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站在上帝视角来观察，当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太平天国从此走向消亡，就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事实。
在这次著名的内讧事件之后，太平天国虽然又与清政府分庭抗礼了长达八年时间，其间，统治区域在不断扩大，兵力在逐步增加，有过三河镇大捷，二破江南大营这样重大的军事胜利，也涌现出了诸如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一批优秀的军事将领。
但“天京事变”几乎给太平天国这个庞大而充满活力的躯体造成了诸多不可逆且致命的潜藏伤害，外表的一派繁荣并不能阻碍致病基因在机体内部产生持续性的破坏。
东王杨秀清，这个既有个人威望又具备军事能力，且唯一能驾驭和统筹整个太平军的统帅级人物，在内讧中丧命，使整个太平天国武装力量从此再也没有形成过统一而有效的指挥。
两万精锐广西老兵蒙难，令太平军最倚仗的核心战斗力遭受重创，翼王石达开的出走又进一步削弱了整个队伍的实力。
此后的英王陈玉成也好，忠王李秀成也罢，确实是太平天国后期不可多得的优秀指挥人才。
但客观上来说，二人并不是杨秀清式的帅才，也不具备东王当年那种对全军的统御力，且根深蒂固的地域思想，又使得“太平军双子星”更多的时候并不是在彼此配合而是在相互掣肘。
而在这一系列的背景之下，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却应运而生，这支由民间团练发展而成的湖南地方武装，几经沉浮之后逐渐壮大，并最终成为了太平天国的“掘墓人”。
但在1861年前后，安庆保卫战的关键时期，曾国藩曾意外地给了太平天国一次“翻盘”的机会，如果抓住这次机会，也许此后所有的历史，都将一一改写。
移营祁门，曾国藩的无奈与抉择
1860年，对于湘军和太平天国都是相当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夏天，太平军再次攻破卧榻之侧的江南大营，随即忠王李秀成乘胜东征，大军所至沿途望风披靡，很快，江南最富庶的苏、常地区宣告易手。
而湘军主帅曾国藩也终于在这一年6月份被清廷署理两江总督，节制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政民务。
此前七年有余，曾氏累呕心沥血之功，官阶却未能更进一步，湘军经血刃百战之苦，却始终如无根浮萍。
此际主帅位列封疆，权柄在握，湘军居无定所、仰人鼻息的日子也即将成为历史。
早在1859年底，从三河镇惨败中恢复元气后，曾国藩就制定了“四路图皖”的作战计划，目标直指安徽重镇安庆。
1857年翼王石达开出走天京后，安徽一直是英王的地盘，而恰逢湘军攻皖，陈玉成兵团主力却奉旨东援天京，安徽兵力空虚，湘军几乎未费周折，就连陷安庆外围的太湖、潜山等重镇。
曾国藩坐镇宿松，正准备一鼓作气挥师东进，战场态势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太平天国东征取得重大胜利，苏、常地区被陆续攻占，上海也岌岌可危。
苏、常是赋税重地，可以说是清廷的命门所系，咸丰帝迫切地希望曾国藩能反攻江苏，但湘军主帅的战略意图是先攻安庆而后直趋天京。
用兵安庆已是箭在弦上，况且湘军在安徽的整体态势一片大好，曾国藩当然不愿放弃既定的作战计划，但身为两江总督，制下江苏告急，又岂能坐视不理。
在这种异常矛盾与纠结之中，曾国藩毅然决定用湘军主力继续进攻安庆，而将自己的总督行辕由安徽宿松前移至皖南祁门。
移师四战之地的皖南，表面上可以摆出反攻苏常的架势，以尽总督的职份，“上足以慰朝廷，下足以对苏常士绅”。
另外，两江总督下辖的苏、皖、赣三省，江苏大半易手，安徽战事胶着，只有江西是相对完善之地，因此赣省也成为了湘军的重要饷源基地。
驻军祁门，不仅可以北顾安庆，还能有效地防御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等太平军部队由皖南、浙江闯入江西。
但曾国藩进入皖南，看似完美地解决了攻皖和援苏这一两难的问题，却也埋下了两个致命的隐患。
一是兵力上的捉襟见肘，曾国藩既然决定将“血本”全部投入到安徽战场，那么护卫祁门大营的部队肯定就相对薄弱。
最关键的是祁门处万山丛中，四周山势陡峭，层峦叠嶂，与外界相连仅有一条东通徽州，西联景德镇的官马道。
随行的李鸿章曾反复劝告曾国藩：“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极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
作为湘军主帅，曾国藩当然知道祁门潜在的危险，他可以选择由宿松南渡，坐镇江西南昌，但“豫章故郡”虽然相对安全，却远离深处战乱的江苏，难免有“畏战避敌”之嫌。
而且曾国藩迅速反应移师皖南的举动，也让咸丰帝相当欣慰，抵达祁门不久，1860年8月28日，清廷即对其实授两江总督之职。这样一来，曾国藩就更没有理由再另寻驻节之地了。
谋取皖南，太平军的攻势与意图
1860年7月3日，曾国藩自宿松启程，随行的仅有鲍超麾下霆军五千人，朱品隆、唐义训等部三千人，连同宿松原有的马、步各军，兵力合计一万余人，7月28日抵达祁门。
皖南西界江西，南连浙江，东面则与苏福省毗邻，保有此地，对于太平天国而言，即可争夺浙、赣粮源，协防苏福省，同时又能出击江西，策应安庆战场。
正因如此，围绕皖南地区，太平军投入了大量的兵力，辅王杨辅清剑指宁国，堵王黄文金陈兵芜湖，侍王李世贤则驻防浙江金华、苏南金坛和皖南广德等地。
上述几位悍将，几乎是除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之外，当时太平军最强战斗力的代表，而各方部队兵力之和，更是高达十余万之众，太平天国对于皖南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移师祁门之后，皖南各路太平军的攻势便接踵而至，7月下旬，李世贤联合杨辅清，猛扑皖南浙西交界的宁国府，清军守将周天受困于孤城，曾国藩兵力有限无力救援，9月，宁国城破。
宁国既破，太平军的下一个军事目标便直指皖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徽州。
徽州一失，太平天国的兵锋将逼近祁门大营，初来乍到的曾国藩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昔日幕僚李元度率三千人马赶赴祁门。
新鲜血液的到来，令曾国藩大喜过望，忙命其率兵接防徽州，李元度亦是自信满满，扬言定然不负大帅所托。
但李元度毕竟是一介书生，领兵打仗终非所长，而其麾下新募平江勇又毫无作战经验，结果抵达徽州不久，便中了李世贤引蛇出洞之计，三千丁勇全军覆没，徽州失守，李元度趁乱逃逸无踪。
徽州战败的后果非常严重，东面门户失守，祁门岌岌可危，而前线上万残兵撤入此地，伤兵满营、士气愈发低落。
弹丸小城人满为患，一时之间吃穿住用、生活物资均难以供应，此时的祁门，自保尚嫌不足，更遑论争胜。
山雨欲来，祁门人人自危，曾国藩也是“一 夕 数 惊 ， 无 日 不 在 惊 涛 骇 浪 之中”。
恰好此时，失踪二十多日的李元度，竟然毫发无伤地回到祁门大营，曾国藩原本以为李元度城破殉国，已替其上奏请恤，熟料此人不仅未死，返回后对丢失徽州一事还毫无愧疚自责之意。
曾国藩勃然大怒，便要具折弹劾李元度，而此时作为学生兼幕僚的李鸿章认为湘军内部的家丑不可外扬，同时李元度对曾国藩也有多次救命之恩，希望老师能网开一面。
但曾国藩固执己见，为此与李鸿章闹得不可开交，李鸿章本就不愿久留祁门兵危之地，此时又怨愤老师的不近人情，借题发挥之下，拂袖而去。
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情报工作的不足，李世贤当时并不知道曾国藩的总督大营，就在咫尺之遥的祁门，攻克徽州后，又率军从西南擦肩而过，拐入了江西。
曾国藩暂时逃过一劫，但更大的危险还在后头……
合取湖北，李秀成的短视与狭隘
湘军发动针对安徽的攻势后，太平天国立刻作出了相应的部署，1860年9月，东征结束后，洪秀全便命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分由长江南北两岸出兵，以钳形之势，合取湘军的后方基地湖北，攻敌所必救，解安庆之围。
陈玉成援皖心切，立即动身先行，而安徽的得失与李秀成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加上东征刚刚开辟了苏福省，忠王心有所属，对“合取湖北”的军事行动就更加缺乏热情，迁延拖拉到11月初，才在洪秀全的一再催促、严责下从天京发兵西进。
12月初，李秀成的西征军途径皖南，由芜湖南下，暂时协助此处的太平军作战，恰巧此时湘军鲍超、张运兰两部正联手自黟县进攻休宁，熟料忠王的两万精锐“突由羊栈岭窜入，图解休宁之围，断鲍、张两军粮路”。
太平军进攻羊栈岭，对曾国藩震动极大。羊栈岭距祁门大营仅60余里，可谓“朝发夕至，毫无遮阻”，而且此时祁门兵力空虚，所面对的还是李秀成刚刚取得东征胜利的虎狼之师。
绝望之际，曾国藩甚至在总督行辕中开始草拟遗嘱，安排身后事宜，湘军主帅已做好“以身殉国”的最坏打算。
此时李秀成若能联合皖南诸军，乘占领黟县之势，大举进攻祁门，直捣曾国藩老巢，湘军只有万余人，即使已鲍超之悍勇，又如何能抵挡近二十万的太平军？
但忠王此行的战略目的并非争夺皖南，而是借西征湖北之名入鄂、赣招兵，又不知祁门内里虚实，在外围和鲍超部初战失利，兵力并未受损的情况下，一心保存实力的李秀成，竟放过了擒拿湘军主帅的天赐良机，当即改道，退出羊栈岭，转取箬岭入赣。
李秀成的私心和短视，让曾国藩绝处逢生，但皖南的数支太平军又分三路汹涌而来。
堵王黄文金攻建德、东流，切断了北面安庆与祁门大营的联络通道，曾国藩与前线的胞弟曾国荃音信不通、文报梗阻。
李世贤在江西景德镇与驻守的左宗棠楚军交战，鏖战数日，太平军大胜。
祁门的粮草补给，全赖从南昌粮台经景德镇转运而来，此地失守，不仅曾国藩大营粮草无继，而且西面唯一的退路也断绝了。
北面和西面已经让曾国藩焦头烂额，而东面的赖文鸿和古隆贤，两部联手，自黔县攻破禾戍岭，兵锋更是直指祁门而来。
总督行辕之内，幕僚惊恐万状，众人纷纷规劝曾国藩“祁门非应殉节处”，希望其移营避险。
曾国藩其实也并非死硬固执之人，他明白皖南太平军之所以围攻祁门，无非也是要解安庆之围，因此执意死守。
何况就在不久之前，太平军东征常州时，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便是畏敌弃城而逃，结果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何桂清的前车之鉴，曾国藩又岂能不防？
祁门之劫，命运的拐点和终点
曾国藩本已抱定必死之心，但当时皖南地区的多支太平军互不统属、各自穿插进攻，既缺乏呼应配合，又很难形成统一有效的集团作战。
因为各自为战，曾国藩身边的鲍超又相当强悍，堵王黄文金以及赖文鸿、古隆贤联军先后为湘军所败，到1861年3月，便只剩李世贤一军仍然扼守祁门西南后路的景德镇。
但对于曾国藩而言，即使此间已无生命之忧，但粮道被断，皖南数万湘军饥肠辘辘、嗷嗷待哺，长此以往也只剩坐以待毙一途。
1861年4月，为开辟新的粮路，曾国藩孤注一掷，亲领祁门、黔县近万人马，东征徽州，但湘军主帅领兵打仗的水平确实有限，徽州城下被太平军夜袭，湘军大败，曾国藩狼狈逃回祁门。
景德镇后路被断，徽州前路受阻，曾国藩坐困愁城、羞愤交集，又开始写遗书交代后事，嘱咐儿子曾纪泽“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不必做官”，前途渺茫，湘军主帅意志十分消沉。
但也许是曾国藩命不该绝，不久，后方喜讯传来，左宗棠的六千楚军竟击退侍王李世贤号称十万的太平军，重新夺回了命脉所在景德镇。
景德镇在手，粮道重开，又无后顾之忧，皖南局势瞬间转危为安，曾国藩绝处逢生，此时的湘军主帅，再也不敢托大，连忙向北移驻靠近长江的东流，随后更直接将总督行营设于舟船之中，以确保万无一失。
祁门之围，湘军主帅几番生死、历经劫难，可以说是其十几年戎马生涯里，最为接近死亡的一段经历。
比之初出茅庐时的靖港惨败、1856年鄱阳湖水师毁灭，形势之险恶，境况之困苦艰危，有过之而无不及。
数月的围困时间，一旦太平军抓住其中任何一次机会，给予曾国藩更大的压力，安庆的湘军主力必然南渡救援主帅，彼时，安庆之围将不攻自破，整个安徽的不利局面也将彻底扭转
甚至我们的假设更大胆一点，太平军攻破祁门，除掉湘军主帅，在失去曾国藩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驾驭湘军，这个太平天国的“掘墓人”很有可能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但历史没有如果，战争更不可能假设。祁门之围，与其说是兵戎之战，倒不如说是双方的气运之争，最终，命运眷顾了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而1860年皖南的崇山峻岭里，太平军却在不经意间错过了，可能是其唯一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