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这个时代，还需要鲁迅这样的人吗？”
某个不知名的论坛上、某间宽阔明亮的教室中、某则的社会文学新闻下，这个问题充斥着一股子不知哪里来的悲天悯人的味道。
有赞同者欣然应允，称如今文坛缺少“血性”，就需要像《孔乙己》、《狂人日记》这样笔风尖锐深刻、风格批判毒辣的文章撕开一道裂缝。
有反对者则持折中意见，表示乱世之中，有鲁迅这样的文人，是大幸，不过盛世之中，若有“鲁迅先生”，那便是一件棘手的事了。
各方众说纷纭，那便只能将话语权交给那个时代的人。
王蒙
原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王蒙曾说过一句没有具体评价，却人人都能听懂的评价：
“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地震!”
“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
当然，稍微熟悉鲁迅先生的人自然知道这并不是针对其文学上的成就，更多的是对他人际交往的无奈叹息。
没错，作为一名“打”遍文界无敌手的著名辩手，鲁迅先生的个性，着实让民国一众文人头痛不已。
著名作家学者林语堂就曾在日记中气急败坏地写下这样一句话：
“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林语堂
虽然民国文人性格多半颇有特点，但是能把这位文学大家气成这样，鲁迅也算是独一份了。
日后，这被林语堂形容成“事情是小之又小”的冲突来源于二者在一场饭局上的对峙。
彼时鲁迅刚刚与北新书局就版权官司达成了庭外调解，民间本就对此事议论纷纷，林语堂在此次饭局中，却无意提到了某位作者不满书局老板拖欠稿费的种种事宜。
这一举动被鲁迅误以为他是在讽刺自己，当即起身怒视，据林先生所说，二人“像雄鸡一般”对视了整整两分钟之久。
可根据鲁迅以及林语堂日后所行文，二人在饭局上，可远远不止“怒视”。
毕竟素来直率的鲁迅先生曾在日记中直接写道“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鲁迅
虽然最后二人以交往十几年的友情以及周围友人的劝告宣布和解，但是鲁迅的脾气之暴，可见一斑。
当然，在我们周大作家的笔耕不辍的怼人生涯中，这只能算得上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真正让人如今为止还津津乐道的，必然是鲁迅和郭沫若长达半个世纪的骂战。
其实，这次真算不上是鲁迅无的放矢的挑衅，作为当时中国最为知名的批判作家，鲁迅如果不骂几句倒真不像他的性格。
郭沫若晚年
事情还要从郭沫若的婚姻状况讲起。
作为封建年代的最后一批受害者和新式思想的第一批受益者，郭沫若20岁那年，无奈接受了一份“包办婚姻”。
对封建礼教的痛恨让他五天后便抛家弃妻远走他方，此后，他分别与日籍女子佐藤富子、女记者于立忱以及其妹于立群发展出三段超友谊的感情，其中行事作风颇为人所诟病。
彼时女权运动兴起，站在最前端的一批人思想早已解放，不仅是民间，就是文学界对郭沫若的这等行为也是颇为看不惯。
于立群于立忱姐妹二人
其中，鲁迅先生必然是首席代表。
他常在各种场合批评郭沫若私德有亏，这自然引起了当事人的不满。
二人开始在报纸、杂志、各类文章中隔空互讽，言辞含蓄不失狠辣，委婉不失难听。
温度临近冰点之时，郭沫若直接拿“衣冠禽兽”形容鲁迅，而鲁迅自然不甘落后，一个“才子加流氓”回怼过去，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那句“远看是条狗，近看郭沫若”了。
郭沫若先生
可根据考证，在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确实提到了郭沫若，也出现了“狗”这个字眼，但是并没有将二者关联到一起。
鲁迅就算再毒舌，也是个颇具影响力的文豪作家，这类污言秽语，恐怕是哪位唯恐天下不乱的兄台暗中做计，将此话加以丑化加工，传播了出去。
另外，若他真对郭沫若做了如此难听的评价，想必也不会有其去世时，郭沫若为他作的那副挽联了：
“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
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值得一说的是，鲁迅之死确实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轰动，尽管彼时已风声鹤唳，狼烟四起。
年轻时的鲁迅
便是郭沫若这样与其斗了许久的“文敌”对亡人尚有如此敬意，整个阶级悼念之景可想而知。
可凡事，也并非绝对。
梁实秋与鲁迅的恩怨由来已久，一句“资本家的走狗”如今仍是业内颇为经典且大胆的嘲讽之言。
事实上，这句话最早出现在冯乃超《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中：
“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那么，冯乃超是谁？他为何参和到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之中呢？
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他正在能人辈出的民国文学界“蹒跚学步”时，鲁迅已经是威名赫赫的当代文豪了。
梁实秋
1929年，梁实秋发表了一篇文章——《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对卢梭的一系列关于“阶级制度”的文章首先做出了抨击。
不论何时，鲁迅先生的斗争意识都从未下马。
所以，当他看到一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居然敢对自己颇为推崇的“卢梭”大放厥词之时，立马撰稿一篇，予以回击。
如果说这时，二人还仅仅只是就阶级、思想、观点相左而唇枪舌战时，那么之后，鲁迅与的梁实秋的战争升级到了双方本人身上。
众所周知，梁实秋是位相当出色的翻译家，可这也不证明26岁的他能对前辈翻译水平大肆批评之后还不引起对方反击。
“鲁迅先生自己不是不知道他的译笔是‘蹩扭’的......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梁实秋老年照
当一把火烧到鲁迅先生身前时，他断断没有引火烧身的恐惧，直面恐惧，战胜质疑向来刻在他的座右铭上。
一本《新月》，一本《萌芽》，成了二人的主战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从发表的杂志便能看出，这一老一少早已不是简单的文学争斗了。
眼看着双方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激烈，站鲁迅观点的冯乃超一句“资本家的走狗”让将斗争升级，直接飞跃到人身攻击上面。
多方论战时期，当局的神经极其敏感，至少“资本家”这三个字踩在了悬崖边缘，岌岌可危。
于是，便有了梁实秋在《“资本家的走狗”》一文中不无自黑地回应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
鲁迅先生翻译的苏联长篇小说手稿
而鲁迅则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再度骂道：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这两篇文章称得上二人斗争的顶峰时期，最终掺杂了个人情绪的嘲讽让事件突然丧失本身的意义。
或许是激动之下进入了一个不该进入的领域，此后两人慢慢降低了斗争频率，可最终逾100篇、40万字的文章依旧强势奠定了此战在文学界稳定坚实的地位。
鲁迅雕像
鲁迅逝世后，这场以笔为基础的枪林弹雨宣告结束，二人的争斗称不上胜败，前人已逝，个中恩怨已无当事人的回应，变得颇为无趣。
或许是被周围人问得烦了，也或许是出于对此战的负责，梁实秋在1970年出版的《关于鲁迅》中，曾这样写道：
“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事实上，整篇文章的基调相当客观，至少这位已经名满天下的翻译家提及二人争端时，也曾对外界的桎梏表示不满：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
“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
梁实秋
文学大家颇有素养，这算是他单方面为二人的斗争做了一个看似完满的结局，一个“偏激”做结尾却依稀透露出某些不一样的意味来。
归根结底，梁实秋属新月派，本身出身与鲁迅称得上两个极端，年少轻狂对上严霜烈日，不同的立场自然会造就不同的观念。
而实际上，鲁迅本人的性格同样也颇为民国文人诟病，文笔犀利的强势输出不仅让众多同辈中人叫苦不迭，就连某些不在此道的主人公都深受其嘲讽之苦。
例如他就曾在《两地书•四二》中光明正大地讽刺梅兰芳：
“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
梅兰芳舞台照
事实上，他在诸多文章中都提及了梅兰芳，言辞丝毫不掩饰讥讽之意。
在与妻子许广平的书信中，他也曾说道自己不喜此人歌声，称“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
而面对这位文学大家的不喜，梅兰芳自然不会不知道。
他从不曾在公共场合回应过，毕竟彼时类似诘问攻击只多不少。
只是鲁迅先生无意中的“不喜”着实让梅兰芳的职业生涯多了许多本不应有的攻击。
彼时已名气颇盛的梅兰芳先生不知可曾私下有过苦闷烦躁之言，这就不是后人能轻易得知的了。
鲁迅先生大抵是不喜欢看戏的。
其文章中虽多次提及梅兰芳，但是并无人身攻击之言，放到如今大概也就是一篇主观意识极强的吐槽小作文罢了。
梅兰芳
他不懂梅兰芳在戏曲界的名气大盛，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只是本人文风锋利尖锐，往往误伤他人而不自知也在情理之中。
莫恨西风多凛冽，黄花偏耐苦中看，有鲁迅先生这样一位敢于四处“出征”的文人，苦寒之地，未免不能更加淬炼人心。
不过最难能可贵的，同样也是如今为之敬佩称道的，定要属鲁迅先生即便身陷囹圄，也要强势输出的“傲骨”。
1925年5月30日，著名学者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闲话》，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
“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
陈西滢
这篇批判鼓动革命游行，引起社会内乱“某籍某系”的人究竟是谁？
从鲁迅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这个字眼：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
这句话出自《论“他妈的！”》，是鲁迅先生对“国骂”的追根溯源以及对此话的分析研究。
但是，这篇日后被赞道是“分析国骂背后深层社会问题”的文章本身无大毛病，可他在文首添了四子——“西滢先生”，便不得不让人多想。
鲁迅
民国文人有一特点，或者可称道是颇有君子之风的一点，便是他们斗争的方式永远止步于“动口不动手”。
诚然，最新的火炮武器整日在某地轰轰作响，宪兵小将身上常常挂着盛气凌人的刀枪剑戟，不知何时就狠狠甩在了皮肉之上。
彼时社会当真不缺“动手”的人，故这些“动口”的文人倒显得有素质多了，受欢迎也在情理之中。
民国北京大学政治系文人合影
在人人都能看上一眼的报纸杂志上夹枪带棒的互讽上几年，便能让老百姓多几年的热闹好看。
缺少娱乐化的旧社会，鲁迅先生现实锋利的笔触确实给无数人带来了斗争的勇气与蓬勃的力量。
但是这位周先生与其他人的斗争，也着实值得细细品味一下。
例如叶灵凤在《穷人的自传》中毫不避讳地骂上一句：
“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鲁迅先生即便五年之后也要回怼一句：
“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
叶灵凤
再例如成仿吾先生同样毫不避讳对“《呐喊》”的批评：
“《狂人日记》很平凡......《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
对此，鲁迅自然毫不避让：
“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
这样毫不掩饰的斗争，在鲁迅先生一生不疲累、不退缩的斗争中，实在称得上九牛一毛。
胡适、苏雪林、徐志摩、冰心，甚至其兄弟周作人，鲁迅都进行过或大肆对阵、或暗中讽刺的行为。
中国人，不知何时起，已默认了“含蓄”作为基本社交礼仪，像鲁迅先生这样直接指名道姓的所作所为，于乱世，绝不能称得上是一件坏事，可放到如今，该是何种光景呢？
那便只有一句话可形容：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