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李鸿章的大名，被订到了中华民族的耻辱柱上。
然而，世人大多知道李鸿章，却鲜少听说过马相伯。甚至不知，当年正是此人，在那场谈判中，舌战列强，为自己的祖国尽可能地，挽回些许损失。
马相伯，生于国难当头之时，死于国土飘摇之刻。在他100年的有限生命中，他用尽了全身心的力量，只为完成一件事，那便是“振兴中华”。
然而，在他生命的尽头，他却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只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把中国叫醒。”是啊，这是一句多么无奈又悲凉的话。
马相伯，出生于1840年，那一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向世人昭告了晚清政府的气数。也注定了马相伯，将成长于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
马相伯
他的家族信奉耶稣。因此，自打他出生起，就接受了洗礼，成为一名天主教徒。与大多数家庭的“严父慈母”不同，马相伯的家庭是“严母慈父”。
马父自幼多病，因此自习医术，到了二十多岁时，身体已经被自己调养得十分康健。
于是，便开馆行医，方便百姓。他为人十分善良，对于那些穷苦的百姓，他不仅分文不收，还坚持送医上门，遇到患有皮癣，疮疖的患者，从来不假手于人，都是亲自动手换药。
父亲的言行在年幼的马相伯心中，种下了善良的种子。成年后，他对于广大穷苦百姓的大爱，大致是源自于此的。
相对于父亲的和蔼，母亲对他就严厉很多。小到餐桌礼仪，大到学问功课，母亲都会严格督促。有时候母亲管得狠了，在一旁的马父都不得不说上一句“你把孩子交给我管管吧。”
然而，马相伯却十分感谢母亲的培养，他在《一日一谈》——我的孩童时代中，曾经亲口说过，“母亲的教育让自己养成了一种“严肃克己”的观念。
八岁，马相伯去私塾读书。但是很快，他就发现私塾这种地方，根本满足不了他求知的欲望。那时的他，喜欢仰望星空，甚至对此十分着迷。有时候，他整晚都会躺在那里看，然后就会有无数个问题跑到他的脑海之中。
比如“月亮为什么有时候是圆的，有时候是弯的？”“月亮是活的吗？”“月亮什么时候会出来？”这些问题，私塾里的老师都无法给他满意的答案。也许，大地方的师傅，知道的会更多？他这样想着。
于是，在十一岁那年，马相伯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创举。他拿着平日里积攒下来的几块盘缠，搭载内河民船，独自从镇江出发，走了十几天来到上海求学。
当年的马相伯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行为，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不得不说，很多时候，直觉往往意味着人生最正确的选择。
马相伯便是如此，他来到了徐家汇。进入了一所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他仿若一颗久旱的干草，终于得到了向往已久的甘露。
十一岁进入教会的马相伯，敏而好学，深得老师们的喜爱。三年后，年仅十四岁的他，就开始在学校担任助教的工作。“教然后知困”这是他在教与学中所总结出来的，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马相伯的知识得以不断地精进。
二十岁时，马相伯开始研究哲学，哲学的“不用之用”，让他明白了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对他今后在对待国家生死存亡问题的态度上，有着深刻的影响。
到了二十三岁，马相伯终于明白了“月亮”的问题，他开始钻研天文学。并且在这几年里，他通过一面研究西洋数学，一面研究中国数学，终于找到两者汇通的枢纽。
马相伯与诸位老师
当他有了这个发现后，他对数学的热爱，甚至超过了年幼时对“月亮”的执著。就连做梦，都梦见天花板上到处都是数字。在接下来四年里，马相伯又读完了，教会学校最高级的神学，并且取得了神学博士学位。
并且在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出任了徐汇中学的校长兼任教师。求学和治学的生涯堪称完美。
原本，马相伯以为自己可以一直做一个与学问打交道的学者。却没想到，命运却在此时发生了九十度的转弯。
徐汇学校是个教会学校。教会里的洋人，很快就发现，马相伯不仅精通西洋文化，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更有建树。于是，校方开始担心，马相伯会不会把学生培养成为“异教”。
相对于知识的传播，这些洋人们，更加看重奉教子民的纯粹。于是，校方便将马相伯调往南京，从事翻译数理著述的工作。
这让马相伯心中十分不满，正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且法国教会那种，将人区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他也十分不愿意苟同。于是，他便请辞了学校的工作。
有些人天生就是不平凡的，比如马相伯。结束了学校的工作之后，马相伯于辗转中，结识了李鸿章，他的命运从此便与政治挂上了钩。
李鸿章
李鸿章欣赏马相伯的才华，马相伯亦有一腔精忠报国的热忱。两人一拍即合。从此在李鸿章的谈判桌上，就多了这么一位才华横溢的幕僚。
时值八国联军侵华，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连军饷都筹措不出来。在李鸿章的推荐下，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马相伯的身上。
谁也不会想到，那个貌不惊人的男人，在美国走了一圈之后，凭借过人的才华，和高超的谈判技巧，居然筹措到了5亿大洋的经费。
满清政府震惊了，对于脑满肥肠的他们而言，这个数字简直惊为天人。
在慈禧看来，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件事情，那就是马相伯被列强收买了，他一定是叛国了。
于是，筹集来的5亿大洋被束之高阁，马相伯被搁浅使用，甲午战争因军需匮乏而失败。一系列的操作，无不标榜着满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无能。
在《辛丑条约》的谈判桌上，即便马相伯使出了浑身解数，所提的，也无非是少赔点银子，少分点土地。然而，无论多少，哪怕是一分钱的赔付，一寸地的相让，也足以定上“卖国”的罪名。
马相伯与列强谈判
从一名教书先生，沦落成为人见人骂的“卖国贼”，甚至连自己的母亲也误解了他，马相伯的心中无限伤怀。
面对政府的昏庸无能，马相伯感觉自己徒有一身才华，却毫无用武之地。即便如此，他依然跟随在李鸿章左右，希望将飘摇不定的中国拽回正轨。
然而，一个王朝的没落，岂是他一人之力，就能扭转的。两件事，让马相伯看清了晚清政府的结局，他从此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官场。
其一是，高丽朝贺使臣，赵某。曾经对马相伯描述过，高丽每年朝贡中国，高丽参一千斤，白银三千两。
然而，使者到了北京，却根本见不到皇帝的面，所谓朝见，不过是到了宫门口，对着皇上所在的方向拜一拜罢了。
赵某在高丽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而作为使者的他，却身受如此待遇，怎会有什么好感。满清政府如此夜郎自大，至死不悟。
让马相伯看到了他们那不可一世的高傲背后，是无可救药的昏庸。
马相伯和孙女
更让马相伯痛心的是，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满清政府上至王宫贵族，下至士大夫，却终日无所事事，闲耍游荡，甚至在戏园子过生活。
他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从折子上学来的。就连慈禧夸奖他的勇将，都能说出“你是我的黄霸天”这样可笑的话来。
面对这样的政府，马相伯最终明白了，空有一腔热情是拯救不了这个日趋衰败的国家的。这个国家缺的是精神脊梁。
于是卸任后的马相伯，在他人生的花甲之年。毅然签下了一份协议。“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捐出，捐献之日，永无反悔。”
这份捐给上海基督教会的钱，就是用来筹建“震旦大学”的。马相伯希望通过教育的力量，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为此，他捐钱办校，并且提出了震旦大学的校训为“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马相伯与学生
在这所大学里，马相伯打破了许多传统的教学方式。他给学生教授英文，不再使用传统的简陋英文教材，而是精心选择渗透了西方智慧的文章，并且还向学生传授了自然拼读法，使得他们在达到一定的积累后，就可以依靠拼读自学精进。
在数学上，他也不再仅仅教授学生怎么算，而是将原理一并讲透彻，这样下来，学生不仅仅知道怎么做，而且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真正达到了举一反三的效果。
在开办震旦大学之初，很多教会里的洋人都在一旁看热闹，他们不相信，就这么一个中国老头儿，能办出来一所大学。
然而，随着学生数量的与日俱增，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马相伯培养出了一个又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学子，开始心慌了。
在招收学生的问题上，马相伯的思想与教会更加不同。教会只愿意招收青年学子，而马相伯则不然，他觉得不仅年轻人需要教育，在当时的中国，中年人，甚至老年人只要愿意学习的，都可以接受教育。
马相伯石碑
这些办学理念和教育方式的不同，使得教会对马相伯十分不满，他们出手干预，将马相伯从学校架空，逼迫他离开学校。
学生们立刻意识到，失去马相伯的“震旦大学”已经不是原本的“震旦大学”了。于是将近百余名学生一起签字联名，要求退学。
看着一百多名无学可上的学生，马相伯十分感动，他不顾年事已高，又开始多方联络，积极奔走。66岁高龄的他，又筹款办起来了“复旦大学”。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北大校长蔡元培、数学家胡敦复，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人，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即便是如今，复旦大学也是多少莘莘学子梦中追寻的圣地。
马相伯用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践行着“科教兴国”的道路。缺钱，他就去筹钱，缺先生，他就亲自去任教，他所想所做的，无一不是在唤醒当时的中国，挺直脊梁，奋勇救国。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此时的马相伯已经是97岁高龄。看着中国吃紧的战事，他忧心忡忡，打仗是需要消耗很多物资的，而当时的中国明显已经是破败不堪。
马相伯
马相伯没有犹豫，他拿着纸和笔走上了街头，卖字救国。一个字卖50，一副对联卖100，他就这样，不停的写。
世人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这位古稀老人去完成这些事情，甚至更难想象，这位老人，居然靠卖字给国家捐出了10万元的军需。
然而，一人之力终究难以挽回破败之势，战事上的节节败退，致使马相伯等人不得不转移至越南凉山暂时躲避。
此时的马相伯，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他只能躺在那张病床之上，哀叹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1939年，马相伯临终之际，他依然挂怀着心中的那片故土，无奈留下了最后的感慨“我只要一条狗，叫了100年，也没有叫醒中国。”
这位精通八国语言，抗战救国，开辟中国教育领域新篇章的老人，终于闭上了他劳累已久的双眼。致死，难以瞑目。
马相伯
100多年过去了，我们收复了香港和澳门，我们的祖国日益繁盛。
在2021年3月18日的中美谈判桌上，中国外长杨洁彪，面对嚣张的美帝国主义，没有丝毫惧色，掷地有声的向他们甩出一句话“美国，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谈实力。”
“江山应犹在，我辈更自强”。不知道百年后，中国在谈判桌上的这份气量，是否能够告慰已故老人的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