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日的某天深夜，雨花台烈士林园传来一阵阵凄凉的哭声。
谭寿林烈士英勇就义20周年之际，她的遗孀钱瑛来到了烈士陵园，站在在他的墓前痛哭失声。
“我终于找到我们女儿的消息了，但可怜的她，早已经在莫斯科婴儿院夭折了……”
20年了，钱瑛促成了一对又一对的革命伴侣，照顾了一群又一群的烈士遗孤，别人关心地问她：“大姐，你为什么不结婚。”
她总是柔柔地笑着：“我结过婚了，我有一个女儿在莫斯科。”
在别人面前，钱瑛不会表现出悲伤，新中国成立之后，钱瑛先后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中央监委副书记等职务，身居要职的她工作非常繁忙，感情生活一直是一片空白。
周恩来夫妇一直关心着钱瑛的个人生活，也有不少热心的同志要给她介绍对象，但都被她婉言拒绝了。
一直到1950年7月7日，钱瑛写下了一篇文章《忆寿林》，同志们才知道，这些年钱瑛的一颗心一直沉浸在思念的苦水之中。
大革命失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所属工会都被迫转入了秘密状态。钱瑛和谭寿林在地下工作之中有了交集，谭寿林是钱瑛的直接领导，他地下工作经验丰富，钱瑛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谭寿林就手把手教会她怎么化装、联络、接头……
有着共同理想的两位年轻人，在朝夕相处之中收获了爱情，1928年，钱瑛和谭寿林在上海结婚。
新婚燕尔，组织安排了钱瑛前往莫斯科学习，即便万般不舍，两人依旧以革命事业为重，决定暂时分别。
在莫斯科，钱瑛发现自己怀孕了，刚刚到莫斯科的钱瑛有很多生活问题没有解决，还即将面对兼艰巨的学习任务，这个孩子到底要不要，钱瑛想了很久。
听说剧烈运动会导致流产，她一直在蹦蹦跳跳，甚至从桌上往下跳，但无论她怎么折腾，孩子都很健康。
谭寿林收到了妻子的来信，感到了深深不安，他给妻子写信，安慰她并且鼓励她生下孩子。
这封信千里迢迢送到莫斯科，钱瑛的肚子已经很大了，她的心情平稳了很多。现在学习任务已经是相当繁重，英语只学了一点皮毛、俄文根本不懂的钱瑛学习起来很吃力，白天课程紧张，晚上她还要一个人坐在走廊里继续读书。
怀孕7个月之后，钱瑛开始出现了妊娠期高血压，下肢水肿，她坚持躺在床上完成学业。
谭寿林为了给妻子打气，每周都会给她写信，一直写过130多封信。这些信都通过中苏地下党员交到对方手中。
1929年9月，钱瑛生下了女儿，女儿长得很像谭寿林，钱瑛把女儿的照片寄给了谭寿林，谭寿林不知道亲吻了照片多少少次。
女儿在满月之后，钱瑛将她寄养在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创办的婴儿园，她则继续在学校学习。
一个学期之后，钱瑛基本上已经能熟练运用俄语，1930年暑假，周恩来应邀出席莫斯科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周恩来和中国留学生们见面，号召大家回到国内参加革命。
钱瑛给谭寿林写信，两人商量决定回国，但回国就要穿越寒冷的西伯利亚铁路，还要偷越国境，她不忍心女儿跟着自己吃苦。
谭寿林也写信给她，建议她把孩子留在莫斯科，等国内形势好转了再想办法把孩子接回来。
在回国前，钱瑛一有空就到婴儿院陪伴女儿，女儿一看到钱瑛就会喊“妈妈”，也已经开始学走路了。
离开前一天，钱瑛用平时省下来的钱给女儿买了一件新衣服，含泪告诉女儿：“等条件好了，就把你接回爸爸妈妈身边。”
1931年3月，钱瑛回国和谭寿林团聚，组织派他们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
钱瑛和谭寿林还沉浸在相聚的喜悦之中，正准备启程，上海工会组织遭到了敌人的破坏，谭寿林为了掩护钱瑛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敌人带走。
特务们从叛徒那里得知谭寿林是共产党的大官，用了各种酷刑，想要撬开谭寿林的嘴。
谭寿林受尽折磨，但没有透露半点党的机密。
国民党特务无法从谭寿林这里得到任何信息，谭寿林得知自己即将被押解到南京，心中明白这次必死无疑。
他请同牢房的一名难友，让他在出狱之时将他一件血衣交给钱瑛。
1931年5月30日，35岁的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28岁的谭寿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爱过其他人。
谭寿林对钱瑛来说，是她的人生导师，是她的英雄，是她的爱人，她永远不能忘记他。
1933年，钱瑛入狱，1937年才在周恩来、叶剑英的营救之下重获自由。
但她也因此失去了女儿的消息，一直到1951年才得知女儿早已夭折。
她失去了挚爱的人，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只有丈夫的那件血衣。
1961年，谭寿林牺牲30周年，钱瑛写下了一首悼念诗：三十一年生死别，遗篇在读忆初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