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的时候想到一个点，也就是闵租和国家的区别。这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序言里提到的“主权”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认为闵租和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优先重视人还是人以外的其他资源。闵租务求掌握人这种资源，进而通过人来掌握其他资源，而国家恰恰反过来，前者是人事政治优先，而后者是物权政治优先，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就很有意思了，他把这两个相对对立的概念糅合到一起，按照文艺复兴之初的那种民族国家概念，闵租反而不是分立的，而是由一个联合的“基督教闵租”分裂成具有国家人格的族群，这个过程是他们所认定的闵租概念形成的基础。但是我这里说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我说的比较接近于史前族群到成文史阶段上的国家这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基督教世界的解体视作闵租国家的开端，是在有些不妥，因为罗马人和希腊人阶段其实就已经可以说民族国家的概念了，直到他们扩张为大帝国，这种概念才稍微模糊了，我认为古典时代的遗产是不应该被忽视甚至无视的。
闵租到国家的过程，其实就是强调两种资源支配优先性次序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之后，闵租就进入到了国家阶段，可以说是“国家性闵租”。这是一个标志，也是就说闵租从此进入了自身建构的新阶段，有了“文明”。霍布斯鲍姆就说过，Marxism本身就蕴含着闵租猪衣的范式，我想说这种判断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与后者不同的是，葛明和组织军队的时候，依靠的不是血缘或者地缘性的联系，而是思想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加上我者和他者，正义和邪恶的二分法“胡格诺模式”，才是前者维系团结和统一的根本，但是除此之外，从依靠掌握人争取人这种资源而发展壮大的内核上看，两者确乎是具有相似性的。斯大林的定义反而是不够深刻和相对刻板的，因为六七个共同的限定使得古代闵租的形成与存在变得无足轻重，非得要资本主义出现才有不可，否则地球上就没有闵租了似的。闵租也是一个有相对有限范围限定的主权联合体，只不过这个联合体本身依靠的是人事政治，而非物权政治，这就是他们和国家最大的区别。
那么什么是国族呢？我认为要和民族国家区别开来，两者仍然是不大一样的，因为前者是一种超越闵租的新的主权联合体概念，而后者是闵租在国家化阶段，成为“国家性闵租”的情况下建立的国家。国族则不同，他们相比于闵租国家还要更高一个维度，那就是依托利益上的共同进步而形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闵租。这个过程就是对闵租国家的超越。在这里实际上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那就是从何时认定一个国家的产生，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何时物权政治优先于人事政治成为这个闵租的政治史内核了。西欧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拆开了看，过去我们在传统历史叙事的误导下仅仅把教会和西欧的封建国家看成是凯撒和上帝各自的“封地”，仿佛真的是教俗两界政教分离，两者从闵租建构的层次上说是具有高差的，教会脱胎于罗马国家，它本身其实就是国家有机体中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国家和闵租的认识其实是远高于蛮族军事将领们的，他们当时建立的依托封建制的“国家”，其实还是闵租时代的一种残余和依附品，不能称之为真的国家。罗马这个民族与国家作为实体在西地中海已经消亡，但是东罗马以外的世界真的能被认为是完全推倒重来一遍的崭新白纸吗？
所以文艺复兴后的一段时间内新产生的绝对君主制国家，确乎可以算作是民族国家，但是绝不存在原先高估的那种意义和价值，因为他们只是在分别的依靠国内的物权政治超克人事政治成为最重要的政治秩序后打破了教会对于他们资源的盘剥，所以他们与教会的斗争其实不是一群教会的属民与教会的争斗，而是一群新兴国家与“教会国家”的争斗，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对于资源支配主导权的争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于教会的意义就是使其从一个复合型国家退化到一个组织的阶段，文艺复兴摧毁了一个国家，而兴起了一群小的但分裂出来的国家。教皇国的最终覆灭也是如此，欧洲的历史是一个国家的毁灭孕育一群新的国家，好比鲸落。
这个循环直到一战后也在持续，奥匈帝国的覆灭导致了一群小国家的产生，唯一不同的是，奥匈帝国接近产生国族的状态，被英法等协约国给生生剪烂了，剪成了一块破布，这对当地的诸民族来说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因为这种倒退，产生了更多的麻烦，因为国族比一般的民族国家要更进步，然而欧洲一直在循环他们过去做的事情。欧洲人自身对于闵租的理解的混乱造成了很多很大的悲剧，然而他们依旧不思进取，继续造成更大的混乱，归根结底，就是利用和扩大这种混乱，尽可能的削弱对手，你搞我的后院，我捅你家树上的马蜂窝，好不热闹。欧洲历史在意大利统一后借基本结束了民族国家的建构时期，一些较大的帝国内部虽然留存着严重的闵租猪衣区别遗存，但是国族化进程也在持续稳定推进，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国际上尔虞我诈的残酷竞争中，这种进程被妖魔化，被刻意丑化和扭曲，苏联解体和奥匈被肢解是欧洲近代史上的两大地缘政治灾难，使得很多已经接近完成国族化或者业已完成的多民族国家陷入混乱和兵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