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说过,蒋介石晚年在日记中曾表示,自己最不想见的人,是胡适。
胡适的道德学问都为人推重,生前就被视为圣人。
台大毕业的陈之蕃梦想赴美留学,但连买机票的钱都没有,胡适知道后,立即从美国给他寄来支票,圆了他的留学梦。陈之蕃后来在美钻研物理学,成为大家。经济条件有了转机后,陈把支票寄还给了胡适,胡适给他写了封回信。
之蕃兄:
谢谢你的信和支票。
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陈之蕃
接到此信后大为感动,说:“这是胡先生给我的最短的一封信,却是使我最感动的一封信,如同乍登千仞之冈,你要振衣;忽临万里之流,你要濯足。在这样一位圣者的面前,我自然而然地感到自己的污浊。他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原因是:永远有利息在人间……我每读此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在秘书胡颂平眼中,胡适也同样让人高山仰止。在胡适身边工作一年多后,有一次胡颂平不觉对胡适说:“我读《论语》,在先生身上得到了验证。”胡适听了这话,不觉一愣,然后慢慢说:“这大概是我多读《论语》的影响。”
青年胡适
不过在胡适眼中,有一位朋友比他更有资格当圣人,这个人就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
胡适曾说:“凡受过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还往往超越前人。”胡适认为以下九人,其人格可以上比圣贤,名列第一的即为高梦旦,其余几位依次为:张元济、蔡元培、吴稚晖、张伯苓、周诒春、李四光、翁文灏、姜蒋佐。
胡适熟读《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旧小说,文章中常常引用小说中的故事做譬喻,“取其人人能解,人人能大笑”。高梦旦对旧小说很生疏,不能领会胡适的用意,而高梦旦的九兄因为熟读旧小说,对胡适所写文章的妙处心领神会,读到过瘾处,忍不住给弟弟写信夸奖胡适。
高梦旦
高梦旦把这封信转给胡适,说:“吾家有最守旧之老兄,忽然大恭维起胡先生。兹寄奉,以博一笑。”
胡适回信表达了他对高梦旦九兄的感谢,至于教导高家晚辈,胡适认为自己没这个资格:“至于九令兄原信末段所说,我读了几乎汗下。君家自有圣人,何假外求。”
这里提及的“圣人”,就是高梦旦。
胡适留美归来在北大做教授时,求才若渴的高梦旦数次劝胡适辞去北大教职,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主任。他对胡适说:“我们那边缺少一双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
尽管胡适知道“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他一则自认资历浅,另外,他也不愿放弃北大的教职。那时的胡适钟情学术,想在哲学研究方面做一番事业,只能一再谢绝高梦旦的好意。高梦旦不死心,就请胡适暑假期间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玩三个月,做我们的客人”,顺便为印书馆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一九二一年七月,胡适冒着酷暑,从北京赶至上海。
高梦旦请胡适来当然不是“玩玩”而已,而是请这位因提倡白话文而享誉海内外的“中国文艺复兴”之父来商务印书馆调研考察、指导工作。那段时间,胡适和高梦旦朝夕相处,倾心交谈:“高先生每天都把编译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给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绍和我谈话。每天他家中送饭来,我若没有外面的约会,总是和他同吃午饭。”
暑假结束,胡适要回北京授课。商务印书馆给胡适一千元钱作为暑期工作的报酬,胡适只收下五百元,他说:“五百元够这一个半月的花费了。我并不想做短工得钱。我不过一时高兴来看看,使我知道商务的内容,增长一点见识,那就是我的酬报了。”
高梦旦原名凤谦,晚年自号“梦旦”,因为“‘梦旦’是在漫漫长夜里想望晨光的到来,最足以表现他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
而胡适也是终生憧憬光明的人。胡适自称乃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的心中永远揣着希望。胡适认为,西方人乐观、有信心,所以才敢于梦想。受此影响,胡适留美后也非常看重梦想,曾说:“梦想做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
“很小的问题,可以立时办到”是高梦旦朋友说的一句话。胡适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最能写出他(高梦旦)的志趣。他一生做的事,三十年编纂小学教科书,三十年提倡他的十三个月的历法,三十年提倡简笔字,提倡电报的改革,提倡度量衡的改革,都是他认为不难做到的小问题”。
高梦旦做事脚踏实地而不好高骛远,他崇尚事实,主张实干,“知道进步是一点一滴积聚成的,光明是一线一线慢慢来的”。这一点他和胡适也“英雄所见略同”。胡适信奉“自古成功在尝试”,倡导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寸的收获。
胡适最欣赏高梦旦的还是他做人“最慈祥”“最热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着一颗最仁爱暖热的心。在他的大家庭里,他的儿子、女儿都说,‘吾父不仅是一个好父亲,实兼一个友谊至笃的朋友。’”
高梦旦和儿子如同“两个最知心的小朋友”,父子俩亲密相处的一幕,让幼年丧父的胡适既羡且妒。胡适甚至特意为此做了一首诗。也许是因为,胡适小时缺少父爱,高梦旦父子之间的亲昵神态自然令他羡慕也伤怀。胡适后来能那么慈爱、那么宽容地对待自己的两个儿子,多少也受到高梦旦的影响。
高梦旦曾告诉胡适,他之所以敬重胡适,是因为胡适能听从母命,没有背弃婚约。胡适问:“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吗?”高梦旦说:“对你来说,这是一件大牺牲。”胡适不以为然:“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更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高梦旦更加不解:“何以最讨便宜?”胡适娓娓道来:“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顿了一下,胡适仿佛自我安慰地说:“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
胡适坦言,对于旧婚约,他“始终没有存毁约的念头”,但也曾面临“危机一发”的时刻。
胡适夫妇
原来,胡适回国后,在结婚前想见一下江冬秀。胡适想,既然两人即将结婚,亲眼看一下新娘子应该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了。没想到,他来到江冬秀家后,江冬秀竟躲到床上,放下了床帐。胡适对高梦旦说:“若当时自己拔腿就走,或到外面客店去住,那关系就僵了。”胡适忍住内心的不快,一边翻书一边与其他人闲谈。渐渐地,内心的不快一点一点消失了,因为胡适意识到,新娘婚前不愿见新郎,并不是新娘的错,而是旧家庭旧习惯之错,既然如此,何必要争这一时的面子?倘若坚持要见江冬秀,就算对方勉强同意了,自己的面子有了,人家的面子何在呢?这样一想,他心平气和多了。
后来胡适得知,果然是因为旧家庭作梗,长辈们反对,江冬秀才被迫躲入帐中的。
胡适对高梦旦感慨:“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至闹翻。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我这十几年的婚姻旧约,只有这几点钟是我自己有意矜持的。我自信那一晚与第二天早上的行为也不过是一个绅士应该做的。我受了半世的教育,若不能应付这样一点小境地,我就该惭愧终身了。”
听到这里,高梦旦连连点头,夸胡适对此事处理得当。
胡适之所以在高梦旦而非别人面前,吐露他对自己婚姻的真实看法以及婚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小插曲,也许因为在他看来,高梦旦和自己均具备一颗慈悲之心。只有如此,对方才愿意相信,自己接受旧式婚姻是出于“不忍”之心,才会认同这一看法:慈悲之怀、容忍之心有助于我们度过人生中那些不期而至的“危机一发”之时。
胡适晚年曾说及自己的婚姻:“我们那个时代,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了解的。我和我的太太订婚之后,我们从未见过面,一直到了结婚那天才见面的。我有两句诗:‘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有了“情愿不自由”的宽厚容忍,就有了“也就自由了”的达观释然。
胡适晚年还和秘书谈起高梦旦的一次遭遇:“高梦旦先生有一位最小的女儿,也是他最爱的女儿,她出国回来不久,因盲肠炎进医院割治。那时割治盲肠炎已很稳定了,只有万分之一的危险。高小姐恰恰是万分之一的危险,结果不救了。”
说到这里,胡适加重了语气,道:“高梦旦先生没有说一句话。”
如果不是特别能容忍,高先生不会“没有说一句话”。
或许,高梦旦和胡适能成为民国“圣人”,就是因为两人都具备罕见的容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