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湘军和淮军,这两支部队在晚清的战争史上,都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863年,淮军在苏南地区势如破竹,出沪上而平苏州;攻无锡而克常州,在基本肃清苏福省的同时,也几乎将当时太平军中最强大的李秀成兵团全面击溃。
而湘军1861年攻克安庆后,在正面战场通过两年时间的长围久困,于1864年7月取得天京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在湘、淮两军的联手之下,巅峰时曾佣兵百万,据东南半壁与清廷分庭抗礼长达十四载的太平天国,最终宣告失败。
而随后从1865年开始,湘淮两军身份互换,以淮军为主,湘军辅之,又将太平天国之后,长江以北另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武装——捻军镇压。
湘、淮军在“剿匪戡乱”中的优异表现和辉煌战果,不仅使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汉臣集团逐渐站上了晚清政治舞台的中央,也令这两支具有私人性质和鲜明地域色彩的汉族武装,取代八旗、绿营等中央军队,成为了大清国防力量的中流砥柱。
但1894年时,湘、淮军这两支久经沙场、威名赫赫的部队,在甲午战场面对东瀛弹丸小国,所取得的战绩却都不尽如人意。
尤其是作为参战主力的淮军,战场之上,将官贪生怕死、兵勇一触即溃,既没有展现半点往昔的风采,更没有打出军人应有的血性。
最终以一泻千里、溃不成军的拙劣姿态,完成了入朝作战的任务,随后便仓皇逃至国内,而将一地鸡毛的烂摊子,留给了孤军奋战的北洋水师。
前后不过二十余年,表现却有天壤之别,个中缘由,实在令人费解。
而本文将结合当时的内、外部环境以及清、日双方对战争的态度与认识,在客观分析湘、淮两军战斗力的基础上,试着找出答案。
战争爆发前夜清、日双方的表现
甲午战争的失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相当惨痛的经历,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帝国主义列强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而日本则由此迅速崛起,并为其几十年后的全面侵华埋下了伏笔。
但我们知道,战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交战双方综合实力的体现,甲午战争实际上就是当时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国力的持续膨胀,不断催生着通过武力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野心,并逐渐确定了以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这个疆域狭小且四面临海,自然灾害严重、资源又极度匮乏的国家,“不甘处岛国之境”,为了实现其“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政治目标,在明治天皇的带领和感召之下,几乎从上之下都在缩衣节食,积极准备,为即将到来的对外侵略暗中积蓄力量。
反观清朝,这个曾经辉煌而强大的帝国,在进入19世纪以后,已逐渐呈现衰败之像。
内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天灾人祸不断,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尤其是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重创,可以说已经到了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地步
虽然经历了“同治中兴”短暂的回光返照,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也为帝国残破的躯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统治阶级并没有意识到政治体制上的落后所带来的致命隐患,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但“只改其貌而不革其心”——仅仅形式上的更新很难触及腐败封建制度的内核,所发挥的作用自然有限,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而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际,清政府的掌权者们还在醉生梦死、苟且偷安,户部尚书翁同龢多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屡屡刁难、克扣北洋水师军费。
慈禧太后在列强环伺之下,没有任何的危机意识,殚精竭虑不过是思考如何体面而奢靡的庆贺自己六十大寿。
而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为讨好太后老佛爷,甚至将刚刚筹措的四百万两海防捐银,用以重修颐和园为其主子献上寿礼。
一个是垂垂老矣、江河日下;一个是方兴未艾、野心勃勃;一边是疏于防范、苟且偷安;一边是蓄谋已久、虎视眈眈。
中日之间这场决定命运、国运的战争,实际上在尚未开打之前,就已经没有了太多悬念。
在这样的背景下,单纯寄希望于依靠湘军、淮军或者其他武装力量的出色发挥,从而改变战争全局,是不太现实的。
对湘、淮两军战斗力的客观认识
在甲午战争之前,湘、淮两军的战斗力,是在实战中经受过检验的。
但他们过往的主要对手,只是农民起义性质的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虽然在近代战争史上少有,但双方的武器装备却依然处于冷热交替的初级阶段。
战场之上使用洋枪和大口径火炮仍是少数,刀枪弓矛等原始形态的冷兵器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而且,湘、淮军都是私人性质的部队,兵员大都来自乡间招募,其整体素质、训练手段、技战术水平并没有太多亮眼之处。
湘军能够由湖北一路东进,攻九江、克安庆并最终攻破天京,所依赖的无非是“结硬寨、打呆仗”的长围久困之法,如此单一的战术,之所以能取得一系列关键性的胜利,不过是依托于庞大的后勤保障作为支撑。
正如前文所述,战争的结果是双方综合实力的体现,即使在太平天国最鼎盛时,其统治面积、所辖人口及税收状况与清廷相比也依然处于绝对劣势。
而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实力更是呈现断崖式地下跌,这样的太平天国从长远来看,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在针对一城一地的持续性消耗战中,与背后有全国庞大财力支持的湘军一争高下。
淮军成军时间比湘军要晚,但李鸿章立足沪上,饷银、补给均非常充裕,武器装备也较湘军更为先进,但就战斗力而言,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而淮军之所以能够在苏南战场上所向披靡,一是因为当时天京被围,太平天国风雨飘摇,大量意志不坚定的将领纷纷选择变节投降,让淮军轻而易举的取得胜利。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鸿章身边还有“常胜军”这个雇佣兵团协同作战。
这支中外混成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都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滑膛毛瑟枪和恩菲尔德来复枪。
尤其是军中携带的大量重型火炮,在苏南战场的数次攻坚战中,为淮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回顾湘、淮军的既往作战经历,并不是要刻意贬低他们的战斗力,为其在随后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寻找借口。
只是这样的两支部队,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热兵器战争的经验,对现代战争的理解以及官兵素养、组织架构、训练方法、排兵布阵都与全盘西化的日本陆军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一支仅仅是装备了近现代武器的农业时代军队,跟一支已经历工业化改造并接受西式训练的军队作战,两者之间全方位的“代差”,让1894年的陆地之争,基本上变成了日本陆军对清军的一次降维打击。
湘军: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湘淮两军,在甲午战场都遭遇了挫败,但是,失败的具体原因和两者的战场表现却有根本的不同。
甲午战争爆发前夜,湘军中的代表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等都已相继离世,但同为湘军元老的刘坤一却早已洞悉了日本“意欲乘隙而动”的图谋,并做好了与之血战的准备。
李光久、魏光焘等湘军中层将领,更是纷纷请战,开打意愿强烈、决心十分坚定。
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湘军悍将刘锦棠,更是不停上奏请战,但在出征的路上不幸病倒,弥留之际,依旧“口中喃喃指述边事”。
在民族危亡之际,湘军上下,既不乏为国捐躯的决心,也表现出了军人应有的血性。
与之对比,淮军主帅、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却一直不愿动武,对和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外来势力的介入,能阻止战争的发生。
朝鲜战场的指挥官,被李鸿章委以重任的淮军将领叶志超,也曾是一员出生入死、浴血沙场的悍将,但承平日久,长期荣华富贵的生活已将其彻底腐蚀。
接到开赴朝鲜的命令,这个贪生怕死之辈,竟然托关系找主帅求情,最终还是在李鸿章“亦未必便战,何怯!”的宽慰之下,才硬着头皮上了战场。
而且湘军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遭到大面积裁撤,实力大不如前,投入到甲午战场前,人员缺编严重,武器装备落后,大多数士兵还在使用“土造”枪械,与装备半自动步枪和机关枪的淮军比较起来,家底寒酸而单薄。
湘军在1894年冬奔赴辽东前线,淮军已经在第一阶段的战争中大败亏输,整个甲午战场大厦将倾,湘军亦是回天乏术。
但即使在种种不利的局面之下,热血满腔的湘军将士,仍然毫无惧意的挺近炮火前沿,以义无反顾的姿态和杀身成仁的决心,给予骄横的日军以迎头痛击。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如果要为湘军在甲午战场的总体表现盖棺定论,个人认为,“忠勇力战,绝无退却之色”将是最合适的答案。
前线清军败局已定,朝鲜半岛尽数丢失,湘军出师又晚,后勤供应也没有保障,时常处于“盼晌未到,盼粮未继,兵单不能调,炮少不能添”的被动局面。
这一切都让湘军在甲午战场付出了惨痛伤亡的代价,但他们仍然倾尽所有去力挽狂澜,更用实际行动在战火中证明了自己。
只可惜“大厦之倾也,非一木所能支”,甲午战争的结果是耻辱而惨痛的,但至少湘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捍卫了近代中国军人的尊严,他们不需为这场惨败“背锅”,我们也不应以战争的成败而对他们进行过多的指责。
淮军一如既往只是世界正在改变
淮军与湘军系出同门且一脉相承,太平天国之后,因为清廷“扶淮抑湘”的政策,淮军的实力已凌驾于“老大哥”湘军之上。
但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两者却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如果湘军是一如既往的忠勇,那么淮军则是彻头彻尾的耻辱,而淮军这种表现也是由于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
首先,主和派的李鸿章寄希望于国外调停,丧失了绝佳的战备机会,其麾下许多部队都是在临战前才匆忙上阵。
其次,叶志超作为入朝陆军的统帅,本就畏敌怯战,却被李鸿章强行忽悠到了朝鲜战场,结果这位前敌总指挥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拼命逃跑,所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有这样的将领,淮军岂有不败之理?
另外,李鸿章在晚清官僚之中,与洋人接触较早,交往也更多,因此对于坚船利炮过于迷信,在重视军队武器装备发展的同时,却忽略了人心的力量。
在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通过大量投入改善淮军的武器装备,但对如何培养官兵的精神和意志却很少花心思,这样一支部队装备,面对大刀长矛的农民起义军也许游刃有余,但碰到装备相当,甚至更强的日寇时,就立马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和虚有其表的“软蛋军团”。
而即使是最为淮军所倚仗的装备,其实也与日本陆军存在不小的差距,这种差距并不在于武器数量、质量或者先进性,而主要体现在列装的统一性上。
有赖于日本工业化的发展,通过批量化的生产,并装配全军,使得其陆军从枪械到炮具再到弹药,基本实现了统一。
而淮军的热兵器主要依赖进口,清政府对于制式武器的使用又没有统一和长远的规划,因为采购途径、时间和批次的不同,造成同一部队之中,武器规格、火炮口径、弹药种类均存在诸多不同。
而规格繁多的武器,不仅给日常的训练带来了困难,更关键的是,给战场之上士兵的使用和补给都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主帅幻想和谈、指挥官贪生怕死,士兵既无斗志又没有信念,拿着五花八门的武器仓促上阵,面对的却是蓄谋已久且装备精良的日本陆军,淮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