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辽宁省阜新市公布了上一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全市有林地面积49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32.1%。
正所谓：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任砍树后人晒太阳
。
不到200年前，阜新市的森林覆盖率大概率要超过60%，这笔历史欠账，要从头说起……
辽西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包含了辽宁西部地区的五市，即锦州、朝阳、阜新、葫芦岛、和盘锦（辽河以西部分），历史上曾为典型的温带、暖温带森林景观，古树参天，森林茂密，历来以“平原松林”和“草原牧区”而驰名。
据辽代《纪行胡矫陷北记》中记载：“自上京东去，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
到明朝时还保有大量的森林，“锦州各边，山险陡峻，树木稠密”。
明代辽西地区森林开发集中在间山两侧的边墙以内，其它地区则由于多年的“封育”，形成了广大的林区。
清代文献《承德府志》记载：“自过古北口（就是现在北京密云的古北水镇），山中长松郁然”。
清初，出于政治考虑，为保护满族的“龙兴之地”，一度禁止关内人民出关，同时将辽西西部划入“木兰围场”，予以专门保护还先后开辟了大凌河、盘蛇驿、养息牧三大牧场。
这时辽西地区人口很少，耕地也不多。
顺治十八年（1661年）辽西人口估计大约八万多，耕地也仅有12万亩。
在那时，朝阳市一带的自然景观依然是：“陆春绿柳盘岩，夏天万卉齐放，秋天枫林似火，冬天松柏常青”，“古树参天，泉水晶莹，山川锦绣，风景宜人”。
然而，一场环境灾难却悄然来临。
这次，是人祸。
康熙晚年，受到生计的压迫，大批关内农民不顾禁令出关开垦，“封禁”己名存实亡。
雍正皇帝宣布“放垦”，向昭乌达、卓索图盟蒙古王公“借地放垦”，即地权仍归蒙古贵族，而由汉人佃农耕种，蒙古人坐地收租，不再经营畜牧业。
在官方的允许下，大批灾民由河北、山东流入蒙区“放垦”，雍正十二年（1734年）辽西人口近八十万，耕地约150万亩。
乾隆皇帝又将山海关以外的大片林地划为军屯地，加大了开垦力度。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大凌河东牧场放垦，垦荒浪潮一发不可收拾。
这一历史进程，就是我们今天俗称的：
闯关东
。
大批移民涌入辽西后，由于盖房、薪柴等生活使用大量砍伐树木同时，汉民与蒙民共同开发木材业和采矿业，后者催生了繁荣的薪炭业，对森林的破坏甚至有甚于前者。
此时的辽西己经是：
“人烟稠密山穷景尽。而子民们虽有糊口之粟，苦于无起荧之柴。昼夜奔驰荒山遍野，往返千百里之外，尽后荆棘茅草，忍饥终日，收虏负肩回归，尚不足一餐之用”。
道光年间之后，清政府国力日衰，咸丰元年（1851年）废除“秋狝”，此后木兰围场及三大牧场相继放垦。清朝末年为解决财政危机，甚至举行“募垦”，大片森林草场被出让给个人。
在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历经清政府、军阀混战、民国时期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掠夺性采伐和严重破坏。
原本茂密的森林己基本被破坏殆尽，绝大部分丘陵山地变成了荒山秃岭，部分区域呈点、块状稀疏分布着荆条、山杏、酸枣、虎棒子、平棒子等灌丛，繁茂的草原也变成了茫茫荒漠。
此时的辽西地区森林景观已是支离破碎，景观基质为荒山丘陵，零星地分布着的少量乔木、灌木群落，水土流失己是十分严重，形成了沟壑纵横、旱灾和水灾猖撅的局面。
1930年，发生了一场为百年未遇的大水灾。暴雨大致从 8 月 2 日开始到 8 月 6 日结束，11个县受灾，灾民45万人，死者超过万人。
大自然的报复，总是比想象得要快得多！
这笔历史欠债，直到现在才慢慢还清。但砍伐的是原生林，种植的是次生林，已不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