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1月，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向威海卫发动进攻时，清政府遣使赴日乞和。
清政府最初派出的全权大臣被日方三次以级别不高而拒绝。
最后，清政府只得答应日方要求，改派李鸿章赴日本马关，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谈判。
翻开当年的谈判记录，这是一场让全体中国人感到何等耻辱的缔约。
清政府在这次谈判中，屈辱无能，令人发指。
伊藤博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条款，极其傲慢地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鸿章说：“难道不准分辨？”
伊藤博文说：“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鸿章说：“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
伊藤博文说：“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
最后一次会谈时，伊藤博文提出：换约后一个月，必须完成台湾的交割。
李鸿章说：“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伊藤博文说：“尚未下咽，饥甚！”
尽管国内反对签约的抗议十分强烈，群情激愤，但清朝政府已下定决心屈服。
4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中日讲和条约》上签字，通常称为“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和附属各岛屿给日本；向日本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等等。
不久，因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不得不取消割取辽东半岛一款，但又增加中国赔款库平银3000万两。
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吴玉章在回忆录中沉痛地写道：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对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是空前的，而且是全面的。
从政治上说，甲午战争颠覆了国人对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的认同，清政府治下的中国迅速沦落至被列强瓜分的境地，其统治根基进一步动摇。
严复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救亡决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救亡”的口号。自这时起的近半个世纪内，“救亡”成为所有爱国者心目中最紧迫、最关注的中心问题，一切都要围绕这个中心问题来重新考虑。
从经济上说，甲午战前，清政府的财政虽已日益困窘，但经过多方搜罗后还能勉强保持收支平衡，大体每年都在白银8000万两上下。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20000万两，以后为了赎回辽东半岛又增加3000万两，还加上因分期缴付所需的利息，相当于整整三年全国的财政收入。这样一来，清朝原已捉襟见肘的财政再也无法收拾。
它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大大加深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只能大量举借外债来支付赔款。这便成为列强借以在华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发端。另一个是使清政府加紧对国内人民的搜刮，实行竭泽而渔的掠夺。各级官吏还要层层中饱。
人们越来越活不下去，到处充满着失望、不满和愤怒。国内的社会矛盾急遽激化。
从军事上说，甲午战前30年间用来支撑清朝统治并保卫国家的主要武力，是李鸿章一手训练的淮军和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中，少数爱国将领和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整个战争一败涂地，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战后，清政府派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但难以立见成效。这就使清朝的军事统治出现一个短期内无法填补的实力真空。义和团运动所以能在华北迅速兴起，清政府束手无策，进退两难，同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直接有关。
如果用短近的眼光来看，甲午战争对中国而言是一场备受屈辱的悲剧；但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屈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屈辱又催促人们猛醒，发愤图强，从而揭开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
勿忘国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