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年轻气盛的宋神宗赵顼一心想要改革，意图将北宋长期遗留下来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在经过历史上著名的千古一辩“延和殿廷辩”后，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而宋神宗也更加倾向于王安石提出的“要多挣钱”的观点，于是更加坚定了要把改革变法的重任交给王安石的决心。
历经了十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工作，直到第二年（公元1069年）的二月，宋神宗终于组建起了变法的五人内阁班子。任命富弼和曾公亮两人担任宰相，王安石、唐介和赵抃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
宋神宗赵顼
在宋神宗的支持和主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眼看就要拉开序幕。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次主持变法的领导班子名单之中，竟然没有司马光的名字。
我们都知道，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都是宋神宗最为倚仗的重臣。但就在国家改革变法的关键时刻，宋神宗为什么会将司马光排除在外呢？
关于这个问题，史书上虽然没有最为直接的记载，但我们也可以从之前的一系列事件中看出端倪。
早在公元1068年，就在宋神宗苦苦将王安石请到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并擢升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后的第五天，又提升时任御史中丞的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两人的职务一样，主要负责为皇帝撰写一些公文，以及教授皇帝经书。
王安石
可是，让宋神宗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接到诏令时，都婉言拒绝了。当然，宋神宗是不会批准的，大家都能看得出来，这并不是皇帝随意安排的，而是用心良苦。
宋神宗明明知道司马光和王安石意见相反，合作不来，却仍然把他们撮合在一起，让最器重的两个人为自己效力，又能让他们的权力相互制衡。
王安石和司马光也都不是傻瓜，他们心里自然也明白，在一起合作肯定是不可能的。尽管两人都主张在国家政治上面进行改革，但对于变革的目标取向和措施等问题有着很大的分歧，一度导致两人彼此永火不容。
除此之外，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个人的性格都很鲜明，即使在一些小问题上面，甚至也会相互驳斥，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避”。
司马光
宋神宗下定决心要进行变法，在组建变法班子的问题上，必须要确保内部意见一致。若是刚一开始的时候就窝里斗，变法肯定不能顺利进行下去。
这也就意味着，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必须要走其中的一个。
与司马光和其他大臣们相比较，王安石在国家改革的对策上确实有着与众不同的思路。最起码在宋神宗眼里看来，王安石提出的改革新思路值得去尝试，君臣两人之间也很快产生默契。
所以，在改革的人选上面，宋神宗宁愿将司马光踢出去，也必须给王安石留下足够施展才华的空间。
然而，宋神宗精心组建的五人领导班子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有人还用佛教的“生、老、病、死、苦”来评价五人。
尽管宋神宗为了避免“窝里斗”的情况发生，将司马光踢出局外，但依然没有摆脱这种现象。
这五个人的领导班子里面，为首的是富弼。
刚一开始的时候，宋神宗首选的人就是富弼。但通过一番考察，他年事已高，而且早已没有了改革的热情，宋神宗才放弃了他。
而这次变法班子的人选上，宋神宗之所以还继续要起用富弼，是因为他毕竟在宋仁宗时期有过“庆历新政”的经验。而且，富弼在老一代的大臣当中，算是比较有改革意识的人，凭借他在朝廷中的威望，还能够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方便王安石在幕后实施变法。
此时已经71岁的曾公亮和富弼一样，也是一位三朝元老，他除了善于处理政治事务之外，在边防和军事建设上也很有水平。在宋仁宗时期，曾公亮等人编撰了《武经总要》一书，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官方编写的军事科学类百科全书。
时任参知政事的唐介年龄是61岁，他的性格耿直，办事不留情面的风格，曾担任过监察御史。
根据《宋史•唐介传》和《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史料中记载：“宋仁宗时期，唐介上书弹劾当时的宰相文彦博，他认为文彦博是依靠贿赂嫔妃才当上宰相的，他本人并没有什么真本事。”
而如今，首先看王安石不顺眼的人又是唐介，宋神宗问唐介：“是什么原因，让你对王安石不满，是文学才华不够，行政能力不足，还是王安石的战略思想不对呢？”
唐介回答说：“王安石虽然满腹才华，但泥古不化，言论不切实际，如果让他负责变法改革，一定会捅娄子的，而且会越变越乱。”
听完这番话，宋神宗和宋仁宗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并没有生气。而是根据自己的用人原则，依然把唐介选进了变法的内阁班子里，目的是想要他继续发挥老臣的余热，起到监管和制约的作用。
而另外一个担任参知政事的赵抃，是与当时的包拯齐名的铁面无私的官吏，多年来是恪尽职守，不畏权贵，人称“铁面御史”，此时的年纪也已经61岁了。
也就是说，这个五人组的内阁班子，除了王安石的年龄是48岁，其余四个人都是60岁以上了，这个变法领导班子存在的缺陷就是年纪编大。
富弼
一般来说，年纪偏大的老臣在思想观念上往往持有保守的态度，让一群老臣去实施新锐的改革变法，与事情的本身有点不太匹配。
好不容易将司马光踢出局，宋神宗又安排了一群保守派的老臣在王安石身边，让人十分不解。
按照常理来说，精明的宋神宗对于这样的安排，肯定也是有所察觉的，或许是他刻意而为之。
站在宋神宗的角度来说，自己年龄轻轻就当上了皇帝，身为北宋王朝的最高执行者，能够下定决心进行大张阔斧地改革，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尽管他非常欣赏王安石，让他主持变法，但也要稳健持重，更不能完全由着王安石的性子来。
在任命王安石具体主持变法工作的同时，也要对他有所牵制，相互制衡，又以尊重元老们的经验和意见为前提，企图做到稳中求变。
但是反过来来说，倘若在变法刚一开始的时候，就处处受到约束，反而会适得其反，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改革。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内阁班子里，对王安石变法持有反对态度的成员就占据了大部分，必定无法团结一心，合作变法。
所以，当时有人们甚至还把这套变法班子，正好对应佛教里面的“生、老、病、死、苦”的说法。
“生”指的是王安石，意气风发，全力以赴准备变法的事宜。
“老”指的是曾公亮，年老古稀，风烛残年，早就应该退休养老了。
“病”指的是富弼，他的身体不好，而且对王安石变法持有消极的态度，做事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还经常以生病为由，不上朝。
“死”指的是唐介，他对王安石变法一直以来都是强烈反对的，但又无法像司马光那样直接跟王安石叫板。没过多久，他就因为背上长了毒疮而死。
“苦”指的是赵抃，由于自身口齿结巴的原因，尽管对王安石变法持有很大的意见，但又辩论不过王安石，只好眼睁睁看着王安石实施变法。
对于王安石来说，他自然是感受到了宋神宗坚持变法的诚意，但对于宋神宗安排的领导班子也不是很满意。
为了调动王安石的变法积极性，宋神宗时常和王安石交换意见，他问王安石：“你打算从哪里入手变法呢？”
王安石回答说：“第一，长君子，消小人；第二，变风俗，立法度。”
其实，王安石的话中也是有所指的，他就是想告诚宋神宗，少听一些小人的谗言，从而就贻误了变法的时机。同时，还应该多提拔人才，他口中所谓的人才，当然是那些支持自己变法的人。
除此之外，王安石还建议宋神宗“择术为先”，应该效法古代的圣王尧帝和舜帝，其实就是要取代已经陈腐的儒家思想，自上而下的进行改革。
对于这次谈话，宋神宗感到非常满意，为了让王安石能够尽快启动实施变法，他按照王安石的意见，重新对领导班子进行了第二次的调整，并批准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
“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它的主要职责就是制定国家未来几年的财政预算，以及发布相关的法令，并且拥有一定的自主人事任免权和人员选拔，可以直接报送给宋神宗批准。
而这个机构，也成为了王安石变法初期最为重要的一个指挥机构。
为了能够让王安石的变法工作更加顺利地展开，宋神宗舍弃了原先的“生、老、病、死、苦”的内阁班子，转而成立了以王安石为首的“制置三司条例司”。
“制置三司条例司”很快就取代了内阁，成为了新的变法领导核心，而且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使得王安石手里拥有了更多的权力。
从这里可以看出，宋神宗已经架空了原先的以富弼为首的内阁，将国家能够变法图强的希望完全押在了王安石的身上。
但是，让王安石没有想到的是，当“制置三司条例司”各个部门的具体负责人公布的时候，还是让他有些不太满意。
虽然在这个新机构的设立上，宋神宗完全按照了王安石的要求而调整，但在具体人员的任命上，他还是有所保留的，祖宗传下来的“相互牵制”的传统还是被运用在了其中。
苏辙
比如说，宋神宗任命陈升之与王安石共同负责“制置三司条例司”，并把苏轼的弟弟苏辙调入部门中，与王安石推荐的吕惠卿等人共同起草变法文件。
然而，陈升之、苏辙和王安石的政治见解还是有很多分歧的。
对于宋神宗这样的人事安排，不管王安石满意或者不满意，最终变法的领导班子就这样搭建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