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一场日本在1894年发动的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结果大家都知道，中国惨败而日军大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再次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大大加深。
关于日本为何能战胜中国的文章已经有很多，在笔者之前的文章《 中日恩仇录——日军为何敢与中国对赌国运 》中，也简单叙述了日本在甲午战争前所做的各类准备，因此笔者今天也不再过多赘述。
笔者要跟大家聊的，是清朝统治者们在甲午战争其间干的好事，看完就会明白，清政府败的一点都不冤。
首先就是清廷内部的帝后党争。
什么是帝后党争？简单来说就是光绪皇帝和慈禧的争斗。
我们都知道，在1889年光绪皇帝亲政之前，朝政一直是慈禧和慈安这两宫皇太后在处理，也就是所谓的垂帘听政，后来光绪10岁的时候慈安驾崩，大权全部落入慈禧手中。
但是待到光绪成年，慈禧就必须将手中的大权交还光绪，因为当初两宫皇太后立光绪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
但是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尤其是对于慈禧这种权力欲极强、并且已经尝过味道的人来说，她根本就不愿意真的将权力全部放还光绪。
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她安排心腹搞了个“训政”，在文武官员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对其效忠之人，将光绪帝读书的书房由毓庆宫改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绪帝每日到颐和园向她请安，亲政后的光绪帝必须将朝中大事向她“禀白而后行”，还把自己的内侄女都统桂祥女叶赫那拉氏给载湉做皇后，好让自己随时掌握光绪的动向。
而许多在“甲申易枢”事件中支持慈禧和奕譞（包括奕譞本人）、或在洋务运动中得到慈禧大力支持和提拔的洋务派、或是那些站队慈禧从而得到提拔的官员实际上都在担心，一旦光绪亲政，会不会拿自己开刀，毕竟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慈禧外传》：“凡太后所用之人，皆有不安之意，恐帝亲政之后，不能保其权位。”
于是乎，慈禧与这帮人很快便勾结在一起，在朝廷中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后党。
对于光绪来说，他从四岁开始就被选定继承皇位，入宫后受到的也都是关于如何做一个明君的教育，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已经准备在当上皇帝之后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不过光绪从亲政开始就只是一根光杆司令，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同样需要得到朝中诸多大臣的支持和辅助，建立起自己的势力。
而清廷中那些饱读圣贤书、愤于太后干政的“朝士之守正者”，深感愤懑和不平，把光绪帝作为自己的希望和寄托，逐渐在思想倾向上“附之”，开始围绕光绪在清廷统治集团里聚结起另一支政治势力——帝党。
其中以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为首，以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志锐和“南通才子”张謇为骨干，国子监祭酒盛昱、刑部主事沈曾植以及翰林院编修王仁堪、黄绍箕、丁立钧、李文田等均为其中健将，光绪帝的妃子珍妃、瑾妃也参与其中。
为了争权夺利，帝党和后党的斗争很快就摆到了台面上来，斗得有来有回。
不过此时后党始终压着帝党一头，究其原因就在于后党成员在朝中耕耘已久，牢牢掌握着朝中的军政大权，且大多都还是地方上的封疆大吏，如李鸿章便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手中掌握着北洋水师。
随着甲午战争爆发，帝党主战，希望借助甲午战争的时机来削弱后党的力量；后党主和，希望尽量避免与日本开战，以此来保存实力，帝党和后党的争斗也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甲午战争中，帝党先是要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达到打击李鸿章的目的，接着又弹劾淮军战力，对淮系一众文武将领叶志超、丁汝昌、幕僚人员盛宣怀、李鸿章子侄等人展开一系列弹劾，并进行造谣抹黑攻击，令其进退失据。
尤其是在战争中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李鸿章和丁汝昌更是成为众矢之的。1894年8月3日，丁立钧在条陈东事折中说“我军久顿牙山，不敢深入，以致敌人得手，肆虐藩畿”。8月16日，御史王鹏运在奏陈军务片中提到“将牟未经战阵，遇敌胆怯，林泰曾、方伯谦其明验也”。
在8月27日，一道廷寄发到北洋痛批丁汝昌，并严谕李鸿章遴选可胜统领大员。最后意有所指地扫向李鸿章：丁汝昌庸懦至此，万不可用，该督不得再以临敌易将接替无人等词曲为回护，致误大局，懔之！
而后党也不甘示弱，尤其是慈禧，面对帝党的一系列攻击行为，慈禧相信这一切都是光绪帝想将他架空夺回权力，是她绝对无法接受的行为，她开始亲自下场安抚李鸿章，并着手后续的一系列部署，重新稳定了局面，确保北洋集团不会在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就被帝党的攻击所瓦解。
清廷内部的党派斗争不仅降低了决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坚持一己私利高于国家、民族利益，在面对外来入侵的时候不能团结一致抗敌。
更使得那些前线领兵将领心惊和心寒，心惊的是因为一旦有一步行差踏错，就会遭到弹劾丢官罢职，甚至杀头；心寒的是他们在前线领兵抵抗入侵，结果后方在拼命挖墙脚拆台，要致他们于死地。
其次则是满汉之争
从清军入关开始，满汉矛盾便是当时最为尖锐的矛盾之一，官员分满汉相对而立、满城不准汉人迁入、满人官员多于汉人，甚至大兴文字狱镇压汉人学者等等，这种矛盾一直贯穿整个朝代，而且已经渗透到上至朝廷统治阶级下至百姓的生活当中。
不过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几十年，情况有了微妙的变化：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八旗绿营在太平军面前溃不成军，构筑的江南、江北大营多次被击破，完全不堪大用，清廷统治者只能将军权下放，由汉人官僚负责编练乡勇来打败太平军，而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官僚势力也借此机会在清廷崛起，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而洋务运动的展开更使得汉人官僚势力一飞冲天，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四位汉臣更是被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而他们所编练的乡勇新军，更是代替了经制的八旗军和绿营兵，成为当时清廷抵抗外虏的中坚力量。
但是清廷统治者始终不相信汉人，他们只是希望借助汉人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不希望汉人官僚集团坐大，一有机会，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痛下杀手。
在甲午战争中，淮军陆军将领叶志超、卫汝贵、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等；李鸿章的幕僚及主办北洋后方勤务人员如盛宣怀、胡燏棻、马建中等；李鸿章的亲属子侄如李经方、李经迈、张士珩等，清一色的汉军将领，除了聂世成以外，无一不被帝党以及满族官员所弹劾。
礼部侍郎志锐更是弹劾李鸿章“一味因循玩误，辄藉口于衅端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坐失实机”，甚至要撤去李鸿章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之职，“责令统帅淮军，令筹攻战”。
若不是慈禧还需要依仗李鸿章等汉族官僚维持统治，可能汉族官僚势力又会一夜回到太平天国运动前了。
朝堂上满人官员与汉人官员斗得热闹，下面的将领和士兵也十分缺乏信任互不配合。曾经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参与抢救千余名中国伤病员的英籍医学传教士司督阁，就在《甲午战时辽居忆录》中写道：“他们自己也互相不信任互相怨恨。。。每个人都仿佛是他自己来打仗。”
而满人官员也对此深有体会，当时负责驰援辽阳的吉林将军长顺在给荣禄的信中写道：汉族官员对他的军队“遇有战事往往观望不前，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以弟杂入其间，则于各军之外，又树一帜。盖多一主将之人，增一牵缀之处，遇事仍不能融合一起。”
主管神机营事务的札拉丰阿甚至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这样写道：“近接神机营驻扎山海关防营人来云，神机营兵队方到关时，即接直隶总督文札，特委派候补道一人、提督一人专办总理防营营务处事务。奴才闻之，不胜骇异。。。否则，必该二员为倭奸细，专用以探防营虚实者。。。倚势夺权，莫此为甚。”简单来说，就是他认为李鸿章派的人要么是奸细，要么就是想趁机夺取神机营的控制权，更要加以提防。
满汉官员之间互相攻伐，满汉军队之间互不信任毫无配合，完全就是一盘散沙，又怎么可能打得了胜仗。
再就是朝廷和地方的争斗
朝廷和地方的争斗实际上是一个永远都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自先秦的夏商周开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最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不管是分封制也好、郡县制也罢，或者两者合一，或是搞军政分离，本质上都是为了加强朝廷对地方的领导和控制，朝廷强、则地方弱，地方强、则朝廷弱，清朝自然也不能例外。
尤其是随着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清政府的实力和统治权威迅速衰落，八旗绿营的失败更是不得不将军权下放，由地方督抚自行编练军队并自行解决粮饷问题，甚至还允许地方另行收税来解决粮饷。
如此一来，就使得地方督抚逐渐掌握地方军政大权，地方上的实力不断膨胀，加上他们经常与列强打交道，与列强关系交好，逐渐形成了湘系、淮系、粤系、北洋系等地方势力集团。
自此形成了地方强、朝廷弱的局面，并且是地方在不断加强，朝廷在不断削弱的局面。
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朝廷基本没有可供调遣的军队，要想抗击日军，就必须依仗地方督抚们手中的军队。
但是地方督抚们并不是特别乐意去打日本人，为什么？因为打太平军也好，打捻军也好，那都是为自己搏命，因为你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来杀你，杀你的亲朋好友；而且打下他们占据的城池，所有的财富都归自己，再不济，也能饱了自己的荷包。
而这也是为什么湘军、淮军等地方乡勇在与太平军、捻军等起义军战斗过程中屡战屡败却又屡败屡战的原因，因为打胜仗的诱惑真的很大。打日本人？基本就是赔本买卖。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兵是地方督抚自己招的、自己练的，饷是自己筹的，如今去打日本人虽然有朝廷出军饷，但朝廷给的也不是很足，差额部分还需要自己再去想办法筹。
更何况，在甲午战争开始前，朝廷便一直在想办法削弱地方的实力。就拿李鸿章来说，他手里的北洋水师的军费就被一减再减，从1876年开始，北洋舰队的军费为300万两白银，一直持续了十年，到1886年北洋舰队军费降到不足200万两白银，缺船少炮，实力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
他自己可以筹到钱来加强，但问题在于当时的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这么强大的海军，还要继续扩充，必须要有一个过硬的理由。但日本明显不是那个过硬的理由，筹钱加强北洋水师难保不会被扣上图谋造反的帽子，所以他只能想办法跟朝廷要钱，朝廷不给钱，那也只能拖着。
在甲午战争开始后，朝廷也是抱着很大的靠日本人来削弱地方督抚实力的目的，李鸿章为什么极力避战，恐怕也有这方面考虑，毕竟李中堂宦海沉浮这么多年，军队就是自己手里的本钱，要是这么点浅显的道理都不懂，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现在地方督抚实力强，朝廷不能拿他怎么样，可一旦削弱，那朝廷立马就可以派人来顶替他的位置，加强自己的中央集权。地方督抚们愿意吗？当然不愿意！
但是不愿意归不愿意，朝廷的命令还是必须要执行，不然就是杀头大罪，硬着头皮也要上。结果就是在甲午战争中虽然涌现了许多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也出现了许多逃跑将军。
朝廷想着削弱地方实力，地方想着保存实力，双方都不向一处用力，又如何能够打胜仗？
正是以上种种战争时期清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使得上下无法齐心协力，拿不出统一并且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面对日军进攻只能节节败退几无招架之力，最终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加深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而这场内耗并没有决出真正的赢家：李鸿章的政治资本淮军和北洋水师都没了，还背上丧师辱国、丧权辱国的骂名，无论实力还是名望都一蹶不振，成了没牙的老虎，只能乖乖受慈禧驱使，让慈禧少了一块心病；
极力主战的帝党成功打击了后党，扳倒了后党的重要成员李鸿章，但帝党自己同样因为战败饱受批评，光绪亲政的威望大受打击，本就薄弱的统治基础再遭削弱；
清廷成功打击了地方势力，却使得中国军队精锐尽丧，地方督抚对清廷更加离心离德，为东南互保埋下祸根；
即便是慈禧从中获利最多，又是收服李鸿章、又是打击光绪，使得她继续掌权的阻力也大幅度降低，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整个满清的统治基础已经彻底动摇，中华民族正面临空前的危机。
这场内耗唯独便宜了日本，又割地又赔款，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得到大幅增强，成功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之一。
要想建设强大国家、捍卫民族利益，唯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各阶层精诚合作共同奋斗才能实现，为了一己私利枉顾国家、民族利益，终将遭受失败然后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要谨记，团结就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