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内阁发展过程中，除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组成的三杨在政坛上大放异彩之外，还有一个三人组合同样不遑多让。《明史》中记载：“东阳以诗文引后进，海内士皆抵掌谈文学，健若不闻，独教人治经穷理。迁仪观俊伟，秉节直亮。”李东阳、刘健、谢迁三人同为内阁成员，每个人擅长的方面都各不相同，他们共同协助明孝宗朱佑樘促成了“弘治中兴”的盛世局面。
可以说弘治年间稳定的社会局面离不开这三个人的呕心沥血，内阁在此阶段发挥的强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弘治时期的内阁并非从始至终就是由这三人组成的，而是跟随历史发展逐渐显现出内阁成员的最佳人选。接下来，将以时间顺序归纳弘治时期的内阁是如何逐步显现出它的作用，成为明孝宗统治时期的有力辅佐。
形同虚设的初期内阁
内阁作为皇帝专属的“私人秘书”，在明朝的发展过程中权力与责任范围不断扩大，成为辅佐皇帝的最高决议机构。弘治元年到弘治五年，这段时间的内阁首辅是人称“纸糊三阁老”之一的刘吉，凭借着一手见风使舵的本领，成为朝廷中最后一个身居高位的旧臣，这段时间内阁的作用还是比较小的，主要体现在内阁首辅的不作为和内阁成员的谨小慎微上。
1.媚上欺下，自食恶果的刘吉
刘吉在内阁中稳坐了十八年，他没有高超的政治才能，也没有博学的才识和直言不讳的勇气，他所依仗的，便是自己看人的眼光以及排外安内的手段。明孝宗登基后，刘吉很快就看出了朱佑樘不是一味讨好与谄媚就能得到其宠信的皇帝，于是一改往日姿态。多次批评朝政，直言进谏，每次徐溥、刘健提出的意见他会在上面加上自己的名字，以这种方式试图显示自己并非无所事事的“混臣”。
但自幼在宫里耳濡目染了各种尔虞我诈的言语的朱佑樘早就看出了刘吉的本性，孝宗刚即位时对其长久积累下来的权势有所忌惮，因此直到五年后才开始疏远并强行让他告老还乡。如今的多本古籍中，都记载了刘吉因屡屡被弹劾，却因其卓越的伪装技巧而不失其位，甚至还能常常升迁，像棉花一样越弹越升，因此不少古书中都戏称其为“刘棉花”。
2.明哲保身，蓄势待发的徐溥
刘吉当权的这一时期，徐溥工作的主要重心还在于维持法制以保证社会的稳定，他与刘健、李东阳、谢迁为同僚，在政治上的倾向是有所趋同的。由于徐溥在弘治元年才进入内阁，刚开始的态度是有些谨小慎微的，但因其本身的品性高洁，在重用宦官和发兵安南等事上极力反对，让弘治初年的百姓们获得了休养生息的一段时期。
关于徐溥有一则这样的故事，小时候徐溥为检点自己的行为，效仿古人在桌子上放了两个瓶子，每次存善念行善事的时候便放一颗黄豆，有了不当言行的时候就放一颗黑豆。一开始黑豆的数量远超黄豆，后来黄豆的数量开始赶上黑豆，再后来已经看不到黑豆了，据说直到他为官后依然保持着这一习惯，严以律己之中尽显文人本色。
3.进尽忠言，四面树敌的丘浚
丘浚在为官后长期从事编纂工作，以经世致用为生平信条，多次以古籍中的事例劝谏孝宗，规劝朱佑樘多修仁行，节俭清心，知人善任，勤政审慎，还列举了二十多项时弊，悉数被孝宗采纳，《名臣录》中记载:"国朝大臣，律己之严，理学之博，著述之富，无出其右者"，可见朱佑樘能够成为一代贤君定有其一份功劳。
丘浚与当时很多大臣都有所交恶，曾经与刘健当面争吵不断，与当时被委以重任的六部第一重臣——吏部尚书王恕关系紧张，势如水火。很多政见都存在着较大的冲突，加之其孤高冷僻的性格，遭到了当时很多大臣的一致弹劾，但明孝宗一律没有理会，甚至还屡屡加官进爵。丘浚一直以来提倡的宽大与忠厚的态度给予了明孝宗在为政方面很深的影响。
从结果来看，弘治初期的内阁的作用还是不太显著的，当时对于朝政的影响力更大的是吏部尚书王恕和兵部尚书马文升，王恕一面整顿朝纲、一面向皇帝多次进谏，马文升将军队中贪污腐败的军官逐个剔除出去，共同将成化年间残存在官员中的垃圾废物一网打尽，他们与曾治理水患的刘大夏并称为“弘治三君子”，为盛世局面的出现创造了契机。
渐入佳境的中期内阁
值得注意的是，刘李谢三人也是在王恕与马文升的支持下得以进入内阁的，可以说是弘治政治支柱的奠基人。随着老一辈的刘吉与丘浚相继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的内阁焕发出新鲜活力，在政治上体现出更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1.直言不讳的徐溥
此时已经成为四朝宰相的徐溥即将踏入古稀之年，但为国为民的忠诚之心依然不减当年。在孝宗懈怠朝政之时多次拖着患病的身躯直言进谏，一针见血地指出皇帝的怠慢与懒惰，在孝宗宠信宦官迷信道教之时又多次上奏如同一记惊雷将走入迷途的朱佑樘震醒。朱佑樘处理政事上的许多风格都有着徐溥行事作风的影子。
史书上记载：“人有过误，辄为掩覆，曰:"天生才甚难，不忍以微瑕弃也。"屡遇大狱及逮系言官，委曲调剂。”徐溥对于人才的极其地珍惜与爱护，帮助了许多有能力的官员免除牢狱之苦，明孝宗一贯主张的宽刑公正的执法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徐溥的影响。
2.初露峥嵘的刘李谢三人
三人中的刘健早就进入了内阁，其余两人在弘治八年一同进入内阁，共同成为了朱佑樘政治理想的有力实施者，身负非凡的能力扮演着治世之能臣的角色。他们三人能力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其最终目的都是再次将大明推向一个辉煌而繁荣的盛世局面。
无懈可击的后期内阁
弘治十一年，随着徐溥的逝世，内阁首辅的职位由刘健接任。如今的史学界将这三位能人在促成“弘治中兴”上发挥的作用看得越来越重要，而发现并“驾驭”这三匹“千里马”的
“伯乐”，还得归功于朱佑樘看人识人的敏锐眼光。
1.仗义执言的刘健
作为内阁的一号人物，也是弘治年间的第一重臣，刘健所擅长的就是判断，能够精确地预知事物发展的走向，并因势利导的提出转危为安的措施，他向皇帝提出的建议，绝大部分都能够被接受。这种皇帝的宠爱受到了当时朝中一些人的不满，曾有一名弹劾他的官员被明孝宗关进监狱，刘健等人还特地替他求情，将其解救了出来。
2.文人风骨的李东阳
与擅长决策的刘健不同，李东阳更加的精于谋略，在权衡多方利弊之后做出相应的考量。思维缜密而又非无的放矢，内阁的策划大多是由他发起的。
《明史》曾评价李东阳：“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
李东阳引领文坛数十年，也是当时倡导复古的茶陵诗派的代表人物，在文学与政治生涯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能言善辩的谢迁
谢迁曾中过科举状元，在饱读诗书的同时还练就了一手口若悬河的本领，负责内阁与其他部门打交道，他的口才能令以骂人为业的言官都唯恐避之不及，只得退避三舍，内阁人员以及功能的稳定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口灿莲花的谢迁使得敢于弹劾内阁的官员极其稀少，使得三人能够尽可能的大展拳脚、共同治国平天下。
弘治十五年，刘健、李东阳、谢迁被一同赐予蟒衣。这是皇帝赐予宠信官员的最高荣耀，在古代有“五龙四蟒”的说法，可以说蟒衣是仅次于代表天子的黄袍的存在，弘治年间仅允许一、二品重臣才能穿着，三人共同被授予蟒衣可见皇帝对其予以的极高肯定，也从侧面显示出了三人所付出的巨大贡献。
总结
弘治十八年，年仅三十六岁的明孝宗朱佑樘因病逝世。内阁三人之二也很快就告老还乡了，三人通力合作、各司其职、效率与质量并存的内阁成为了历史，夹杂在两个乱世之间的“弘治中兴”仅仅成为了昙花一现的盛世。整体上来看，内阁的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封建社会的属性将决定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后来的正德年间，三人仍是原来的三人，但在昏庸的统治者的领导下还是不得已地走向分崩离析的道路。
内阁作为封建时期丞相的代替品，以其位低而权重的特点在很长一段历史里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皇帝处理政务的有力助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内阁发挥的作用还是极其有限的，弘治时期的内阁之所以能够大放异彩，统治者的贤明与重用二者缺一不可，“弘治中兴”得以促成的大部分原因还应归结于明孝宗朱佑樘的励精图治与知人善任上。
参考文献：
《论内阁对弘治中兴的影响》
《论明代内阁“尚儒”辅政风气的倾斜与恪守 ——以成化到正德时期为中心》
《论明代内阁和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