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
从1851年金田起义开始，到1865年天京沦陷结束，在太平天国存续的14年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事件，其影响力和破坏性能够超过天京事变。
而关于天京事变的导火索，史学界主流的观点，都将原因归结为东王杨秀清“逼封万岁”，从而激化洪、杨矛盾所致。
有必要指出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相关史料大多散逸于战火，或被清政府人为销毁。
许多真相早已掩埋于王朝更迭的废墟之下，遗弃于时代变迁的荒野之中。那些口口相传、言之成理的结论，很有可能不过是人云亦云的跟风或者想当然的推断。
“天京事变”到底因何而起，“逼封万岁”究竟事实怎样——我们能做的，就是拨开层层迷雾，找寻残留的蛛丝马迹，收集零星的碎片，尽量还原那段历史的本来面貌。
何为“逼封万岁”事件
在对“逼封万岁”进行名词解释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神灵附体”这一太平天国所特有的装神弄鬼手段。
“神灵附体”始于东王杨秀清，1847年，他受洪秀全早期“托梦”显灵的启发，结合广西山区所迷信的降童巫术，首次假托“天父”附体。
此后，不仅杨秀清本人多次利用“天父附体”的伎俩，在关键时刻下凡传言，稳定“拜上帝会”教众的军心，连西王萧朝贵也依葫芦画瓢，成为“天兄代言人”。
所以，杨秀清在现实的权利架构中，是太平天国的东王九千岁，而在神权的范畴中，他是天王洪秀全的父亲，“爷火华”（耶和华）在凡间的代言人。
太平天国这一宗教政权之所以能够创立和发展，“神祇”是其最核心和最坚定的信仰来源。
所以，杨秀清“天父代言人”的身份，实际上是凌驾于世俗君王洪秀全之上的。
而“天父下凡”所具备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权利，也从理论上为杨秀清日后的“逼封万岁”创造了条件。
1853年太平军攻克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江宁（南京），改名天京并定都于此。
此后，太平天国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天王洪秀全，便醉心于享受眼前的革命成果，深居后宫之中，从此不理朝政。
而帝国的第二号人物，东王杨秀清一跃成为集神权、教权、政权、军权于一身，当时太平天国实际上的掌控者。
时间来到1856年，太平军接连攻破清军设于天京城外围的两大军事据点——江南江北大营。
卧榻之侧，再无他人酣睡，空前的军事胜利之后，太平天国的声势也攀至顶峰。
而全面主持太平天国军事行动的杨秀清，认为自己居功至伟，已不满足于“九千岁”的头衔，便再次借助“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至东王府中，假借“天父”之口，强迫洪秀全“赏赐”其万岁封号。
洪秀全迫于无奈，口头应承了杨秀清欺君罔上的要求，回宫之后，立即密诏前线的北王韦昌辉和燕王秦日纲，回师勤王，诛除杨秀清。
1856年9月2日，北王韦昌辉率3000精锐秘密返京，夜袭东王府，血腥而惨烈的天京事变随之爆发。
这就是“逼封万岁”事件的由来。
关于“逼封万岁”的史料记载
“逼封万岁”的说法，最早见于《金陵省难记略》的记载：
（杨）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俱为我子，东王有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
这里不仅交代了杨秀清“逼封万岁”的事实经过，而且还是强迫洪秀全承诺，其子孙后代均能获得“世袭罔替”的万岁封号。
另据《贼情汇纂》记载：杨秀清“自恃功高， 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
文中虽未涉及“逼封”一事，但通过对杨秀清种种嚣张跋扈、欺君罔上行为的描述，其谋朝篡位之心已是昭然若揭，因此，假借“天父下凡”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就变得愈发顺理成章起来。
还有来自于太平天国本方阵营，太平军后期最著名的将领，忠王李秀成为湘军所俘后作的自述：
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
这些史料的记载，有名有姓，言之凿凿，似乎足以为“逼封万岁”的真实性做出定论，但我们不禁要问，所谓的铁证如山难道就真的没有破绽吗？
相关史料的真伪考辨
首先《金陵省难记略》和《贼情汇纂》，仅从书名就已经可以分辨出原作者所代表的政治色彩和阶级立场。
但阵营的对立并不能做为怀疑其真实性的证据，还需要辩证、客观地加以分析：
《金陵省难纪略》本是私人日记性质的随笔，其作者张汝难，也仅仅是当时南京城中普通市民，根本不可能接触到类似天京事变真实原因的核心机密。
而且作者本人也坦言，事变之前就早已离开天京，可以肯定，其记载中关于“逼封万岁”的内容，多半来自道听途说或坊间传闻，根本不足取信。
而《贼情汇纂》则不同，此书可以看作是当时湘军的官方情报汇总记录，其信息来源的渠道，所载内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不用质疑，而且编撰者张德坚反复强调，“叙事从实，不事润饰”。
那么问题就来了，张德坚连杨秀清喜欢“跳大神”、并“杖责洪秀全”这种核心内幕都了如指掌，如果“逼封万岁”确有其事，又怎么可能不在《贼情汇纂》中，将这种涉及太平天国高层的政治丑闻曝光于天下。
再来分析李秀成的自述，虽然忠王在太平天国后期是屈指可数的重要将领，但在1856年时，其人仅仅是地官副丞相，勉强算是高层，但绝对不是核心。
而且更为重要的，天京事变爆发时，李秀成正在江苏句容前线与清军作战，并非事件的亲历人或直接参与者，关于逼封一事，其所下结论多半也是人云亦云或者主观臆造。
“逼封万岁”真实性存疑
再回到“逼封”事件本身，仔细分析也不难发现，如果确有其事，则疑点重重且处处都透着不可思议。
虽然相关史料要么不足采信，要么语焉不详，更没有直接的证据加以证明，但任何事情，考辨真伪的标准，至少要经得起逻辑的推敲。
杨秀清确实是狂，但并不傻，以其当时在天京城中只手遮天、呼风唤雨的实力，要颠覆洪秀全的统治，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完全没必要用“逼封万岁”这种多此一举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不直接谋反，是不是因为杨秀清害怕落下乱臣贼子的口实？那就更不合理了，因为哪怕最没有政治经验的人也明白，“逼封万岁”和“谋朝篡位”只不过是一个事情的两种说法，没有本质区别，敢于“逼封万岁”的人，绝对不会再考虑影响和名声。
有人会说，本就目中无人的杨秀清，在当时权倾朝野、无法无天的背景之下，已经忘乎所以，所以才会做出此等利令智昏、严重违反常识的事情。
首先，我们不应该将一个管辖数省疆域、统帅百万军队，和清政府缠斗多年且不落下风，并带领帝国欣欣向荣的优秀领导人，简单地想象成一个在权利面前原形毕露的“弱智”。
一个创造“天父下凡”的人，即使不是天才，也绝不会是白痴。
另外，就算真的突发失心疯，杨秀清大可更进一步，用天父附体的伎俩，让洪秀全退位，然后传位于自己，岂不比授人以柄、遭人诟病的“逼封万岁”来得更加简单、粗暴和直接。
而且，天京事变爆发之时，爱尔兰人“肯能”作为事变重要参与者燕王秦日纲的亲随，近距离目睹内讧的全过程，但在其根据亲身经历所作的《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一文中，对“逼封万岁”如此重要之事，却只字未提。
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反证，天京事变尘埃落定之后，洪秀全不仅给杨秀清“恢复名誉”，还将东王遇难的日子定为东升节，甚至将自己最小的儿子洪天佑过继给杨秀清，并封为幼东王，意在为其延续香火。
如果“逼封万岁”确有其事，那么为东王平反，可以解释为洪秀全出于笼络人心的政治需要，或者维护造神运动的核心信仰，而做出的无奈之举——恢复杨秀清的名誉有利于帝国的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
但面对欲将自己置于死地的杨秀清，即使为其正名，也根本不可能更加没必要，让自己的儿子认贼作父，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洪秀全编造谎言，污蔑并诛除杨秀清之后，可能出于良心发现，或者心理补偿，才会有上述前后矛盾的举动。
为何会出现“逼封万岁”的说法
既然关于“逼封万岁”的史料记载值得商榷，事件本身的诸多环节也疑点重重，那为何之后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中，“逼封”一说大行其道呢？
事情的真相，正是隐藏于天京事变中的最大阴谋——洪秀全为达到个人目地而散播的政治谣言。
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身居后宫不假，不理朝政也是事实，但其内心深处仍然是个无比渴望君主专制的封建帝王。
杨秀清的嚣张跋扈和大权独揽，以及利用天父下凡对其君主权威的挑衅，都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了洪的领袖地位。
天无二日，国无二君，随着东王的个人声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以及东殿势力的不断膨胀，无论此时杨秀清是否有谋朝篡位、取而代之的想法，从皇权的独占性和自身安危的角度出发，“诛杨”都成为了洪秀全势在必行的唯一选择。
但此时的杨秀清不仅是“天下第二人”，而且还是天父在人间的代表，要诛杀一个这样位高权重，党羽众多的人物，没有一个致命的借口，不仅不能服众，而且即使成功，事后也难免遭到东殿集团的反噬。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腹黑的洪秀全绞尽脑汁，最终，“逼封万岁”的谣言应运而生。
对于铲除竞争对手而言，“逼封万岁”的指控，可以说是用心险恶又直指要害。
首先，这种形同谋逆的罪名，无论任何朝代，任何政权，都是死罪无疑，这也让洪秀全在法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有足够的“诛杨”理由。
其次，“逼封万岁”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也确实符合目中无人、飞扬跋扈的东王所一贯秉持的行事原则，事后很难让人对谣言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冠冕堂皇的理由找到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天王密诏前线的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回师平叛。
在洪秀全的“运筹帷幄”之下，洪、杨的矛盾以韦昌辉夜袭东王府开始，并最终演变成血腥而失控的屠杀。
从军事谋略、指挥才能、远见卓识和统筹全局的能力来看，杨秀清确实是太平天国不可多得的人才，洪秀全与之相比，可以说是全面落于下风。
但要谈到对权力斗争的深刻认识和玩弄政治手段，出身紫荆山的贫苦烧炭工杨秀清，绝对不是饱读经史的落地童生，面慈腹黑的天王洪秀全的对手。
成王败寇，便是真相
历史都是胜利者所书写，而天京事变中最后的幸存者和最大的受益人，必然是天王洪秀全莫属。
天京事变前，洪秀全需要伪造“逼封万岁”这样的“罪证”，找到“先下手为强”的理由。
而天京事变后，为掩盖个人的罪恶动机，就更需要舆论将这一事件进行持续的发酵，直至将真相完全掩盖为止。
只是权倾一时的东王杨秀清，身居高位时却低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位极人臣后又放松了对天王洪秀全的警惕，才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身败名裂的下场。
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虽偶有回光返照之举，实则已病入膏肓。崛起如此之迅速的庞大帝国，就因为洪杨的私欲和权力之争，而最终轰然倒塌，着实让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