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会战，是湘军和太平天国这两大军事集团的一次生死对决，它对双方的重要性，也许仅次于两年之后的天京保卫战。
1853年2月，太平天国由武昌顺江而下时，就第一次攻克安庆，短暂占领后便迅速撤军，随即全军继续东进江宁（南京）。
而从1853年6月，太平军西征再次克复安庆，一直到1861年9月安庆最终被湘军攻陷，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安庆一直是拱卫首都的门户和天京西面最后的屏障。
对于安庆的重要性，参战双方均有清醒的认识，曾国藩很早就意识到：“安庆之得失，关乎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而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
但如此关键的生死大战，却并非我们想像中的炮火连天、血肉横飞，在长达17个月的交战过程中，几乎没有大规模的集团冲锋，也没有密集的火炮对射，大多数时间，安庆的守军站在城楼之上，甚至都很难看到围城湘军的影子。
但安庆之争的惨烈程度，却绝不亚于双方曾经或以后发生的任何一场战争，因为胜负已分之后，才是安庆真正浩劫的开始。
静默对峙，生死相搏
1858年取得三河镇大捷，英王陈玉成未能乘势将湘军势力完全驱逐出皖，1859年，湘军经过一年多的养精蓄锐之后，逐渐恢复元气，根据曾国藩“先剪枝叶、再伐根本”的战略思想，兵分四路，直扑安庆外围各州府。
安徽一直是英王陈玉成的势力范围，安庆更是其大本营，只是此时天京战事吃紧，太平天国战略重心东移，陈玉成率军在两浦作战，导致安徽兵力空虚。
湘军“乘骊龙之睡而摘其项下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皖西战略要地石牌。
石牌失守，安庆西面的整体防御被打开缺口，湘军更乘势东进，进逼太湖、潜山，陈玉成眼见安庆告急，忙率十万精锐由江苏回援，但先后在小池驿、罗山冲为湘军多隆阿、鲍超部所败。
随后湘军连陷太湖、潜山，而英王则节节败退直至安庆。援皖计划彻底失败，安庆西边重要城池相继沦陷，皖省局势已异常严峻。
但此时，洪秀全却把围歼江南大营、解救天京之围放在首要战略地位，安庆如此危急之下，竟然将陈玉成兵团调赴援京。
陈玉成的离开，导致安庆形势更加恶化，1860年6月，湘军水陆并攻，又拿下了安庆东北之枞阳。
安庆东南两面临水，此时湘军杨载福四千水师游弋长江，封锁水面。而西面诸城均告易手，枞阳一失，便只剩北面集贤关可向外通往桐城，而集贤关外，湘军主力，曾国荃吉字营的上万人马也已兵临城下。
战争已逐步由安庆外围推至内线，1860年5月，洪秀全才着手分兵五路援皖，其中主力由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从天京出发，分别统兵由长江南北两岸以钳形之势“合取湖北”。
从1859年底到1860年6月，这段时间虽然安徽战事不断，但可以看出，安庆基本没有受到战火的影响，城内生产生活一切如常。
安庆此时的太平军守城部队只有不到两万人，从总体实力上来看，并不具备向外发起反击，并彻底摧毁城池各方向湘军的能力，因此除了小范围的骚扰之外，守将叶芸来并没有组织大规模出城反扑。
而曾国荃以重兵逼近安庆城北后，也没有进行持续而猛烈的攻城战。
在缺乏先进攻城器械和大口径火炮作为火力支援的情况下，贸然进攻安庆这样一座准备充足、防御森严的重镇，必然会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而攻城的同时，还要承受外围太平天国援军随时攻击的风险。
另外，湘军在之前围困九江的战役之中，已经总结出了“结硬寨，打呆仗”这一成熟而行之有效的攻城战术。
因此曾国荃抵达安庆城北以后，并不急于进攻，而是在城外挖掘了两道宽、深各数丈的长壕，外拒太平军来援之敌，内防安庆守军反扑，而吉字营所有部队，均置于两壕保护之中。
山雨欲来，而处于暴风眼最中心的安庆，湘军和太平天国却在用一种令人窒息的静默，等待最后决战的到来。
咫尺安庆，天人永隔
1861年4月，合取湖北计划失败，而安庆却已被围日久，英王由黄州亲率五万精锐，经石牌回援安庆，驻军集贤关。
1861年5月，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由天京率两万人来援，驻军桐城，陈玉成求援心切，竟在集贤关四面伏兵的情况下，率数千人北上桐城，联系援军。
结果湘军掌握了英王的动向，待其离开不久，便对集贤关展开了猛攻，最终陈玉成麾下第一悍将刘玱琳战死，英殿最精锐的小右队四千人集体投降。
而最严重的后果在于，集贤关失守，城北最后的出路也宣告断绝，在湘军铁桶一般的包围之下，安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城。
时间来到8月底，安庆已被彻底围困近三个月，其间陈玉成也组织了多次破围战，但效果都不理想。
此时城内缺粮少药，物资极度匮乏，数万军民饥疲垂死，年轻的英王心急如焚，他知道如果再不破釜沉舟，安庆将只剩坐以待毙一途。
1861年，8月22日，巳时，安庆城北，双方迎来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也是最血腥的一次攻防战。
战场的态势非常明朗，如果陈玉成突破成功，那么湘军此前的所有努力将付诸东流，而反过来，湘军只要遏制住英王最后的反扑，则安庆将必破无疑。
是役，英王陈玉成组织了上万人的敢死队，每人身背草束，以扇形展开队列，遇壕则以草填之，抵死前冲。
而湘军则集中了所有能够使用的火炮，同时增调抬、鸟枪共800余杆，轮番向蜂拥而来的太平军轰击，一时间枪炮如雨，弹若飞蝗，血肉横飞之际，抱必死之心的太平军勇士，仍是前仆后继，一往无前。
“每炮决血衢一道，贼进如故，前者僵仆，后者乘之”，亲历此战的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曾在其所撰《能静居日记》中，对当时的战场惨状和太平军的悍不畏死，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战斗过程中，有湘勇掷出火药包，因引线太长，未及爆炸便被太平军捡起重新回掷入壕，引燃壕内火药，爆炸轰鸣之中，湘军士兵四散溃逃，而最前端的七、八名太平军战士则乘势越过壕沟。
防线被打开缺口，关键时刻，曾国荃亲自持刀上阵，砍倒数名前冲的太平军，方才止住颓势，湘军勇丁眼见主帅出手，大受鼓舞，纷纷掉头继续以枪炮阻敌。
而太平天国这边，每前进一步，英王的战士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湘军枪炮连珠不止，殷訇若雷；而死士亦前冲不绝。尸骸堆积如山，堵住去路，后面的太平军便拖开上层的尸体，穿过尸山血海继续冲锋。
直到23日寅时，这场空前惨烈的激战持续了整整九个时辰，太平军昼夜不停，连续冲锋十二次，一万多敢死队全部阵亡，最终仍是功败垂成。
咫尺安庆，已成遥不可及之天涯，陈玉成无奈收拾余部北走桐城。
饿殍载道，人竞相食
惨烈的破围战以太平军的最终失败而告终，太平天国的安庆，已注定走向败亡，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1861年9月5日，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湘军以穴地之法炸毁安庆北门城墙，由残垣断壁之处蜂拥而入。
历时17个月，湘军终于克复皖省首府安庆，同时取得其对战太平天国以来的最大胜利，而从这一天开始，整个安庆会战最黑暗、血腥、残暴的一面才开始一幕幕接连上演。
由于长期的食物匮乏，大量的守城战士已丧失作战能力，湘军入城之后，除少量太平军能继续坚持巷战，更多的士兵甚至连武器都已无法握持，眼睁睁看着敌人汹涌而来，却只能瘫倒在地引颈就戮。
围城日久，城内粮食蔬菜早已告罄，蛇虫鼠蚁均被吃光，连草根树皮亦所剩无几。
曾国荃的队伍掘地三尺，才发现诺大的安庆城几乎粒米无存，仅仅在守将张朝爵的房顶之上，搜出了其私藏的五石存粮。
但令湘军感到好奇的是，城内菜场却依然在营业，只是走近一看却令人作呕，所出售的商品仅有一种——人肉。
据赵烈文记载，围城之日，人肉被明码实价的售卖，而随着时间推移，价格还在不断攀升，“易子相食”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待湘军占领城市之后，还发现民居之中“釜中皆煮人手足，有碗盛嚼余人指”。
可以说在城破的最后阶段，安庆就已经羸弱不堪，垂垂欲死，而湘军的到来，则无异于给这座城市带来了致命一击。
城破之时，大索三日
早在1861年6月间，眼看安庆已是囊中之物，曾国藩便写信给身处前线的胞弟曾国荃，嘱咐其“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
而9月城破之时，为发泄长期作战的不满，并且激励和奖赏其部众，曾国藩竟然下达了“兵丁大索三日”的命令。
此令一出，湘军彻底疯狂，杀戮、劫掠、奸淫，整座安庆城陷入空前的灾难。
首先是一万七千余太平军将士，或战或降或被俘，最终全部被处死。然后屠杀的对象转向无辜的平民，因迁怒于安庆老百姓“资敌”，城中“男子髫龀以上皆死”，也就是七八岁以上的男性，尽遭屠戮。
1861年9月，安庆城中，伏尸塞道，血流成河，痛苦哀嚎之声此起彼伏，糜烂恶臭之气充盈全城。
面对如此惨状，曾国荃有点于心不忍，但曾国藩竟劝慰弟弟：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
数十名太平军的女眷家属，为免遭羞辱，纷纷选择自尽，而剩下的一万多名妇女，则惨遭湘军的侮辱和抢掠。
杀戮奸淫的同时，湘军更是不余遗力的搜刮钱财，“城中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地面上的房屋被洗劫一空，随后便开始坏垣掘地，甚至开棺毁墓以求金银。
面对湘军的暴行，即使身为曾国藩幕僚，赵烈文也仍然难以接受，甚至在日记中痛心疾首地质问“无边浩劫，谁实酿成？”
而长江重镇、皖省首府，在有清一朝辉煌数百年的安徽第一名城安庆，在经历这场空前的灾难和破坏之后，从此一蹶不振，再也难寻回往昔的荣光了。
战争之所以残酷，除了那些生离死别、血肉横飞的必然结果，更在于胜负之后，给所有经历过战争的人，生理、心理、精神、肉体所带来的永久的、难以愈合的创伤。
往事已矣，只愿逝者安息，战争永不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