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晚年，和珅利用乾降帝“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恣行无忌，竟至利令智昏到冒犯皇权尊严的地步。嘉庆三年（1798年）正月，乾隆帝在圆明园召见和珅，和珅竟然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和珅又以腿疾为借口，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
在乾隆帝病重时，和珅毫无忧戚之容，每当进见后，与外廷人员谈笑如常。乾隆帝在晚年披阅奏章时，因老眼昏花，字迹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竟另行拟旨。和珅所盖私邸，皆楠木房屋，僭侈逾制；所盖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和珅家族还于直隶蓟州修造坟莹，居然设立享殿，开置隧道，附近居民呼之为“和陵”。
和珅家内所藏珍宝，其珍珠手串竟有200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和珅家中还有不应佩戴的宝石顶十多个，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还有不少连内务府都没有的。
和珅这些逾制越礼的行为，虽然是在嘉庆帝亲政诛灭和珅时，才由嘉庆帝根据王公大臣们的检举揭发一一将其罗列公布出来，但和珅的所作所为早已有目共睹，只是朝野上下当时对他敢怒不敢言而已。
和珅这些擅作威福的行为，触犯了皇权的尊严，自为嘉庆所不容。更令嘉庆帝不能容忍的是和珅“乘高宗昏耄、颇有挟太上皇帝号令皇帝之势”。在嘉庆帝被册立时，和珅顾及到乾隆帝驾崩后自身的荣禄地位，因而在嘉庆帝被正式册立的前一天，已从乾隆帝那里得到消息的和珅，冒着“泄露天机”的不世之罪，先递如意以博取拥戴之功。
钮祜禄·善保
和珅在嘉庆帝嗣位后，即“以拥戴自居，出入意颇狂傲”。有时根本不把嘉庆帝放在眼里，故意用太上皇的命令去抵消嘉庆帝的决定，以此来打击嘉庆帝。嘉庆三年（1798年）的春天，嘉庆帝曾发布上谕，决定冬季举行大阅典礼。和珅在上谕颁布后却鼓动乾隆帝下达了一个与嘉庆帝上谕相反的谕旨称“现在川东北教匪虽将次剿除完竣，但健锐营、火器营官兵尚未撤回，本年大阅著行停止”。最后自然依太上皇的决定撤销了当年的冬季大阅典礼。
为了保住自己“二皇帝”的地位，和珅甚至发展到企图加害于嗣皇帝的地步。嘉庆元年（1796年），大学士孙士毅病逝，乾隆帝准备以曾任嘉庆帝师傅的朱珪来补充大学士的位置。乾隆帝为此已知会朱珪，拟一个月后正式任命。
嘉庆帝在获知乾隆帝将授师傅大学士衔时，很为师傅高兴，故向自己十分尊崇的师傅“贺以诗”。诗稿尚未誉清，就被和珅拿到了乾隆帝面前，居心叵测地挑拨说：“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用人之权是封建统治权力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禅位后的乾隆帝牢牢地控制着的权力。
乾隆帝在禅让帝位时，对嘉庆帝三令五申，不准嘉庆帝插手其间。和珅所说嘉庆帝“市恩于师傅”，对乾隆帝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和珅的谗言击中了乾隆帝的要害，不出和珅所料，乾隆帝听后果然脸色大变，回头就向军机大臣董诰询问：“汝在军机、刑部之日久，于是律意云何？”乾隆帝明确显露了对嘉庆帝、朱珪兴师问罪的意图。
董诰面对事关国本大计的嗣皇命运这样的大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仗义执言：“圣主无过言。”
董诰
乾隆帝听后沉默良久，才对董诰说：“卿，大臣也，善为朕以礼辅导。”乾隆帝毕竟是一个雄才大略，深谙治国之道的伟大君主，他权衡利弊，虑及政局的稳定，终于将对嗣皇帝的不满强行压抑下去，一场可怕的政海风波才没有发生。和珅在乾隆帝禅位前后种种中“专擅狂悖”“跋扈不臣”的恶行劣迹，严重地侵犯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并对嘉庆帝的统治构成了威胁，嘉庆帝因而以诛灭和珅来维护皇权的尊严，稳固自己的统治。
白莲教之乱，嘉庆归罪于和珅
嘉庆帝生长于清代全盛时期的乾隆朝。乾隆帝在位的前期，造就了清代的极盛局面。然而，乾隆帝在建立千秋不世功业的同时，也很快走向了反面。他好大喜功，连年征伐不休；他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他独断专行，宠信权奸。乾隆帝的种种倒行逆施，很快使清王朝由盛转衰。到了乾隆朝后期，国家帑藏困匮，军备不修，吏治败坏，内乱四起，严重的社会危机已现端倪。更为严重的是，晚年的乾隆帝完全沉溺于往日的文治武功之中，喜听粉饰颂扬之声，拒听忠谏逆耳之言，更不愿改弦更张，清除社会积弊。“诸凡事务，不欲异于前日”。
年迈的乾隆帝可以终日沉醉在那个已经消逝了的世界里，去欣赏、炫耀他的文治武功，正当盛年的嘉庆帝必须面对的却是一个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的现实世界。嘉庆帝即位时，已过而立之年。乾隆朝歌舞升平的盛世之象已不能让他陶醉，盛世表象下潜伏着的种种社会危机使他十分忧虑。
特别是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农民大起义，这时正愈演愈烈。当白莲教起义在湖北爆发时，太上皇慌忙调兵遣将，对起义军实行围追堵截。结果是劳师数年，糜饷数千万，不仅没有扑灭白莲教起义的烈火，反而使起义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起义的烈火从湖北烧到了河南、陕西、四川等数省地区。
清王朝对于如火如荼、迅猛发展的白莲教起义束手无策。太上皇因此“焦劳军务，寝膳靡宁”，积忧成疾，一命归天。嘉庆帝在川、陕、鄂等省不断传来的一个比一个紧急的警报声中，从乾隆帝手中接过了那根梦寐以求，又十分沉重的权杖，开始了亲政。亲政后的嘉庆帝绞尽脑汁，极欲为迅速扑灭农民起义烈火寻找到一剂灵丹妙药。
爱新觉罗·颙琰
嘉庆三年（1798年）四川农民起义领袖王三槐被诱捕解京，在对其审讯时，有“官逼民反”之供。嘉庆帝立即抓住王三槐的“官逼民反”口供大做文章。
嘉庆帝在诛灭和珅后颁布的一份上谕中说：“教匪聚众滋事。皆以官逼民反为词。昨冬贼首王三槐解到审讯时。供词内亦有此语。朕闻之殊为恻然。是以暂停正法。我国家百数十年来。厚泽深仁。周洽寰宇。皇考临御六十年。无时不廑念民生。痌瘝在抱。普免天下钱粮漕粮。以及蠲缓赈贷。不啻亿万万。凡所以惠爱闾阎者。至优极渥。朕仰承付托之重。夙夜兢兢。视民如伤。一夫不获。宵旰殷怀。岂忍令数省苍生。罹于锋镝哉。百姓幸际昌期，安土乐业，若非迫于万不得已，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变至此。然州县之所以剥削小民者，不尽自肥己橐，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赎，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言念及此，能不痛心？”
嘉庆帝在这份上谕中，竭力美化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着力摆脱清王朝与当时社会风气败坏，官吏贪污营私盛行的干系。不可否认，清朝前期，清王朝为了发展和恢复社会经济，在百余年间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清初的几个皇帝也比较节俭，力戒奢侈，清廷费用与前明比较起来也要少得多。但是，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社会财富的日渐积累奢靡之风愈刮愈烈。康熙帝在清朝帝王中算是一个崇尚节俭的皇帝，但就他6次南巡来说，花去的如流水似的银子，该有多少人民的膏脂、血汗？
到了乾隆朝，乾隆帝对奢侈生活、豪华排场的追求，远远超过了乃父乃祖。乾隆帝仿其祖父6次南巡，穷奢极侈；皇室的婚丧寿庆，挥霍无度。上有所行，下有所效。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大地主、大商人，竞相效尤，无不挥金如土，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与皇室、贵族官僚们的奢靡相伴而生的是官场中贿赂公行，贪污成风。
由此可见，从清中期开始的社会奢靡之风，其风源来自于朝廷本身。而吏治的腐败，小而言之，最高统治者难辞其责；大而言之，则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痼疾。
诚然，和珅在当政的20年中，明目张胆地贪默营私，婪索受贿，巧取豪夺，并因而积累起巨额财富。其中有金银珠宝，有良田沃地，有当铺屋舍。和珅拥有的财产，在当时主要以廉俸为生的朝臣中是无人可以与之相匹的。
钮祜禄·善保
因此，如果视和珅为官吏中贪污婪索的祸首大体是不错的。而嘉庆帝把由封建统治者甚至整个封建制度造成的罪恶，统统归咎于和珅一人，显然是别有所图。嘉庆帝显然是要把和珅当作一只替罪羊，企图通过诛和珅来消除人民对封建压迫、剥削的不满，来消弭屡扑屡起的人民反抗斗争，度过统治危机。
嘉庆帝认为，白莲教起义缘自地方官吏“皆为和珅一人”的贪污婪索造成的“官逼民反”，而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义劳师无功皆因种种军中积弊所致，而军中种种积弊又无一不与和珅有关。
“川楚匪乱，因激变而起，将帅多倚和珅，糜饷奢侈，久无功”。为了促进对白莲教起义军的军事围剿，嘉庆帝逮治和珅，整顿军中积弊。
在总结对白莲教的3年军事围剿，屡遭败绩的原因时，嘉庆帝认为：“教匪滋事以来，今已三载，尚未荡平。揆厥所由，总因和珅压搁军报，诸事擅专，于军务每多掣肘，以致各路军营，不敢以实入奏，观望迁延，日久不能葳事。今和珅业经伏法，此后断无从中牵制之人，朕可力保。带兵大臣等，自当咸知奋励，勉赎前惫。”
从上述上谕中可以看出，嘉庆帝认为，在朝廷对白莲教起义的镇压中，从中央到军营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和珅有关，只有诛灭了和珅，才能有效地促进军事围剿的进行，才能实现其“刻期灭贼”的目标。
处置和珅是整治官场风气的必然
嘉庆帝亲政后，还面临着一个整饬内政，重振纲纪的紧迫任务。乾隆中叶以后，封建统治机构日益腐朽，纲纪堕废，内政疲败，严重影响了整个封建专制机器的运转，激化了阶级矛盾，清统治面临严重危机。对内政的整饬从何着手？嘉庆帝认为：“和珅任事日久，专擅蒙蔽，以致下情不能上达，若不立除元恶，无以肃清庶政，整饬官方。”
爱新觉罗·颙琰
嘉庆帝在惩治和珅期间屡次申明：所以要惩办和珅，“原因其蠹国病民，专擅狂悖，和珅一日不除则纲纪一日不肃”。清中叶以后，纲纪的堕废，内政的疲败根源究竟在哪里？
嘉庆帝把这一切问题的发生也完全归咎于和珅一人，显然是有意回避了问题的实质。但和珅在短暂的20多年中，由一轿旁小侍从而位极人臣，在乾隆帝训政时期，他又成为出纳帝命、统率百僚、综理朝政的“二皇帝”。
小人得志，更形猖狂。和珅恃宠威福由己，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在朝廷之中，凡不愿阿附之人，和珅必乘乾隆帝暴怒时构陷之，凡纳贿阿附之人，倘有过失，和珅或巧为周旋，或缓其事，待乾隆帝怒气平息后，为其解脱。和珅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排斥、打击耿直忠介之士，包庇延纳庸劣小人，导致朝政、吏治的败坏。
乾隆朝晚年的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王杰、嘉庆帝的师傅朱珪，都曾遭和珅暗算。兵科给事中谢振定、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皆因冒犯了和珅家族及其私党的利益而遭其报复。正直之士遭到排挤、迫害，而一生阿附、纳贿之人，和珅则极其所能加以庇护。乾隆晚年，和珅权势炙手可热，京内外官员趋之若鹜，和珅乘机遍植私党。
和珅凭借着乾隆帝对他的信任和依赖，又利用遍朝的私党来把持朝政。和珅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起来，擅自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事。又不经请示，擅自将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他还下令，凡各省督抚奏事，奏折需缮写两份，正本送给皇帝，副本送军机处，有事先“关白”。副本送军机处，实际是送给和珅，有事先“关白”，就是首先对和珅打招呼，通声气。目的在于在皇帝查办前，先做好手脚，或销赃或灭迹，以掩天下人耳目，使自己及其死党逃脱惩罚。和珅还在清王朝全力镇压白莲教大起义的紧急时刻，“压搁军报，存心欺隐”，对军务“诸事擅专”“每多掣肘”。
和珅的“专擅蒙蔽”，使“下情不能上达”，使封建专制机器的正常运转受到严重阻滞；和珅的结党营私、揽权枉法，对乾隆中叶以后，纲纪的废，内政的疲败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嘉庆帝企图通过对和珅的惩治来整肃朝纲，整顿吏治，以清除封建专制统治机器中的积垢，使其更有效地行使统治权的各种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