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8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战争仅用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以清朝的惨败而告终，大清几十年引以为豪的“亚洲第一海军”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全线击溃，片甲不留，损失极为惨重。这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中日甲午海战
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清朝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并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亿两。李中堂在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巨大压力环境之下，用颤颤巍巍的老手签下了当时中国最耻辱的不平等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订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和发起者就是坐在他对面的那个日本人——时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正常情况下，站在中国的角度，我们对于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政客自然应该冠以战犯、侵略者、不共戴天的仇人这样的名号。但是马关条约签订仅仅三年之后，1898年，伊藤博文竟然被大清官方送上“救我国于水火之中的未来改革家”、“中国的恩人”的溢美称号，并被盛情邀请到北京为尊贵的座上宾。更令人震惊和不齿的是，这个日本人来到中国后，竟然险些成为中国的帝师和内阁总理大臣。
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
这种荒诞事情发生的背后，就不得不提到”戊戌变法”以及背后的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当时仍温存于天朝上国幻想的中国人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利，清朝还可以归因于西方的强大工业国体系对孱弱农业国的降维打击，而败于日本这个千百年来我们看不起的弹丸小国，附庸邻国，才真正第一次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1895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书生“公车上书”呼吁变法维新。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史称“戊戌变法”。诚然，这次变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促进了当时国人的思想解放，但是，这次改革本质上仍旧是在维持封建阶层的统治和皇权的利益。而相较于孙文这样真正有远大格局的改革家，康有为等人从根上仍是一介短视儒生，虽有一定学问却又喜欢高谈阔论，纸上谈兵。
1898年8月，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上书光绪皇帝，力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中国，并要求皇帝聘用其先任变法总顾问、帝师而后付以全权主事权（相当于宰相之职）。刑部主事洪汝冲上奏光绪皇帝：“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而中日之邦交益固。否则无论中国人才，万难收效旦夕。中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之机，实系乎此”。贵州进士傅夔更是直接提出，朝廷应拜伊藤博文为相，强我中华。
光绪皇帝与康有为、梁启超
此时的光绪皇帝时年仅27岁，亲政不足十年，正值年轻气盛，一腔热血的年纪。他拼命想证明自己能做一个能救国图存的皇帝，并努力摆脱慈禧太后长久以来的临朝专制阴影。维新派的的出现无疑给了他一条救命的麻绳，他死死抓住不肯放过维新派给的每一条建议。只可惜光绪帝终其一生也只算得上一个志大才疏的皇帝，毫无政治智慧和封建统治中的深谋远虑，落得一个悲剧的下场。
当然，伊藤博文对于光绪皇帝的邀请欣然同意，并于1898年9月14日抵达北京，依次与庆亲王和李鸿章进行了会晤。9月20日，光绪皇帝在勤政殿以最高规格的亲王礼，赐坐御侧的待遇接见了伊藤博文。这位日本前首相，向光绪皇帝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军事，经济，民生教育等，光绪帝听闻大受鼓舞，当即欲聘其为总顾问，拜帝师。然而，维新派这帮书生永远不会想到，作为一个四度拜相的日本政客，明治维新的主导者，伊藤博文纵使再有政治抱负和才能也不会真心帮助岌岌可危的清王朝完成复兴。他代表的始终是日本的利益和自己的政治野心，以至于当他提出“大东亚共同繁荣圈”，“中日合邦，日本人管理大中华圈”这一系列妄图吞灭中国的荒唐方案时，康有为等人非但不予以拒绝，还极力促成合邦。
伊藤博文与“大东合邦论”
历史不容假设，事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中华民族的儿女始终为了国家主权完整，人民独立幸福，民族复兴强盛而奋斗始终。
改革和变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当维新派提出“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重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的可笑设想时，一场失败的改革已然注定。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我们推翻了腐朽封建的满清政府，194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到现在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中国。我们只有历经了百年艰难变革和探索，才能终究找到一条属于我们的正确发展道路，从此走向真正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