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10日黎明，一辆带篷的骡车通过北京的朝阳门警卫的盘查之后，缓缓驶出城去。
这是李大钊冒着生命危险，护送刚刚出狱不久的陈独秀躲避北洋政府军警的追捕，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就在这次长途奔波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酝酿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具体事宜。
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政党，陈独秀在上海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大钊也在北京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也成就了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
民国初年，各种政治纲领遍布报刊，各类政党组织竞相成立，这一切引起了李大钊的关注和思考，他既肯定了政党对巩固民国共和体制的必要性，同时又对政党组织的泛滥而忧心忡忡。
李大钊
在《隐忧篇》一文中，李大钊痛切地感到，中国近代政党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形同一盘散沙。
早在1917年4月，李大钊就明确提出了：“中国必须有一个新的中心势力，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才有希望，这个新的中心势力就是先进政党。”
李大钊和陈独秀认识到，要想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由北京大学的学生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秘密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也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参会人数前后达到了二三百人，成为了北方建立党组织的骨干力量和基本成员。
陈独秀
在共产国际的批准下，俄共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出了维经斯基一行人来到了中国，李大钊在北京多次与维经斯基谈论建立党组织的问题，随后他们又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
维经斯基等人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已经具备了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1920年8月，在陈独秀的组织领导下，位于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的《新青年》编辑部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个党组织正式成立，众人一致推荐陈独秀担任党书记。
两个月后，李大钊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办公室成立起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不久，先进的青年分子相继在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
尽管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工作进展顺利，但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政党，不仅没有中央的领导机构，也没有党的共同纲领，更没有一致的工作计划，因此，建立一个统一完善的政党刻不容缓。
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月刊第2卷第2号上发表了一篇《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在文中阐明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也是在中国最早公开号召建立共产党的文章。
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公开呼吁尽快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旗帜鲜明，组织精密，能够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极大推动了建立全国性共产党组织的进程。
7月23日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栋石库门小楼的一楼客厅，国内各地党组织和旅日党组织共派出了13名代表，他们分别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和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正在举行一次秘密会议。
毛泽东
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上的一只游船上进行，这就是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至此，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次大事件。
1921年8月，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指挥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成立，并在北京组建了北方分部，李大钊直接领导北方分部的工作。
在李大钊的精心领导下，北方的工人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自1922年北方路矿工人罢工开始，之后接连又进行了十余次大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逐渐成为了领导数十万工人斗争的指挥部，也使得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迅速成长壮大了起来。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上全路的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的铁路线顿时陷入了瘫痪。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军阀吴佩孚撕下“保护劳工”的伪装面具，在京汉铁路沿线进行血腥镇压，造成罢工的代表林样谦、施洋和其余52名工人牺牲，300人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全国的50多个工会相继被封闭，李大钊、陈独秀也遭到了北洋政府的通缉，中国工人运动一时间陷入了低潮。
林祥谦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针对众人意气消沉的悲观情绪，李大钊撰写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文中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唤起人们对胜利的坚定信心。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吴佩孚镇压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仅仅是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1922年6月16日，粤系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打着“杀死孙文”的口号，炮击孙中山的住所，这也是孙中山所遭受的一次最痛苦的失败。
同时，孙中山企图从美、英、日等国获取援助的幻想也宣告破灭，他被迫不得不离开广州，避居上海，重新寻求革命的出路和新的革命同盟者。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了特别会议，主要的议题就是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七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这也是当时的孙中山所能够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
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一旦加入到国民党之间，会导致共产党与与资产阶级相混同，从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不利于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
李大钊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李大钊提出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先让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作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桥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经过研究决定，由李大钊负责联络国民党主要领导人。
会议结束后，李大钊立即登门拜访孙中山，孙中山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讨论了振兴中国的各种问题。
从李大钊的身上，孙中山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以及振兴中华的真诚愿望。
孙中山
1923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宣言》发表，这是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展的一个飞跃，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从此开始积极行动了起来。
1923年4月，李大钊在《向导》上发表了《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在文中对革命统一战线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批评了以前的国民党不重视民众运动的错误观念，指出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而出，积极去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和商人，发展普遍的国民运动，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阵线。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的五名成员之一。除此之外，大会还指定李大钊等九人为大会宣言审查委员，指定李大钊、毛泽东等19人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还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张作霖
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的时候，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共产党员跨党，广州代表方瑞麟主张将“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写进了党章之中，其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员跨党。
李大钊立即代表中国共产党发了出严正声明，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的论调，他以民族大义为重，言辞恳切，赢得了参会代表们广泛的支持。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一大”顺利通过了有关国共合作的决议，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从1922年8月至1924年年初，李大钊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曾经四次跨过长江、三次远赴上海、两次南下广州，直接参与了在国共合作中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最终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
三一八惨案
正当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迎来了轰轰烈烈的高潮的时候，革命势力与民众运动的发展，使得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勾结起来联合“围剿”。
1926年3月18日，被鲁迅先生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由李大钊主持的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英、美、日等八国的无理要求，而段祺瑞的北洋政府竟然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了47人、132人负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第二天，段祺瑞为了开脱罪责，掩饰自己的血腥罪行，发布了对李大钊等人通缉令。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相继南下，李大钊也被中共中央调往去武汉，但他坚持留下来展开斗争。
李大钊将国共两党北方机关转入了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一时间，这里成为了北方革命运动活跃的指挥中心。
李大钊逝世消息
1927年4月6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奉系军阀张作霖派遣全副武装的军警三百余人包围了苏联大使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60余人不幸被捕。
4月28日上午11时，在军阀政府举行的特别法庭上，李大钊等20人被判处以绞刑。下午14时，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从容就死，年仅38岁。
随着后来人们对李大钊留下的手稿进行整理，《守常文集》《李大钊选集》和《李大钊全集》等书籍相继出版，这些都是李大钊思想发展当中的某一思想阶段的标志性成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的新时代发展中也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