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境内一共有十二个民族，那就是以汉族为主体，同时还有其他十一个少数民族共存。这十一个少数民族，分别是壮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十一个少数民族。
广西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聚集的结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两千多年前，也就是先秦时代，我国岭南一带居住着百越少数民族。在广西地区最早出现的百越少数民族部落，史书记载为苍吾、西瓯和骆越。
根据考证，广西壮族与侗族的祖先，应该是百越系统的西瓯与骆越等部族。在秦始皇征服岭南设置三郡之后，这也是乌浒、理、僚等少数民族的族称。在唐宋之后，这些少数民族分化组合，成为崭新的民族，这就是广西壮族、侗族的形成开始。明朝时候，广西的水族、仡佬族、毛南族等逐渐形成，这些都是广西的土著少数民族。
汉族人迁移在广西历史
汉人迁移到广西，开始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当时，征伐百越少数民族的秦军大多数都留戍在岭南一带。在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平南越，把岭南三郡改为苍梧、郁林、合浦等九郡，迁移到广西的汉族官兵与百姓就逐渐增多了。
三国南北朝的时候，伴随着北方中原地区的战乱，大批汉族人南迁入境广西，在桂东北的荔浦、资源、富川、贺县、平乐一带封侯食邑。
北宋时候，朝廷在镇压侬智高起义之后，在桂西壮族地区一共设置了三十六个土州、七个土县，以及永平、太平、湖润、横山等寨。土州县虽然大多数以土人（少数民族领袖）为官，但如师爷的重要职位都是由知识与经验丰富的汉人担任，这也代表汉族人开始迁移到广西的桂西山区。
明朝的时候，一部分汉族人随着朝廷大军进入了广西。当时，一些汉族商贩从外面带商品换来山区里面的土特产，不少汉族商贩也定居在交通便利的城镇的乡村。这样，明朝时候，广西也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局面。
从整体上来说，两千多年来，广西的主体民族壮族和汉族的人口比列，呈相反的方向发展。壮族占据广西总人口比例，从遍布全区转到退居桂西（包括桂西南和桂西北）。汉族占据广西总人口比例却是由小变大，由北而南、由东而西渐进。
有资料统计，在明朝之前，汉族人口只占广西人口的两成。根据历代史书记载的数字考查，清朝以前，广西人口发展速度是非常缓慢。如明朝朱元璋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广西人口数为1，482，678人。
可是，经历了清初战乱之后，清朝中期广西人口呈较快增长的趋势。如在乾隆十四年（1749），广西人口4,162,142人，嘉庆十七年（1812）广西人口发展到8,678,250人，到鸦片战争前夕，发展到9,340,018人，比明朝万历六年(1578)人口增加6倍，占当时全国人口的2.34%4。到了清朝中期，广西的汉族与壮族人口占据比例分别是对半。
造成广西人口增长较快，主要还是大量外省汉族移民的涌入。为何清朝大量汉族移民涌入广西，主要有这些原因造成的：
一 清朝广西环境之改善
自古以来，广西都是瘴疫之乡。由于瘴疫疾病的影响，使广西在历史上都是流放犯的发配之地，令北方汉人都感觉畏惧，很多外省官吏都是死也不愿意来广西任职。因此，瘴疫疾病成为阻碍广西与外界交流的一种巨大的障碍。
明清之后，伴随着外省迁移到广西的汉族移民数量逐渐增多，这些汉族移民在广西开山垦田，砍伐原始野林，这也使弥散在广西山岭的瘴气也逐渐消散，对人体危害性也越来越减少。而且，伴随着医药的进步，人们也发明了治疗瘴疫疾病的办法。这样，古代广西气候由于瘴疫疾病的驱除，改善了住人环境，气候也变为更加宜人，这也为大量外省汉族移民的迁移创造了条件。
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帝谕九卿云：
“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旧有瘴气，从前将军赖塔进征云南，留八百人在广西，俱为瘴气所伤。今闻云南惟元江微有瘴气，余俱清和，与内地无异矣。”
在这里，“将军赖塔进征云南”，就是赖塔将军进云南征伐吴三桂叛乱时候，留八百人在广西，都被瘴气伤害。可是到了康熙五十六年，也就四十年的时间，广西环境却与中原内地没什么差异，证明瘴气被驱除了。
虽然康熙这一段话也不一定属实，却反映出广西环境的变化。在清朝以来，瘴疫疾病获得了很大的消除，自然吸引了大量外省的移民前来。如在赵翼笔下记载，在乾隆三十一年的镇安府治天保县，地处在桂西南的偏僻之地，瘴气都被全部驱散，可以看到移民也深入到广西的各个腹地，人口也获得了繁盛。
二清朝交通之改善
清朝交通的改善，也为大量外省移民进入广西创造了条件。广西地势特征是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四周都被高山环绕，中间呈盆地状，盆地内山岭和丘陵起伏，小块平原相间杂。
广西古代道路交通源远流长，从秦始皇开通灵渠之后，广西与外界就有了水路相连。但是广西境内一直都是水路交通为主，再加上连绵起伏的山岭与遍布的丘陵，导致道路的路幅面积很窄，能通行牛车、马车的路段非常少，广大农村与边远山区自然是道路崎岖，交通蔽塞。
在清朝的时候，朝廷出于政治、经济和边防的目的，在广西增修了许多道路。在清朝增修的道路，已经深入到桂中、桂西南等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如扩建了连接今天武鸣县、宣化县到今天南宁的高峰岭路；修建了莲花九莄（今天田阳县田州镇）的山口到波洪泛（今天德保县坡洪）的道路；修筑了今天昭平县东50余公里接米岭一带的接米岭道，方便昭平的文化、宁化、招贤诸里的农民赴县城交粮纳租。
在清朝的时候，朝廷在广西修建的官道有这些：
第一，南北线路，主要是桂林官路（桂林与湖南连接）。桂林通安南大道，桂林与国外连接。苍梧大道，桂林经梧州通广东的大道。梧州经博白通广东的大道。南线就是通到广东石城县（今广东廉江县），西南线就是沿南柳江而下，达到今天广东的合浦（今属广西）。
第二，东西线路，主要就是柳州通到贵州的大道、思陇经百色通云南、贵州大道、藤县经南宁至上林土县(今田东县思林)大道。
在清朝时候，广西的水运商港兴盛，比较繁忙的内河航线主要有这几条：
第一，桂林至梧州，全长342公里的桂江航线。桂江乃是西江重要一大支流，发源于兴安县，北与灵渠相连接，然后从湘水抵达洞庭湖注入长江，抵达南京通过京杭大运河抵达北京。桂江下游的汇合点就是梧州，然后向东转入西江抵达广州，汇入南海。
第二，郁江航线。郁江就是右江与左江在岂宁之宋村汇合处至桂平段称为郁江，全长424公里。郁江乃是西江的主要支流，郁江支流左、右江都流经过桂西、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左江与国外一水相隔;右江与云南、贵州两省也是一水相通，自古以来为出海通商水道。
第三 柳江航线 。柳江也是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贵州省独山县。贵州流入广西的主要河道，都是由柳江航运所兴盛。柳江也是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贵州省独山县。清朝时候，柳江航线是连接贵州与广西的重要航道。贵州黔东南的榕江、黎平、锦平一带需要的食盐，从广西柳江而上运输到贵州各地。贵州的木材、茶油、白蜡等物资，也从柳江沿江而下运输到两广与两湖。贵州流入广西的主要河道，都是由柳江航运所兴盛。
第四，西江航线。浔江与桂江在梧州的汇合，简称为西江。西江航线的始发站梧州，就是地处在珠江的中游，扼制广西的水运咽喉。自古有“水控三江”之说，经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通过西江航线，广西的物资都可以运输到广州珠江出海口，广州珠江出海口的物资也可以抵达广西，可谓是促进两广的经济与贸易往来。
除了这四大航线之外，广西各大干线的航线还有柳江上游的融江和龙江，浔江的主要支流绣江即北流江，流入北部湾的南流江河钦江，这些都是清朝时候广西重要的水上交通线路。
三改土归流运动大力推行
清朝实施“改土归流”政策，为汉族移民的迁移与汉文化的传播扫除了地域的障碍，也为广西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契机。
土司制度是历代封建王朝的民族政策，也是以夷制夷的产物。土司制度表面上是沿袭任用土著少数民族中的贵族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在保留各个少数民族内部生产方式不变的情况下，要求少数民族长官“土司”、“土官”征纳贡赋，在形式上也保证了政治上统一。
土司制度大多数实施奴隶制度，对土民也就是少数民族民众残酷剥削与压迫。土司也把自己领地当成独立王国，这也阻碍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
为此，明朝中叶开始，封建王朝就在广西一些地方推行废除土司的运动。清朝的康、雍、乾时期，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省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加强了对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集权与控制。
在改土归流之后，汉人可以自由出入少数民族地区，不再如土司制度时代严格，这样有利于外省汉族移民到广西边远少数民族做生意，或者杂居定居。当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时间越久，婚姻相通，彼此之间同化与融合。
四美洲杂粮作物的引起
广西很多是山区，土地都是不可种植水稻的。但是，玉米、马铃薯等美洲农作物由下南洋的商人陈振龙传播到内地，这也使广西气候湿热的山区和高地适合红薯、玉米、马铃薯一类杂粮作物的生长，产量也是非常高，这也使南方不毛之地山区的贫瘠之地，变为可耕种、具有开发价值的土地，这自然也使中原地区膨胀激增的人口迁移到广西的山区开荒种地。
这样，清朝玉米、马铃薯、红薯、花生、大豆等多种农作物的引入与推广，使过去广西大部分蛮荒的山地与丘陵地区，也被充分利用起来。再加上水稻产量的提高，可以使广西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也有大量的剩余谷米运往广东。这样，两广商业贸易的兴盛，推动了省内外人员的交流频繁，吸引了广东大量汉族移民来桂，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所以，清朝大量汉族移民迁移广西，使广西人口爆炸了六倍，基本也形成了今天广西汉族为主体，以及汉族与壮族等少数民族杂居的民族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