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鲜事 热点 乾隆朝最后的贪腐大案:福州将军举报总督巡抚,引发福建官场地震

乾隆朝最后的贪腐大案:福州将军举报总督巡抚,引发福建官场地震

乾隆六十年(1795)五月的台湾岛,即将进入一年中最酷热潮湿的季节。外地人来到台湾,完全适应不了这里的气候,往往手足无措,坐立不安。

在岛上办事的闽浙总督伍拉纳更像热锅上的蚂蚁,难受得团团转。不过,他烦心的不是天气,而是来自乾隆皇帝带有训斥的圣旨。

伍拉纳,满洲正黄旗人,乾隆远亲,蒙皇上天恩,从抄写翻译的笔帖式起步,迅速升迁,深受乾隆信任。但是最近一两年,伍拉纳感觉乾隆不信任自己了,君臣关系迅速紧张起来。

先是乾隆五十八年,浙江巡抚福崧因贪腐被处斩,伍拉纳作为闽浙总督,因没有及时参奏弹劾,遭到乾隆皇帝的申斥,最后落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并罚了三年养廉银。

接着是乾隆五十九年,福建发生了水灾,漳州、泉州等地被淹严重,很快引发了饥荒。进入乾隆六十年后,水灾、饥荒的后遗症进一步显现,米价飞涨,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伍拉纳不得不出巡各地弹压。

三月初,伍拉纳出驻泉州,遇见饥民聚集哄闹,饥肠辘辘的百姓强烈要求官府赈济。对此,伍拉纳的处理是:对上,瞒着乾隆皇帝,不能让皇上知道;对下,饥民不能得罪,免得进一步激化矛盾。他就私下与巡抚浦霖商量,挪银子来赈灾。

浦霖曾是伍拉纳上司,伍拉纳步步高升,浦霖的职位原地踏步,此时成了伍拉纳的下属。接到赈灾要求后,浦霖完全同意伍拉纳对泉州事件的处理方案,他告诉伍拉纳,有一笔原本要赈济漳州的专款,六万两银子,可以挪用到泉州去放赈。伍拉纳同意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伍拉纳在泉州放赈救灾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台湾的紧急军报:台湾爆发了起义!之前的灾荒蔓延到了台湾,当年三月十日,陈周全聚集民众起义,攻陷了鹿仔港,几天后攻占了彰化县,杀死知县、副将等人。这一回,伍拉纳不敢隐匿不报,只好硬着头皮飞奏乾隆。

军情传到北京,乾隆对造反极为敏感,于是迅速下令伍拉纳前往台湾镇压。伍拉纳的判断与乾隆不同,他认为彰化起义仅仅是饥民暴动,远远不如福建的大面积饥荒严重。

而且,虽然派兵遣将就能将饥民镇压下去,但救济地方、稳定秩序需要做大量繁重的工作。所以,伍拉纳选择留在泉州,派兵前往台湾。

果然,台湾道杨廷理得到大陆兵力支持后,很快就击败陈周全,基本镇压了起义。

乾隆皇帝得到报告后,非但没有表扬,反而斥责伍拉纳抗旨。他认为扫清残余起义军和稳定台湾治安事关重大,遂多次下诏催促伍拉纳亲赴台湾。伍拉纳这才从泉州启程,于四月二十八日入海前往台湾。

作为起义的善后官员,伍拉纳在五月上奏弹劾鹿仔港巡检朱继功。巡检是正九品的小官,清朝在重要市镇、关隘设置巡检作为弹压力量。

鹿仔港是起义的爆发处,朱继功在起义前夕服丧离职,起义时已带着家眷内渡。伍拉纳请旨将他革职,发遣至新疆。同时,伍拉纳上奏说缉拿到海盗多名,请旨正法。

奏折递上去后,伍拉纳希望就此了结台湾的差使,返回福建。

很快,他就收到了紫禁城加急发来的圣旨。那圣旨如同晴天霹雳,劈头盖脸地砸向伍拉纳!乾隆皇帝对伍拉纳的奏折批了八个字:“不知羞耻,可笑之至!”

乾隆认为朱继功只是一个“微末小官”,况且起义爆发时已经服丧离职,伍拉纳能推出一个像样一点的官员作为替罪羊吗?朱继功永不录用就是了,那么谁该为台湾民变负责呢?

乾隆皇帝又直接指出福建省的现状是饥荒遍地、盗匪横行,伍拉纳竟然还敢说抓获海盗多名,向朝廷邀功。

乾隆质问道:“既然你伍拉纳屡次报告抓获海盗,为什么福建治安还是混乱,就连省城附近的闽江入海口五虎门周遭都有海盗公然游弋抢劫?”

乾隆皇帝最后直接指出,闽浙总督伍拉纳“平日于地方公务种种废弛贻误,及至贼匪滋事,又复在内地逗留,着立即革职,交福州将军魁伦严加审讯。”

来人同时透露,伍拉纳的政治盟友、福建巡抚浦霖也已被革职拿问。

伍拉纳顿时瘫倒在地。他明明把福建的情况做了隐瞒,乾隆皇帝却了如指掌,到底是谁打的小报告?又是谁趁着他人在台湾的时候动手,在背后向伍拉纳捅刀子?

这个人就是奉旨审问伍拉纳的福州将军魁伦。

魁伦,满洲正黄旗人,从乾隆五十三年起一直担任福州将军。他和伍拉纳、浦霖两位督抚共事时间也不短了,但关系很不好。

伍拉纳、浦霖走的是文官仕途,魁伦则是行伍出身,双方共同语言不多。而且,魁伦有一个不良嗜好:喜欢逛花街柳巷。魁伦好声色,喜冶游,有时不顾官体狎妓玩乐。

朝廷严禁官员嫖娼。伍拉纳对魁伦忍无可忍,决心弹劾魁伦。魁伦得知后,决定先下手为强。

乾隆六十年三月,魁伦瞅准伍拉纳、浦霖二人都因公事离开福州的机会,发动突袭,上奏揭发福建吏治废弛、仓库亏空。

魁伦先说福建从去年冬天开始就米价昂贵、强盗抢劫传闻四起,尤其是沿海地区,海盗出没,甚至省会福州附近的五虎门,盗船都敢停泊行劫。

闰二月初,福建省采购粮食准备海运接济漳泉地区灾民,粮食已经装船,却因惧怕海盗抢劫,至今没有运到。

接着,魁伦检举福建各州县仓库严重亏空,钱粮数目停留在账面上。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那么,问题来了:魁伦身为福州将军,位居省级大员行列,为什么不及早报告,反而要在这个时候揭发呢?

魁伦在奏折中自我辩解说,之前几年听说伍拉纳、浦霖在设法弥补亏空,自己如揭发的话,可能干扰督抚的正常工作,谁料情况越来越糟。势已至此,再不据实陈明,即是背负天恩,丧尽良心之至。

魁伦在撇清自己责任的同时,顺便强调了伍拉纳、浦霖二人多年来无所作为,导致亏空问题越发严重。

果然,乾隆皇帝内心积压的对伍拉纳的不满,被这道奏折激发了出来。乾隆立即下旨:“闽省近年以来,吏治废弛已极,皆由该督抚等平日漫无整顿所致。”

伍拉纳因为在台湾办差,不方便立即处置,浦霖则立即卸任福建巡抚,进京候旨,所遗福建巡抚一缺,令姚棻调补。

魁伦对这个处理结果并不满意,他的目的是扳倒伍拉纳。虽然浦霖调离了,但是伍拉纳却安然无恙,如果伍拉纳回来后知道是他检举揭发的,还不旧账新账一起算?

所以,魁伦决定再次背后捅刀子,于五月初上了第二道揭发奏折。

魁伦拿漳泉地区的饥荒说事,揭发浦霖办理不善,以致贫民流为匪党。伍拉纳在泉州,饥民围绕乞食,浦霖从布政使伊辙布那里提取朝廷下发的赈灾款六万两银子,解往泉州。

魁伦询问伊辙布此举是否妥当,伊辙布回答:“此项银两,原系督抚商同机存,尚未提用。”

魁伦又揭发伍拉纳性情急躁,按察使钱受椿、德泰等人怂恿迎合,办理司法刑狱多有不妥之处。

此奏牵连福建布政使伊辙布、按察使钱受椿,大有把福建省级文官一锅端的架势。而“贫民流为匪党”“此项银两,尚未提用”等语,隐含“官通民反”、克打掷用朝廷赈灾款的意思。

乾隆阅奏后,意识到福建问题严重,于是下旨将伍拉纳、浦霖、伊辙布、钱受椿四人革职,交魁伦审讯;调两广总督长麟署理闽浙总督、浙江布政使田凤仪为福建布政使,着二人会同审理此案。

新任闽浙总督长麟,满洲正蓝旗人,和新任福建巡抚姚棻一样,都是地方经验丰富之人,被乾隆委以整顿重任。

乾隆整肃福建政务的意图,从福建督抚藩臬全部被革职的圣旨中,一目了然。魁伦揭发的诸多弊政中,乾隆最关注的是亏空问题。

钱粮是政务的基础,福建到底亏空了多少钱粮呢?

福建大案的突破口和主要调查问题,聚焦在了“钱”字上。乾隆给调任福建布政使的田凤仪发了一道专旨,要求他会同魁伦“将该省各处仓储何处亏缺若干,是否系州县任意侵挪舞弊抑或上司通同弊混之处,逐一查明,据实联衔具奏”。

田凤仪,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从刑部开始仕途,后来外放地方,两司道府履历完备。这次平调福建布政使,田凤仪既肩负皇上期望,又面临人生重大机遇,自然不敢怠慢。

田凤仪当月就进到福州上任,会同魁伦清查仓库,果然发现了巨额亏空。单单藩库就查出亏空二百五十多万两,而且缺口不断扩大!如果彻底查清,那将会是个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

乾隆异常震惊,朱批:“此事大奇,省城两厅二县已如此,其余各处,不问可知。”遂命令魁伦等严讯有关官员,抓紧奏报。

福建的问题很严重!六月,新任闽浙总督长麟抵达福州,顶着乾隆皇帝严查的命令,不敢拖延,立刻会同魁伦清查亏空案。

原本躲藏在黑幕后面的贪官污吏纷纷现身:

福州知府邓廷辑、闽县知县张映斗、侯官知县严峻,亏空视重、协同徇私,请旨革职;

泉州知府张大干,贪鄙成性,辖区受灾却不知体恤灾民,反而倒填日期、报价短开数目,请旨革职;

同知李振文,知县李堂、路钊、郭廷魁、姚鹤龄、李廷彩、牛世显、汪光绪,县丞史恒岱等亏空严重,请旨革职;

前任知县王僧额、吴慕曾等均有亏损,押解监禁;台湾道杨廷理、候补知府徐梦龄也有亏空,因在台湾,等办妥后再归案查办;

已经离开福建的同知方继宪等十二名官员,也涉嫌亏空,押解回福州受审,并查封家产,追还欠款。

最令人惊掉下巴的是新任福建巡抚姚棻,下车伊始,就被相关官员揭发十余年前在福建漳州任职时挪用、亏空官银。姚棻这个级别的官员如何处置,长麟、魁伦两人不敢做主,一并奏报乾隆,请旨定夺。

乾隆皇帝得报,朱笔一挥,所有请旨革职官员全部批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押解福州候审,就连姚棻也难逃惩罚,到任之时就是免职之日,所遗福建巡抚一职由魁伦兼署。

已遭革职的浦霖伊辙布、钱受椿三人,原本奉旨押解进京,乾隆下令“截解回闽”,与涉案官员当面对质。

看来,皇上是要痛下杀手,不得到真相誓不罢休!

长麟、魁伦二人奉旨后,面面相觑。他俩心里不断叫苦:“这可怎么办好啊?”且不说随着调查深入,福建官员能有几人幸免,也不说查明的巨额亏空,日后应该如何填补,实际上,二人各有自己的苦衷。

魁伦参劾伍拉纳的本意是为了自保,希望把伍拉纳扳倒,可没想到事情越闹越大,牵涉面越来越广,像脱缰的野马一般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了。这匹野马会闯出什么祸来,会不会引火烧身呢?魁伦越想越害怕。

长麟担心的是另外一点。他深知,案情迟早会牵涉自己的前任伍拉纳,难免开刀问斩。伍拉纳并不可怕,可伍拉纳有一个姻亲,长麟不得不忌讳,这个人就是军机大臣和珅。

和珅和伍拉纳是亲家,两人互相引为奥援。福建的问题是否与和珅有关,暂且不说。和珅大权在握,年迈的乾隆皇帝对他言听计从,不论长麟如何办理此案,,最后都要经过乾隆这一关,也就是和珅这一关。

和珅的精明强悍、党同伐异,长麟是深有体会的。

之前在山西巡抚任上,长麟不忍心无辜者受害,推翻过一桩和珅拟定的逆党案,得罪过和珅,如果再次与和珅硬碰硬,长麟不知道后果如何。

长麟和魁伦都是政坛老手了,寒暄了几个回合,就都知道此案深究下去,暗礁重重,危机四伏。两人都“意存袒护”,接下去的办案原则就是“大事化小”。

长麟等人的对策是,集中精力办理乾隆关注的亏空问题,办得认认真真、轰轰烈烈,而搁置其他方面不问,把福建的问题简化为府库亏空这一件事。

布政使掌管一省钱粮赋税,负责收存奏销,要为亏空问题负责。福建布政使伊辙布,出身正蓝旗,蒙古人,也是福建官场的老人了。

伊辙布和伍拉纳,浦霖共事多年,关系亲近。对于府库亏空,伊辙布承认福建全省仓储都有短亏,自己到任后就禀明督抚,多方催追,希望能够弥补完整。

伊辙布也承认没有及时参劾亏空官员,这是自己的失误,但自己绝对没有染指贪污挪用。

伍拉纳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福建各州县仓库亏空,是离任官员造成。我曾经咨文他们的原籍地查抵,因为时间太久,咨追无着。十分之六七的亏空都是这种情况。”

浦霖也推脱说:“州县仓储亏缺,历任相沿,相关官员大多已经离闽。我曾经命令布政使一面咨追,一面令现任各员设法弥补。至于新产生的亏空,则是管理不善导致的。”

分析三人的供词,大同小异,他们将责任推给前任,将续亏归于管理不善,而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如果说伊辙布等人有责任,就是失察的领导责任和没有及时参奏亏空官员的监管责任。至于贪污、挪用等罪行,三人绝对是不会认的。

亏空调查的焦点,是漳州赈灾专款六万两挪到泉州的事。魁伦参奏此款可能没有发放。伊辙布供认,漳州赈灾款本来想动用藩库存银,但他考虑到之前赈灾发放的是铜钱,如果现在改发银子,“恐先钱后银,数目多寡不同致滋事端”,就把库银一律换成铜钱发放。

清朝的货币是银两和铜钱(制钱)并用,两者之间存在兑换比例。官方的兑换标准长期维持在一两白银兑换一千文铜钱,但在社会生活中白银要值钱得多。一两白银可以兑换两千文铜钱甚至更多。官价和实价的差额,就给官吏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伊辙布按照一千四百文铜钱兑换一两银子的标准提取官银,却以一千文铜钱折合一两银子的标准发放赈灾款。即便是按照后者的标准,伊辙布也没有全部发放,只拨发了价值两万两白银的赈灾款给贫民,把剩余的四万两银子挂在账外作为“小金库”。

这笔钱去了哪里呢?在长麟等人的审问之下,伊辙布供认将四万两银子借给了一个叫周经的银店店主。

周经在福州城里开了几家银铺,生意越做越大,算是省城的一个人物。但在开银铺之前,周经是福建藩库的书吏,具体来说,他是伍拉纳担任福建布政使期间的库吏,专门负责库银的收储核销。伊辙布上任时,周经已经“报满”,离开了藩库。

书吏在清朝政治实践中的作用极大。清人有“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一说。书吏是在官府中抄抄写写、处理具体事务的小吏。他们的身份不是官员,而是老百姓,在法律上算是在官府义务服役之人。

书吏绝对是肥差,重要岗位的书吏,年收入数以千计都是有可能的。清朝也多次曝出书吏舞弊案件,金额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

周经曾经就是多少人羡慕的福建藩库的库吏,可是他却在期满后主动退役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找到了比书吏的收入更高、来钱更快的项目。

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藩库的银子,很多是散碎银两,需要熔铸成标准的官银。福建省的做法是由布政司找市面上的银铺熔铸。周经退职后,开设银铺揽下了这活儿。

周经或者一月一次,或者一月数次,频繁从藩库领定银子,每次数千两至数万两不等,前后共领定官银超过五十万两。

按说。布政司要做好流出和交回的记录,做好对周经的督促管理,但是藩库明显管理不严,缺乏严格精确的记录。

伊辙布身为布政使,也没有认真审查藩库收支账目。总督、巡抚定期审计藩库时,只核查已经入库归款的银两,周经领出的银两并不在审计的账册之内。

所以,周经长期占用巨额官银,如果藩库催促,他就交回一部分,以新还旧,把大量银子挪作他用。这种罪行在四五年时间里,竟然一直未被查处。

伊辙布遭革职后,知道新任布政使上任后必然核查藩库,便抓紧自查,结果发现周经尚有未交官银八万余两,当即勒令周经归还。

周经拿不出那么多现银,只归还了四万余两,剩余部分用田契、房契抵押。伊辙布把周经的田契、房契交给福州知府收存变卖,可短期内不能变现,怎么办呢?他就想到自己挪用的泉州赈灾银刚好剩余四万两,就用这笔钱替周经把窟窿给补上了。

此外,长麟等人查明,福建许多州县向藩库交纳税银时,不能足额上交。伊辙布以这些州县为“滨海重地”,若因粮钱未完而使州县官受到撤职处分,“恐离任州县官太多”不利于安定为由,历年来代为州县官员虚报白银十三万两。这又造成了新的亏空。

六月末,长麟、魁伦复奏了福建亏空问题,把伊辙布当作核心罪犯推了出去。乾隆皇帝对此极为不满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伊辙布造成了巨额亏空,替人还债,替人虚报金额,“岂有舍命为人之理?”那么多的亏空到底哪里去了,难道福建官员就不存在贪污腐败行为吗?

长麟、魁伦二人纠结于核查亏空,而不调查在此过程中的贪污受贿问题,压下不办,化大为小。为此,乾隆申斥长麟、魁伦,务必严讯周经,四万两库银到底用到何处去了。

如果再“意存袒护,代为消弭,伊二人自思,当得何罪”。长麟、魁伦的小心思,被乾隆皇帝看穿了。

长麟奏报的是现象,乾隆追求的是原因;魁伦纠结的是亏空,乾隆关注的是贪腐。而原因和贪腐,恰恰是长麟和魁伦不愿意深究的。可是乾隆已下严旨申斥,长麟、魁伦不得不有所回复。

八月末,长麟、魁伦合奏,说遵旨严讯伊辙布,逼问有无贪腐罪行,伊辙布拒不承认。严刑拷打周经,周经一口咬定挪用的四万两官银,因为自己经营不善亏掉了。

长麟和魁伦判断:“周经屡受严刑夹炼,仍坚执原供。似知身负重罪,有宁死于刑夹,而不肯死于刑戮之意。”案件审理没有进展。

乾隆皇帝也不是好对付的。既然福建方面审讯不积极,乾隆决定亲自审讯。他下令将伊辙布押解来京审问。长麟等遵旨行事。蹊跷的是,福建方面很快奏报,九月十六日,伊辙布行至浦城石岐时,突患急病死了!

伊辙布一死,最重要的当事人没有了,他替下属官员隐瞒虚报的事情也没法查问了。

听到伊辙布的死讯,很多人会松一口气。但是,伊辙布真的是病死的吗?负责押解的官员的报告是:“伊辙布染受风寒,由疟变痢,并无畏罪自尽情弊。”

但这不能排除伊辙布做贼心虚、畏罪自尽的可能,也不能排除有慕后黑手暗杀的可能。伊辙布死在押解进京的途中,不得不让入怀疑。

乾隆的过人之处是,他没有纠缠于伊辙布的死因,而是迅速寻找其他突破口。伊辙布死了,他的财富不会死,况且伍拉纳、浦霖等人还活着。

乾隆严旨催促审讯其他人犯,同时申饬福建周边各省地方官,截留人犯及其家属的船只、行李,还派官员查抄人犯原籍地的家产。乾隆准备从调查人犯的财富入手,深挖下去。

长麟、魁伦不得不动起来,追究伍拉纳、浦霖等人的赃款,很快查出福建盐务衙门长期向闽浙总督馈送陋规的事情。自乾隆四十四年起,历任总督每年都收受白银两万两至五万两不等,伍拉纳任内共收过十五万两银子,浦霖则在乾隆五十七年向盐商索取贿赂两万两白银。

此外,伍拉纳、浦霖分两次各接受厦门同知黄奠邦白银九千二百两。两人对福建盐务、厦门同知的两笔赃款供认不讳,但不承认有其他贪腐行为。

伍拉纳、浦霖那边还在“挤牙育”,朝廷对他们的财产查抄之后却收获颇丰。

伍拉纳等人在案发之时就开始有意识地转移财户。并安排隐藏在原籍地的部分财产。但是,乾隆明显对抄家之事已是老手了,对这些转移财产的伎俩非常熟悉,终究还是在七八月间查获了人犯的大量家产。

督抚的年俸不到两百两银子,养廉银不到两万两,那么伍拉纳等人积攒了多少家产呢?

伍拉纳财产如下:

九月十九日,苏州知府截获伍拉纳家人船只两艘,从中抄出元丝银五百五十两,嵌玉如意一百一十二柄,洋灰里羊皮四百九十四张,绸缎纱罗衣等五百六十七件,铜锡等项器具四百一十七件,其他小件不计。

《清史稿》记载,在他家抄出存银四十万两有余,如意一百余柄。

浦霖财产如下:

住房九所,田三千二百二十六亩,金锭、金叶共重五百二十六两六钱,金如意首饰重二百五十八两,银二十八万四千三百一十四两,元宝五万一千二百两,纹银十九万三千两,盐匹银两万七千四百两,元丝银两千七百二十九两,洋钱一万三千八百元,银首饰重六百三十两,珠两千零七十四粒,三镶玉如意一百五十七柄。

浦霖似乎酷爱皮草,在其家中抄出狐皮等三千一百一十四张。此外,朝珠、玉器、珊瑚、宝石、绸缎等不计其数。他的财产也明显超出了正常收入。

伊辙布财产如下:

北京东单附近胡同的住房一所,共八十六间,取租房二十一间,关东地一百六十亩,古北口外沈家屯处地六顷七十一亩,涿州、香河等处圈地三顷三十四亩。

除房地现银以外,伊辙布并没有多少金银财宝。负责清查的大臣伊龄阿认为“实非情理,必有隐匿寄顿之处”,奏请继续查抄,随时具奏。

钱受椿财产如下:

在江西境内截获转移的财产,计有金叶、金锭共两千七百七十八两,纹银六千七百两,洋钱八万两千元,小洋钱一千元,金如意九柄,重一百四十九两,大小珠七百七十粒,嵌梅花珠二百七十二粒,珊瑚朝珠五十一盘等。

在江苏查抄家产,计有住房一所,共计四十五间,田一百一十四亩,市平银三万八千两,洋钱三万三千四百元等,此外还有沉香山一座,上有金人一百二十个,共重三百五十八两。

钱受椿似乎也酷爱皮草,在江西截获海鼠皮等二千一百二十三张,在常熟抄出洋灰鼠皮等一千四百三十四张。

伍拉纳四人的巨额财产,明显超出了正常收入。那么,这些财富是哪儿来的呢?

伍拉纳等人没说,但根据同时期的礼亲王昭梿所著的《啸亭杂录》记载,伍拉纳在福建搜刮民财,勒索州县官员,“有不纳者,锁锢逼勒”,以致上行下效。

福建州县官员挪用公款,贿赂公行,贪腐成风,声名狼藉。

昭梿的记载也得到了民谣的佐证。福州有民谣说:“五老冠不正,双狮死要钱。两台乌暗暗,唯有烛光明。”

“五老”指的是伍拉纳,“双狮”指布政使、按察使;“两台”指的是督抚二人,清朝尊称总督为“制台”,尊称巡抚为“抚台”。

民谣的前三句说的是伍拉纳、浦霖等人自身不正,贪婪污浊,败坏了福建社会风气,只剩下蜡烛的微弱光亮了。可恨伍拉纳等人长期盘踞福建,最终形成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几乎无官不贪”的官场黑暗局面,清白官员反而难以立足。

为什么会形成督抚藩臬沆瀣一气的黑暗局面呢?

在制度上,所有官员,不管是一品总督,还是不入流的典吏,都是朝廷命官。各人只是职位不同,品级有高下之分,却没有人格高低,更没有命令与依从关系。

事实上,皇帝也不允许地方大员挟权自重,如果下级都对上司言听计从,督抚就会掌握地方实权,尾大不掉,甚至出现割据一方的局面。因此,朝廷设置了一系列分权制衡和监察制度。

且不说监察官员可以随时弹劾不法官员,也不说地方八旗军队直辖于中央,单就人事权来看,所有人事任免权都集中在朝廷的吏部,吏部掌握天下官员的档案、调动、遴选和奖惩,皇帝可以否决任何一项人事命令。

同时,朝廷定期考核所有官员,发布进退命令。从纸面上看,天下官员的命运掌握在皇帝手中,而不在地方督抚或者部门长官的手中。

现实情况却是,下级官员逢迎攀附长官的现象比比皆是,一切政务唯长官马首是瞻。朝廷礼制规定官员相见行作揖礼,现实却是知县见督抚要行跪拜之礼,手举名帖过头禀报。

更严重的,部分地区或者部门甚至形成了上下级依附关系,官员们共进退同荣辱,一朝天子一朝臣。清朝把地方和部门主官称为“正印官”。正印官的清廉与否和能力高低,似乎决定了所在衙门的风气与政绩。

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这是因为正印官在实践中掌握着下属的福祸荣辱。

首先,正印官在实践中掌握了人事任兔、调动的实权。他们往往借口“人地相宜”或者工作需要等,举荐官员,掌握了重要职位的推荐权。

朝廷通常会批准高官大员的举荐。这部分的职位总数大概占地方官缺的三分之一。即便是其他职位,督抚、尚书也可以借口办差、管案等事由,调离在岗官员,甚至干临成立临时机构安括官员,这就造成官员和实际职位脱离,任由长官支配的局面。

朝廷任命的官员,上司有种种办法不让他实际到任。清朝中后期,有很多官员由吏部分发到地方任知县,却辗转多年,没有一年实任。

其次,官员的考核权也落入了督抚等高官手中。

每到京察、大计年份,皇帝只有精力亲自考核大学士、督抚、尚侍等高官,绝大多数官员的考核工作就由所在衙门的正印官负责。

乾隆说:“夫用人之柄操之于联,而察史之责则不得不委之督抚。”

具体到地方,就是督抚考核藩桌,藩桌再考核道府州县官员。一个知县三年干得好坏,是升迁还是斥革,事实上由总督、巡抚说了算。至于钱粮赋税、司法刑狱、科举文教等日常工作是否称职,更是由长官来评定。

这两项实权相互叠加,督抚高官已经牢牢掌握了下属的进退祸福。

那如果上司的指令是错误的,或者有违法违规的风险呢?下级官员肯定知道什么事合法、什么事非法,但还是会冒着风险甚至昧着良心去做。

因为抗命的后果立竿见影,而执行上司指令产生的风险,却是不确定的,到时候先由上司顶着,再由普遍性的现象作为挡箭牌。

最终,衙门成了正印官的“一言堂”,正印官为所欲为,畅通无阻,长官意志决定了衙门的行为。

具体到福建,伍拉纳、浦霖久居高位,有足够的时间把全省官员塑造成同党。官员贪腐案件之所以一查就是窝案,原因就在于此。

话说,伍拉纳、浦霖等人抄家抄出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如果不是历年贪腐所得,又是哪儿来的呢?

他二人都推说是多年俸禄、养廉剩余所得,部分财宝是下属所送年节礼品,具体情况因年久记不清了。

乾隆认为伍拉纳是避重就轻,遂下令把伍拉纳、浦霖押解进京,交军机处严审。

当时的军机大臣是满族人阿桂、和珅和汉族人王杰、董诰四个人。阿桂常年外出办差,而王杰、董诰两个老臣不管事,实权操于和珅的手中。

和珅是伍拉纳的姻亲,有心救他一命。乾隆命令提伍拉纳、浦霖进京,和珅先是故意拖延时日,他知道乾隆皇帝决心禅位,所以打算拖到明年新皇帝登基大赦,可以恩赦伍拉纳死罪。

想不到,乾隆时刻惦记着人犯,眼看拖延不至,直接派遣一名侍卫半路拿人,将人犯押解到丰泽园亲讯。

至此,和珅也无能为力了。伍拉纳的命运,只能看运气了。

当长麟、魁伦奉旨严审伍拉纳、浦霖时,还真发现了两人有其他劣迹,其中最重要的是长泰县械斗命案。此案积压已久,省里拖延不办。案件原本就死亡十数人,又硬生生在监狱里关死了十个人。

此案案情并不复杂,但放入福建官场省政以贿成风、拖沓成性的黑暗风气中,就变得复杂了。伍拉纳主导的福建政治风气,不以高效、公正地处理政务为标准,而是以一团和气、保持现有局面为准。长泰县械斗案不幸产生于这样的政治风气之中,最终拖延成一桩惨剧。伍拉纳、浦霖负有领导责任。

伍拉纳抵京后,乾隆在丰泽园亲自审讯伍拉纳。伍拉纳一开始百般狡辩,直至乾隆下令用刑,伍拉纳这才认罪,但只承认收受过厦门同知黄奠邦的贿赂,其他的推脱不知。

乾隆已经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哪里有精力和伍拉纳耗下去,便转交军机处严审。十月初七,军机处各位大臣会审伍拉纳、浦霖。

我们来看看当日的审讯记录。

军机大臣问浦霖:“浦霖,现在浙江查出你家产二十八万余两白银,此外还有金器、田产、房屋等。这些财物都是哪儿来的,是不是贪污勒索而来?

另外,你的儿子浦煌供认,你还于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在他的房子地下埋了十万两白银。当时你尚未到福建巡抚任上,这些银子又是哪里来的?你如果没有做亏心事,为什么预先在儿子家埋藏银两?”

浦霖回答:“蒙皇上天恩,我担任巡抚十年,养廉银有十余万两,在司道任内多年,还有数万两银子。这些收入除了正常开支外,剩余了十万两左右。我做秀才的时候,在扬州给富商教书十年,积攒了上万两银子。

后来续娶了胡氏,得到五千两嫁妆。我岳父岳母只有这一个女儿,所以把所有家产都给了我们,变卖后有五万余两银子。我将这些银子用来投资,这些年来收益有二十余万两银子。至于为什么在家里埋银子,那是我老婆做的事,我完全不知情。”

军机大臣问伍拉纳:“伍拉纳,黄奠邦供认送给你九千二百两银子,你收下了。此外你必有其他贪腐行为。浦霖供认曾受过知府、知县一两千元花边银,你是总督,比巡抚的职分大,那些官员难道没有给你送过银子?”

伍拉纳回答:“黄奠邦是厦门同知,缺分较好,所以送我银子。我是收了。我平时略有积蓄,又知道其他属员都有亏空,怕进京后蒙皇上天恩又有任用,我不能回归本任,他们亏空败露都推到我身上,所以我在任和进京都没有叫他们帮过银两。

至于我现在的家产,是我历任官职收到的俸禄和养廉银积攒的,我又在总督任内得过盐务陋规共十四五万两。”

伍拉纳和浦霖都把巨额财产说成主要靠正常收入结余,只承认了一两笔贿赂。

军机大臣又问两人:“长泰县械斗一案,按察使钱受椿替地方向你们禀请抽卷。你们如果没有接受钱受椿的馈送,为什么答应将案卷发还?”

两人回答:“长泰县械斗一案,我们是因为案情重大,拖延了很久没法结案,正凶又迟迟没有抓获,担心一经参奏,显得地方司法废弛,心里实在害怕,导致一时糊涂,就答应钱受椿,把案卷发还了。如果真有串通分赃的事,钱受椿、全士潮等人岂肯替我们隐瞒?”

总之,伍拉纳、浦霖坚决不承认平日有串通舞弊的问题,时把巨额财产说成是省吃俭用所得。

如果说,他们两个人当官几十年不吃不喝,把所有收入都积攒下来,再加以经营,且年年都盈利,的确能形成如此巨大的资产规模,但是这可能吗?

君臣上下都不相信伍拉纳、浦霖的诡辩。事实上,乾隆早在九月初就下旨:“此案续行查出,于其罪亦无可加,即使未能得实,其罪亦无可减。”

这既可以解读为,乾隆认为现有的犯罪事实就足够治伍拉纳等人重罪,也可以解读为乾隆皇帝有意结案,放弃彻底追究真相了。

毕竟,当时乾隆已经八十六岁高龄了,并确定在第二年禅让。他对伍拉纳的行径深恶痛绝。乾隆希望自己创建的盛世能够成为一个传奇,被千古传颂,谁知道在即将闭幕之时暴露出福建贪腐窝案,这是给“乾隆盛世”抹黑!

既然是抹黑,乾隆就希望在退位前彻底了结它,把坏事做成反腐倡廉的好事。他也不希望伍拉纳案拖到明年,赶上新皇登基的大赦。

所以,从十月初起,乾隆皇帝陆续下旨,亲自做出最后宣判。

乾隆对此案的总结性陈词是:“福建地方近年以来,自督抚司道以及各府州县通同一气,分肥饱素,玩法营私,以致通省仓库钱粮亏空累累、盗风日炽,甚至人命重案,藐法徇情,殊出情理之外。”

首犯伍拉纳、浦霖立即处斩;子孙发遣至伊犁。

布政使伊辙布按“凡侵盗仓库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斩监侯。”伊辙布已经死亡,故追究子孙责任,将其全部发遣至伊犁。

伊辙布的管账师爷吴义添,帮着雇主胡作非为,判处在福州枷号示众三个月,再发给厄鲁待为奴,其家产抄没入官。

福建藩库前任库吏周经以微未员吏,侵亏帑项至八万余两,立即处斩;书吏罗嘉信等人目睹周经的不法行为,不力阻,不揭发,发遣至新疆为奴。

按察使钱受椿与督抚串通,贪污妄为,民怨极大。乾隆原本想把钱受椿提解至北京亲自审问,大臣们劝阻说钱受椿品级不够皇上御审。

乾隆对他愤恨难平,下令将钱受椿公开斩首,斩首之前由督抚亲自监视,先刑夹两次、重打四十大板,再传集福州的所有官员观斩。

向浦霖行贿的史恒岱、石永福,向钱受椿行贿的全士潮、顾掞,以及其他行贿但没有贪污的官员,革职,发遣至伊犁。

知县彭良谡、胡启文亏空过万,处斩。其余亏空在一千两以上的官员,处罚依次递减。

前任闽浙总督富勒浑,索取盐商贿赂五万五千两,之前因为在两广总督任内犯案革职,且已老迈,开恩发往热河效力赎罪;

前任闽浙总督雅德,索取盐商贿赂四万五千两,革职,发遣至伊犁。

现任闽浙总督长麟查办此案,意存化大为小,沽名取巧,革职,抄没家产入官,发遣新疆效力赎罪。

现任福州将军魁伦查办案件,“思做好人”,本应治罪,念在此案是他揭发的,且最终审出真相,免予处罚。

所遗闽浙总督空缺,由魁伦兼署。现任福建巡抚姚棻,被举报有贪污挪用问题,查无实证,仍任福建巡抚。

禅让大典在即,乾隆的意思是除已经暴露的线索外,“不必辗韩根究”,迅速结案。但是,伍拉纳、浦霖盘踞福建多年,关系盘根错节,案情繁复错杂,要想结案,福建省后续工作就会很繁重。

魁伦署理闽浙总督后,因为办案不力受到申斥,故加重惩处涉案官员。受命善后财政的新任布政使田凤仪查账时不论动态支出,只以现存银两为断,追求迅速结案,上奏将亏空一万两以上官员全部处斩,李堂、胡启文、彭良谡等十名官员因此被杀。

其余案犯分别受到革职、流放等处分。福建地方官场几乎为之一空。

十二月十日,案件终于赶在乾隆末年的最后时刻了结,正式成为乾隆时期的最后一桩贪腐案件。二十天后,“乾隆盛世”正式谢幕。

乾隆为了博取盛名,对福建贪腐窝案的处理显得草率了。事后再认真核计各州县的库存银两时,竟然发现比清查数额多出了数十万两银子,可见当时为了追求迅速结案,冤枉了部分官员,甚至可能冤杀了个别官员。

再看几位办案人员的命运:布政使田凤仪在嘉庆二年升任福建巡抚,同年病逝。嘉庆五年,魁伦在四川总督任内,因为在剿灭白莲教起义中贻误军机,嘉庆皇帝赐他自尽。长麟则东山再起,再任总督、尚书、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升内阁大学士,嘉庆十六年病逝,谥号“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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