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代名人名家、帝王将相的手迹书法都是极具收藏价值的，他们所留下的文字不仅是罕见稀有的墨宝，更是一种交际手段、一种恩荣象征。
大清末期，华夏九州的最高统治权曾落于慈禧太后手中，当八国联军凶神恶煞般地闯入北京城后，这位最高位的掌权者霎时间就慌了手脚。
当晚，慈禧决定趁着夜色带着光绪帝、隆裕皇后等人一同出宫西逃保命。
为了躲避外国士兵的追捕，慈禧带着一行人仓促地逃向了山西，经过近1个月的艰难跋涉，吃喝犯难、囊中空空的“皇家逃难队”抵达了山西祁县，受到了晋商富豪乔致庸的隆重接待。
乔致庸不但竭尽所能地用最顶级的规格待遇敬奉了慈禧等一行人，还十分豪爽地借出十万两白银给老佛爷傍身，以解其燃眉之急。
后来，重新回归紫禁城的慈禧打算封赏山西乔家，可乔家却既不求权也不求钱，只是向慈禧要了一幅墨宝手迹。
今时今日，当人们前往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观光旅游，依然能看见慈禧当年为乔家亲书的四个大字“福种琅嬛”。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封建王朝的最高掌权者往往是男性，但当人们细细翻阅史书，亦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位“异于常人”、“颇有手腕”的实权派女性统治者。
而到了晚清之时，拿皇帝当傀儡并实际主政长达47年的慈禧太后恰恰就是这样不容小觑的强势派女实权家、女统治者。
有人形容慈禧心机深沉、嗜权如命、贪婪昏庸，认为慈禧自从踏入皇家内苑之日起就无时不刻地在为揽权上位而处心积虑、费尽心思。
要知道清朝的祖制一向是禁止后妃干政摄政的，那么慈禧为何能牢牢把持了47年的朝政大权，难道大清的朝臣们竟无一人曾对她的逾矩之举产生过质疑吗？
其实，造成这一切的“异常开端”还得从咸丰皇帝留下的那则遗诏说起。
公元1852年，无依无靠的17岁满洲镶蓝旗秀女慈禧进入了紫禁城，此后的4年间，她从寻常宫女起步，因受到了咸丰帝宠幸而得以上位，从兰贵人开始升为嫔、再升为妃，最后成了贵妃。
慈禧6年里连升4级是有原因的——她入宫承宠的第四年就生下了咸丰皇帝的长子、亦是咸丰帝唯一的皇子爱新觉罗·载淳，后宫一向母凭子贵，于是慈禧就受到了咸丰帝的独家宠爱与信重。
慈禧有点文化底子，她经常在咸丰帝的授意下研墨执笔、代为批阅奏折。
时间长了，慈禧便对一些时局朝政有了些许见解和看法，但这种事情其实是把双刃剑——咸丰帝在感受到慈禧“睿慧过人”的头脑与锋锐的政治见地后，不免对其暗生了几分忌惮之意。
公元1861年，盛夏的溽气刚退，身体孱弱的咸丰皇帝就在承德的行宫里殡天了。
咸丰帝临终前一想到这治理江山的重担将要交给年幼无知的载淳，难免顾虑重重、忧心如焚。
于是，咸丰帝趁着自己尚能执笔写字，便留下一道遗诏。
遗诏主旨在于“在能够保证皇位安全的前提下将幼帝载淳托孤给顾命八大臣，同时因担心臣子架空新帝，特授2枚印章给东宫皇后慈安、西宫皇后慈禧，载淳的一切谕旨须由两宫皇后同时盖印方能生效”。
爱新觉罗·载淳也就是大清的同治皇帝，他即位后便尊慈安为“母后皇太后”、尊慈禧为“圣母皇太后”。
咸丰帝临终前给同治帝所面临的朝政时局进行了“分权”，但权力的较量却随之而展开：先是慈安与慈禧联手斗败了顾命八大臣，将处理政事的大权收归到两宫太后的手中。
不久，野心勃勃的慈禧又巧施连环计将慈安害死，自己成了“宫廷权力大战”的最终赢家。
其后，慈禧便独享垂帘听政的“特制”，将亲生儿子同治帝以及之后过继来的光绪帝“视作傀儡木偶”，硬是继续代行大清皇权数十年。
从种种历史事件来看，慈禧太后掌权时的确经常用其妇人之见来下令施政，亦因贪恋权势富贵而始终不放弃与大臣、皇帝进行权力斗争。
在清朝加速衰败、走向灭亡这件事上，庸聩贪纵、独裁专制的慈禧太后的确堪称误国误民的罪魁祸首，戊戌变法中的光绪帝、康有为和梁启超都不是她的对手、满朝文武大臣也无人胆敢阻拦慈禧独掌权柄。
因此，后世之人就经常讥讽妖后慈禧对外一直唯唯诺诺，对内却强横无比，真乃大清亡国的祸水根源。
1900年8月14日，由英法德俄美奥日意八个国家组成的5万余名侵略联军攻入了北京城，这群“洋毛子”烧杀抢夺、恣意妄为，造成至少十万京城百姓丢了身家性命。
眼看国门将破，慌成一团的慈禧太后决定趁着有黑夜做掩护，迅速带着光绪帝和隆裕皇后等一群人先悄悄从皇宫的后门逃出去，再一直朝着西边驾车奔逃。
为了不惹人注意，慈禧甚至一狠心剪去了往日里倍加惜护珍爱的2管长指甲，还换上了民间老妪常常穿着的宽褂长裤，梳起了汉族老年妇女的发型。
而后，贪生怕死的慈禧就带着一行人“舍弃”了代表着皇家威严的紫禁城，同时也没敢多带穿戴与吃用之物，由京城的李家镖局一路随行保护着仓惶西逃。
踏上流亡之路的慈禧将自己的匆忙出逃美其名曰为“西巡”，因为时间紧迫、消息来不及向下通传，故令慈禧途径的各州郡、各县镇的地方官员都闹了个“措手不及”、“乏物可献”。
一路之上，慈禧太后饱尝风餐露宿、饥寒颠簸之苦，等到逃亡的队伍将要抵达山西境内时，慈禧已经好多天没有米粒粘牙了。
于是，慈禧忽然想起了颇负盛名的晋商富豪乔致庸，这位机敏的妇人立刻命内阁学士桂春致信给乔致庸，令其为“西巡”的慈禧太后一行人好好地接风洗尘。
乔致庸可是个聪明绝顶的商人，他得知慈禧太后即将到访，立刻就将自家的大德通票号内外装饰一新，给慈禧和光绪帝作了临时行宫。
乔致庸是个精于筹算、有心为国的忠义型晋商富贾，他尽心竭力地照顾、奉养着逃到山西的慈禧一行人，尽显臣民之诚、地主之谊。
当慈禧准备再度踏上西行之旅的时候，因为囊中空空如也、身上半点银钱皆无，故慈禧再度摆出为难的样子，希望晋商们能够慷慨解囊，尽快给自己筹集10万两盘缠以备其继续西行的路上花销之用。
然而一提到拿出那么多钱去贴补太后，一众前来献媚的晋商竟都低下头默不作声，就在气氛变得越来越尴尬之际，乔致庸站出来表示他愿意出资10万两以助太后、皇上继续西行赶路。
等到2个月后慈禧重返紫禁城、一切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这位老太后就想到要好好地犒赏一番山西乔家，以资赞许褒誉。
当慈禧问乔致庸想要何种赏赐的时候，聪明的乔致庸却既不要钱也不要权，直接向慈禧讨赏了4个大字，然后命巧手匠人照样子刻成匾额，至今仍然悬挂在乔家大院顶楼正中央那个位置。
慈禧当年亲自书写并恩赐乔家的那4个字为“福种琅嬛”，本意是指代“福气十分深重的地方”、又可理解为古代神仙所居住的洞府。
而往更深的层面来理解，“福种琅嬛”实则指代“慈禧太后居住在此之后，便把福气种在了乔家”。
乔致庸只求字却不需要太后还钱的举动纵然稍稍令人感到疑惑不解，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收到了“一石二鸟”的惊人效果：
一来，“福种琅嬛”暗喻慈禧母仪天下，遍施福泽，有讨好慈禧太后的意思；
二来，慈禧当时确实国库空空、囊中羞涩，根本还不起当初的那10万两银子，于是慈禧后来自然便命朝廷官员处处照顾乔家的生意，这才是乔致庸最想看到的“回报”。
据史籍记载，慈禧为报答乔致庸当初的慷慨义举，下令日后各省上缴给户部的税费、钱款均交由乔家的大德通票号经营。
后来，因为列强不断侵扰内地，革命党人、各地军阀经常掀起大战，导致很多晋商的生意都受到了重创和打击。
但唯有乔致庸家的生意非但没有受到任何祸连，反而还因受到了各级朝廷官员的特殊保护而攀上了事业的巅峰。
昔年，狼狈外逃的慈禧太后跑到山西境内向晋商之首的乔家要吃要喝、借钱备用，其后能否如数偿还给一向慷慨大方的晋商乔家都未可知。
而乔家掌门人乔致庸却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既给了慈禧一个天大的面子、一个最有力的支持，又给自己家族的生意门路找到了一个潜在的大靠山，这等睿慧巧思，恐怕只有心底淳厚、眼光高远的晋商首富乔致庸才能看得透、想得到。
因此，晋商乔致庸至今仍然美名在外、依然堪称是中国商界流芳百世的传奇型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