，却决心不表明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并保持了沉默。

如果不是随后出现在《阿根廷日报》上的一篇报道，故事也许到此就结束了。在描述德国对主要战犯的第一次审判所做的准备时，这家阿根廷的德语报纸提到了仍旧在逃的艾希曼，把他列为主要战犯之一。当洛塔尔读到该文时，他想起了西维亚那名男友所提及的事，并怀疑这个年轻人就是艾希曼的儿子。克劳斯对于他父亲的经历总是含糊其辞，并且拒绝告诉西维亚他家里的地址，而是强迫她通过一位两人共同的朋友来与自己联系，这些事实进一步加重了洛塔尔的怀疑。他清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德国大使馆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前纳粹分子，因而决定不将自己的疑虑告知他们。事实上，鉴于艾希曼持有德国护照的妻子与儿子就在阿根廷，这些德国官员很可能知道艾希曼此时就在这里。

洛塔尔写信给正在处理此案的法兰克福的检察长的办公室，而没有向阿根廷的德国大使馆求助。他的信落到了弗里茨·鲍尔的办公桌上。鲍尔对此感到好奇，要求赫尔曼确定艾希曼的地址。赫尔曼一家便策划出一个方案。西维亚跑到了克劳斯居住的那个破败的街区，四处打听并最终锁定了艾希曼的家。在这幢经年失修的房子里，一位自称是克劳斯叔叔的中年男子接待了她，并请她在这里等克劳斯回家。西维亚与他谈论了自己的功课，对于语言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计划。当克劳斯回来时，他立马提议说带她去公交车站。在他们离开时，他向中年男人道“再见”，并称呼其为“父亲”。随后年轻的情侣在公交站分别。假如克劳斯发现了她的意图，她很可能会被附近与艾希曼家的男孩有联系的新纳粹和右翼团体伤害。

青年时代的艾希曼

在从赫尔曼家得知了（艾希曼的）地址后，鲍尔认为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了。他不愿求助于德国安全机构或者他在司法系统中的同僚，因为鲍尔怀疑他们出于对纳粹的同情可能会警告艾希曼。他决定（即便他是一名西德的司法工作人员）将这一消息通知以色列并且允许对方的安全机构进行调查。鲍尔得到了黑森州州长格奥尔格·奥古斯特·津恩的支持，并告知了州长自己所做的工作。鲍尔的决定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阿根廷对待纳粹战犯的不容乐观的历史记录。几个月前，德国政府告知阿根廷，有充分理由相信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博士正藏身于该国，并想要将他引渡回国。阿根廷政府称（很有可能是谎称）他们并不知道其所在。更有甚者，他们告诉德国人，由于门格勒的罪行是政治性的，故不符合引渡的条件。在此期间，门格勒消失了。

有关艾希曼的信息送达了以色列安全机构（摩萨德）的领导人伊赛尔·哈尔（Isser Harel）手中。由于忙于其他安全事务，他并没有认为此事具有最高的紧急性。时隔四个月之后，哈尔指示一名恰好在阿根廷的以色列特工去核实艾希曼的地址。这名特工走过那个街区后，鉴于其破败荒芜的状态，认定这不可能是一名曾有渠道染指犹太人财产的纳粹高官的家。当鲍尔得知了这次消极怠慢的行动，便坚持让哈尔派特工伪装成德国官员亲自去见赫尔曼。到那时他们再来评估其消息的可信度。

哈尔又一次耽搁了几个月才要求一名即将因其他事务去往阿根廷的特工拜访赫尔曼。工作人员到了赫尔曼家后，却发现给他们提供线报的人已经完全失明了，这令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本打算无视这整件事，直至与西维亚交谈。她对与克劳斯“叔叔”相遇的细致描述吸引了他，并希望他们能继续探查。赫尔曼一家核实了登记在艾希曼家住址的房产，发现这块土地是由一位姓施密特的奥地利人所有，但公用设施的钱款由名叫里卡德·克莱蒙特的人支付。赫尔曼推断，施密特就是艾希曼，并且提出了一个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即艾希曼接受了整形手术以伪装自己的外表。以色列方面很快就认定赫尔曼的推断是错的，并丢下了这个案子。如果鲍尔没有在此期间从另一个渠道得知（现在叫克莱蒙特的）艾希曼目前的确住在阿根廷，整件事或许到此便要告终了。

就在这个时刻，曾毕生致力于追捕纳粹的图维亚·弗里德曼，险些无意间破坏了所有的努力。1959年，在听说艾希曼身处科威特后，他将此消息透露给了报社。全球都把它作为头条新闻。鲍尔和以色列的密探都担心，这可能会令艾希曼发觉自己正在被搜捕，从而令其逃跑或改换另一个新身份。

1959年12月，鲍尔计划访问以色列。他对哈尔的犹豫不决感到气愤，便向以色列总检察长海姆·科恩表示抗议，于是后者召哈尔来会谈。在狠狠批评了以色列的缓慢进展，并表示一个二流的德国警察甚至可以做得更好后，鲍尔告知哈尔另一提供了情报的人也将艾希曼与克莱蒙特联系在一起。鉴于两个独立的情报来源都证实了同一消息，哈尔的态度即刻转变了。随后他很快便派遣了摩萨德的主审官茨威·阿罗尼前往阿根廷去确认艾希曼的身份。

阿罗尼拿到了艾希曼的照片，并且确认他和里卡德·克莱蒙特的确就是同一个人。当本——古里安获悉此事时，他马上决定应当立刻逮捕艾希曼，并将他送到以色列接受审判。得到本——古里安开的绿灯后，哈尔集合了一小群“志愿者”，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恰好是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成员，或者和安全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利用假护照进入阿根廷，租用了房屋、车辆，追踪到了艾希曼，并且策划了逮捕计划。他们很快便发现，艾希曼一家已经搬到了一处更加寒酸的屋舍。这处自己建造的空心砖的房子，没有通电也没有自来水，位于加里波第大街一处与世隔绝的陡坡上。艾希曼选择这个地方或许是因为任何接近他的人都能被轻易地看到。然而，虽然与外界隔绝的位置提供了私密性，却也同样阻断了邻居向这家人发出警报的可能性。

每天晚上，艾希曼乘公交车从他工作的梅赛德斯——奔驰装配厂下班回来。他在离家几百米的公交站下车。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特工们在公交站和他家之间停了两辆车。其中一辆打开了发动机罩。被指派去抓捕艾希曼的特工们围在发动机前，装作在检查汽车故障。另一辆车沿街停着，面对着第一辆车。当艾希曼接近“有故障的”车时，第二辆车的司机打开车灯，成功地让他暂时性失明。近身战高手彼特·马尔金和另一名在“有故障的”车边上的特工突然袭击了他。当他们扭作一团时，艾希曼喊叫起来，马尔金描述“那就像被逼到绝境的动物的原始哀嚎”。艾希曼被绑缚到一辆车上，带到了一处“安全房”中。小队中的其他成员重新改造了房间，以造出一间用于关押犯人的内室。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指挥行动的哈尔被告知，所有行动都进行得毫无障碍。他使用密码发电报给本——古里安，告知他艾希曼已被抓住了。

艾希曼（被圈出）藏匿时的工作合照

以色列人不知道的是，这次行动并非取得了如他们所认为的彻底成功。阿根廷秘密警察显然知道艾希曼的身份并且紧盯着他。在实施绑架的当晚，一名卧底密探便尾随着他。他看到了三个人将艾希曼抓住、制服并绑进了一辆车中。在此之后，密探尾随该车到了关押艾希曼的安全房。秘密警察们还知道，绑架实施的几天前，一群以色列人进入了阿根廷，并正在从事某些秘密行动。当然，这次被说得活灵活现的秘密行动只是一个秘密。如果阿根廷政府的确知道此事，那么人们就会好奇为什么他们没有阻挠这次行动？他们是否因为艾希曼脱离了自己的掌控而感到解脱？在安全房里，艾希曼的逮捕者搜查了他们的犯人，以确保他没有偷藏着氰化物胶囊。之后他们依照鲍尔提供的文件中的信息比对了他的身体特征——头部尺寸、伤疤、眼睛颜色。所有的信息都匹配，除了牙科记录——文件中的党卫队军官有着一口完整的牙齿，而他们所逮捕的男子却戴着假牙。

艾希曼在庭审中

一些以色列抓捕小组中的成员十分吃惊地发现，他们所抓获的不是趾高气扬、生活奢侈的党卫队高官，而是瑟瑟发抖、穿着破旧衬衣、戴着假牙、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他们也震惊于其难以想象的顺从。有一次，马尔金和另一名同事带艾希曼去如厕。他们在外面等着。几分钟后，艾希曼问马尔金，“我可以开始了吗？”当他们说可以后，他才开始排便。看到艾希曼的行为，阿罗尼好奇这个男人是否可能“决定过我几百万同胞的命运”。阿罗尼对艾希曼进行了审问。

“姓名？”

“里卡德·克莱蒙特。”这是他在阿根廷所用的假名。

“之前的姓名？”

“奥托·黑宁格尔。”这是他在德国的化名。

“你的纳粹党编号？”

“你的党卫队编号？”

“45326。”另一个档案中的数字。

这时阿罗尼又重复了他的第一个问题。

“你的姓名？”

“阿道夫·艾希曼。”

抓捕结束了。

THE END

作者简介

德博拉·E. 利普斯塔特（1947— ），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顾问，自1993年起任教于埃默里大学现代犹太历史与大屠杀研究专业，2021年被提名为“美国管控与打击反犹主义特使”候选人。主要作品有：《否认大屠杀》（1993）、《审判史：与大屠杀否认者同庭之日》（2005）、《艾希曼审判》（2011）和《反犹主义：此时此地》（2019）。

媒体评论

艾希曼审判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利普斯塔特以难得一见的简洁语言，构建和探索了艾希曼审判所开启的道德困境的大门。她为记录20世纪最可怕和令人沮丧的事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华盛顿邮报》

利普斯塔特将这一事件还原成一部扣人心弦的法律剧，并将其描述成以色列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在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做出结论时，她是冷静而公平的。

——《纽约时报书评》

《艾希曼审判》既引人入胜又细致入微，任何不想翻阅八卷审判记录的人都应该读一读。

——《耶路撒冷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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