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为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国共两党决定放下成见，开始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此形成。
但是在后续的日子里，国民党往往是消极抗战，还是把持着那样一种“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最为让我们痛心的便是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而在此之前的国共内战，更是一段极其让人痛心的历史。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反动派再也不掩盖自己的政治野心，妄想着从根本上打击我党，消灭我党，为此不惜开展了“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血腥杀戮，大肆搜捕我党党员与国民党左派，甚至殃及无辜百姓，弄得是鸡飞狗跳，人人自危。
但是当时我党内部有一批相当优秀的人才与将领，带领着我们的红军部队与国民党英勇作战，还在许多地方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而“井冈山根据地”，就是我们一个最为重要的根据地。
为了对这个根据地进行打击与毁灭，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数次“围剿”，但是前四次“围剿”都以失败而告终，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始终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吃大亏。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又纠结了数十万军队，对我们的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了第五次“围剿”。本来这次反“围剿”我们也是可以成功的，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队伍却出了一个相当大的问题，这也导致了我们后来的重大战略失误与失败。
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王明与博古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用所谓“正规”的阵地战代替了先前效果极佳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还拒不接受伟人的正确建议，最终红军伤亡惨重。
在经过一年苦战之后，我军最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还不得不于1934年10月仓促进行党政机关以及红军主力的大转移。而在红军的转移过程中，教条主义的思想依然没有得到遏制与改正，直到著名的“遵义会议”的召开，才使得红军摆脱了这一危险思想的束缚，确立了以教员为中心的领导体系，自此红军才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开来。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我们后来的许多党史以及档案资料中却没有相关的记录，以至于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残余的人员等等都有相当多的猜测，而没有一个具体的真实的证据，这就使得党史对这一段的研究缺失了。
1956年9月的时候，中央政府的干部杨尚昆访问莫斯科，并提出苏联应当将一些我党的相关资料移交给我们，于是中国便接收到了从苏联回来的一批档案，而就在这一批档案之中，有一份四千多字的手稿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工作人员发现的这份手稿名字是《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中采用直行书写，内容相当齐全，提纲与精神等等就很全面。这份资料对遵义会议历史的相关研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于是工作人员便开始了对这份手稿的研究与调查。
中央政府非常重视这份手稿，多方查证它的来源，经过我们许多同志的调查与研究，大概确定了这份手稿出自陈云之手，于是工作人员便找到正扎起杭州疗养的陈云同志。果然，陈云同志在看后便笑了，这份手稿确实是出自他的手笔。
既然作者已经找到，对于遵义会议的研究工作也就随之展开，而首先考证的就是遵义会议开展的时间，但是这首先就让工作人员遇到了问题：陈云的手稿中只记载了会议开了三天，以至于我们无法知道会议开始的时间，于是工作人员又开始了搜集资料的工作。
终于在很久以前周公签署的一份电报中我们得知，遵义会议开始的时间是1935年1月15日，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遵义会议召开的日期了。而其他的会议内容，在陈云的手稿中也就都能找到了。
在遵义会议确定了以教员为领导核心之后，我们的红军部队获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并且还在后续的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终于建立了一个站起来的，强大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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