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从此开创了近代以来敢于抗争的先例。
这位站在列强霸权的国际论坛上第一次敢说“不”的中国代表，就是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
“巴黎和会”上的顾维钧
赴法参加巴黎和会之后的1920年，痛失爱妻唐宝玥后的顾维钧，却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机缘成就了情感道路上又一段不寻常的婚姻。
一天，顾维钧去当年一位上海圣约翰的老同学简崇涵家做客。不经意间，一张放置在友人钢琴上的照片，把他的视线一下子吸引住了。
但见照片上的女孩年轻漂亮，天真活泼，顾维钧顿时被她的美貌和气质打动，不禁有一见钟情之感。
顾维钧
他忙不迭探问，才知女孩原是友人家的小姨，芳龄19的黄蕙兰小姐，其父是鼎鼎有名的“印尼糖王”黄仲涵。
于是，心存爱慕的顾维钧把想法告诉了同窗夫妇，请他们居间设法，让他见见照片上的这位女孩。
初次会面后，顾维钧便对黄蕙兰展开强大的追求攻势，他不断地给她送去糖果和鲜花，甚至一天之内抽空找她几次。
黄惠兰
至于黄蕙兰，以少女特有的敏感，看出顾维钧追求的是她这个人，而不是她父亲的财产。
身为中国驻外官员的顾维钧，正引着天真烂漫的黄蕙兰走向一个梦幻般的生活天地。
顾维钧带她去看歌剧，坐的是由政府保留的国事包厢，黄蕙兰深知，这又是父亲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殊荣。
情窦初开的黄蕙兰，怀着被人真心爱恋的幸福感，彻底沦陷在顾维钧的爱情攻势下。
一个是才貌双全、前途无量的外交官，一个是富可敌国、优雅迷人的糖王千金，情投意合，顾黄联姻便闪电般地成为事实。
此后，无论是在伦敦、巴黎、华盛顿，还是在北京，凡顾维钧任职所到之处，黄蕙兰总是随同丈夫一起，出现于各种正式场合，周旋于王公伯爵之间。
顾维钧,黄蕙兰与外交家王宠惠
凭借精通六国的语言才能，以及对西方社交界那种天然的适应能力，黄蕙兰作为外交官夫人，展示了与传统中国女性迥然不同的风采，无疑使她成为外交舞台上一个格外靓丽出众的角色。
年轻有为的顾维钧捕获“远东最美珍珠”黄惠兰，简直如虎添翼，人生从此开挂。
当然，要说黄蕙兰对顾维钧的帮助，也许更多地体现于依靠她父亲雄厚的财力支持上。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黄蕙兰以为依靠她父亲的财富帮衬夫君的外交事业无可厚非。
然而在顾维钧眼里，穷奢极侈的妻子黄蕙兰实在是过于娇惯了。
1922年顾维钧奉召回国，携妻子黄蕙兰和三个孩子从伦敦回到上海。想到阔别七年的故土和亲人，顾维钧难掩心中思念之情。
为了迎接顾维钧和妻小的到来，哥哥特意在上海租了一处很不错的住宅。
可黄蕙兰却嫌它不合自己的要求，住宅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间，没有个人隐私的余地，连床也是自己从未睡过的中国老式硬板床。
这对一个自幼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来说，是实在不愿迁就的，甚至她连一天也不想试。
等顾维钧好言劝慰后总算让步，就是在夫兄们离去后她再带上孩子去了一家旅馆的贵宾套房。
用黄蕙兰的话说，反正租金是用父亲给她的钱支付的。
顾维钧和黄慧兰
但只图舒适体面的她，可曾体察到当时一言不发的顾维钧窘迫难受的心情？此举显然大大伤了他的自尊心。
黄蕙兰实在太富有了。但人所共知，金钱其实并不一定能够支配一切，尤其是男女间的感情。
要说最初几年里，夫妇俩的感情是颇为融洽的。在彼此的欣赏中，他俩深深关爱和体贴着对方。
挟慈父之豪富，依丈夫之显贵，当黄蕙兰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飘飘然忘乎所以，一切殊荣、一切奉承都被她视为理所当然。
浮华的背后，黄蕙兰越来越感到了难言的苦涩。
具有强烈事业心的顾维钧，难免因工作的繁忙而少了一份对妻子的温情关怀，黄蕙兰渐渐地多了一份抱怨。
随着时光的流逝，两人的感情起了微妙的变化。
除正式场合外，夫妇俩往往各行其是，他们很少一同外出，很少再有感情上的沟通与交流。
看着黄蕙兰依然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顾维钧越来越心生厌感。
1946年，顾维钧再度出任驻美大使，夫妇俩的感情明显地出现了裂痕，彼此的心已离得越来越远。
黄蕙兰不得不正视眼前的事实：顾维钧已暗中移情别恋。破裂的婚姻看来已无可挽救。
顾维钧这次的爱情对象是其下属杨光泩的妻子严幼韵。
严幼韵出生于富商家庭，是上海复旦大学第一届女学生。据说，因为她驾驶的汽车牌号为84，英文Eight-Four，由此被人念成“爱的花”（沪语发音）而名闻校内外。
1929年，作为上海滩一代名媛的严幼韵，与年轻的外交官杨光泩结婚。
因为杨光泩从事外交的关系，严幼韵在1932年和丈夫的上司、时任中国驻法国公使的顾维钧正式结识。
严幼韵
顾维钧与严幼韵在外交部社交场合中频频接触，彼此间滋生情愫。
1942年4月杨光泩和七名中国外交官在马尼拉惨遭日军杀害，为国捐躯。
顾维钧第一时间奔赴菲律宾安顿属下后事，当然他更想安抚的是严幼韵。
当严幼韵在联合国工作的十几年里，顾维钧也正代表台湾国民党政府驻节华盛顿。
于是，两人有了工作上的多次交往，相互之间也就更多了一份了解和同情。
一个在失去了丈夫的情感世界里孤独徘徊已久，一个在与妻子若即若离的生活里忧郁苦涩至深。
无论是严幼韵，还是顾维钧，内心深处，何尝不是渴盼着一份爱的抚慰，一份真情归宿？
惺惺相惜，一切尽在不言中，
顾维钧与黄惠兰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也许是碍于名声，也许是欠黄惠兰帮夫情分，他们的夫妻关系勉强维持了好多年后，直到1956年，两人才平静地离了婚。
1959年，已是72岁的顾维钧，在历经了人生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与严幼韵结为百年之好，从而为自己晚年的情感生活谱写了一曲格外馨香动人的乐章。
顾维钧为严幼韵戴戒指
从严幼韵和顾维钧再婚那年算起，一个年过半百，一个年逾古稀。
到了这把年纪，夫妇俩的情感生活已不再像年轻人那般卿卿我我、缠缠绵绵，而是由绚烂归于平淡，由热烈归于平和，浸透出的是一份饱经沧桑之后不可言喻的美感。
几十年来的公务压力，已使顾维钧身心俱疲。而今从大使任上退了下来，又几乎同时跟黄蕙兰离了婚，从此可以和严幼韵名正言顺地一同生活。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所有这一切，让他感到了难得的宁静和舒适，轻松和愉快。
顾维钧不仅有工夫在家里阅读喜欢的书籍，而且，严幼韵每天和他一道，或去附近的树林，或沿着绿荫夹道，一边漫步一边遐想，偶尔，他俩也去市内参加一些宴会或看望一些老朋友。
顾维钧92岁生日
比丈夫小了17岁的严幼韵，最大的任务就是在家调理好他的饮食，安排好他的生活。
用严幼韵自己的话说：“我非常喜欢全身心地照顾维钧，使他更健康、更舒适、更开心，而且我相信在我的关心下维钧会活得滋润。”
顾维钧的早餐时间相当长，往往超过一小时。每次总是一边吃，一边阅读放在饭桌旁的几份中英文报刊，严幼韵则每次总要耐心地陪着他，边吃边看边聊。
晚年顾维钧最日常的消遣是搓麻将，严幼韵每周末必为他安排一桌麻将，看着丈夫每次玩得高兴，严幼韵也乐在其中。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谁说青春只是一个人的某段年龄的界线呢？确切地说，它更蕴含了一种心情，一种流淌于生命中的精神状态。
顾维钧曾潜心作了一幅牡丹图赠给他的第四任妻子严幼韵，上题“春常在，赠爱妻幼韵”，落款是“顾少川赠。”
这幅画挂在严幼韵的床头，那艳丽的色泽，细腻的笔触，流畅的线条，将牡丹雍容华贵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既体现了他高超的艺术造诣，也寄寓了他对妻子深深的爱情。
这幅名为《春常在》的工笔牡丹画，正是严幼韵和顾维钧晚年生活琴瑟和谐的生动写照。
顾维钧与严幼韵
在顾维钧生命中的最后20多年里，有贤惠爱妻严幼韵的相依相伴，他可以心满意足了。
1985年11月14日深夜，顾维钧在日记上写了一句话：“安静的一天”，紧接着还问严幼韵：“这周有什么活动？”随后去浴室洗澡时不慎跌倒，就此平静而匆匆离去了。
在此前，严幼韵已托国内亲戚给丈夫定制了一套中式寿衣。外罩大礼服、内衬中式寿衣的顾维钧，走得安详，走得无怨无悔。
顾维钧寿至期颐，主要还是与严幼韵26年精心营造的幸福生活分不开的。大儿子顾德昌也在众人面前感动地说：“如果没有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20年。”
顾维钧与严幼韵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曾有人问起晚年的顾维钧，在他一生所经历的四次婚姻中，最喜欢的是哪位夫人？90多岁高龄的顾维钧回答是——严幼韵，按他的话说，那是因为“她很了解我，照顾我。”
巴尔扎克说过：婚姻的幸福不完全建筑在显赫的身份和财产上，却建筑在相互崇敬上。这种幸福的本质是谦逊和朴实的。
比起前妻黄惠兰的强势骄奢，严幼韵的温婉贤淑、善解人意，如春风化雨般吹进顾维钧的心田，他的百炼钢顿时化为绕指柔。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辉煌岁月已然过去了，人生暮年倦鸟归林、颐养天年是常态。
顾维钧是有福之人，严幼韵与他琴瑟和谐，为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安宁和祥和，他怎能不长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