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视水利为国家大事，与军政不予偏废。举凡每项大小水利工程及救水灾、抢险，他都亲自处理，与朝廷重臣反复商酌，或直接派大员，或责成地方总督、巡抚，或上下会同，亲临现场办理。
乾隆二年，御史马起元奏：直隶、山东运河，近年来多淤塞。高宗马上派侍郎赵殿最、侍卫安宁，会同直隶、漕运及管河三总督与河南、山东两巡抚，进行实地勘察，将结果和建议向他报告。最后，经主管部门工部讨论后，提出解决办法，由高宗批准实施。
乾隆时，水患猖獗，大抵与气象变化有关。尽管水灾与旱灾频频发生，但平时防护甚严，及至灾降时抢救及时，没有留下严重后果，即使严重，也很快消除，保持了社会的安定。这从一个方面也足以说明，在盛世下，国家借助雄厚的财富，具有强大的抗灾能力，把灾害的后果控制在最低限度。
广设各类仓库储粮，是高宗“养民”、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他说：“养民之政多端，而莫先于储备，所以使粟米有余，以应缓急之用也。”所谓“缓急”，主要是指备荒救灾，平时储备各类足量的粮食，以应付荒灾歉收之急需，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
储粮分官储、民储、商储、军储等。官储主要设于京师与通州，专供京师官员与皇室之用。在各省首府至府州县设“常平仓”或兼设裕备仓，由地方官府经营，其目的是，“原以备水早偏灾粜散放赈之用。”高宗说得很清楚，“地方积谷备用，乃惠济穷民第一要务”，这类仓于歉收年赈、借、平类，至半年出陈易新，即将旧米以平价出售，买进新米储存。
在乡村设仓，称“社仓”，在市镇设仓，名“义仓”。此为民办，作为常平仓之补充。当荒年或遇大灾害，常平仓所储不够赈济时，则取自社仓或义仓。仓设于当地，选出“诚实之人”为正副社长司其出纳。其储米由当地官绅士民捐输，特制出奖励条例，以捐米多的人，给予物质奖励。
由盐商捐银购买米谷，建仓存储。所盖仓廒，命名“盐义仓”。此仓创行于雍正四年，两准盐商捐银24万两购米建仓，世家即赐此名。高宗时，进一步推广，多建于颜海地区，乾隆九年，又准山东票商仿行。此外，在东北三省有旗人设仓称“旗仓”；在接近边疆地区，由当地驻军建仓储米，称“营仓”。高宗时，又创设“河标营仓”。由近边向内地发展，纷纷设“营仓”。
设仓储粮，始于顺治；康熙时，开始全面设仓；雍乾时，全国各地各类仓库普遍设立起来。各类仓库储粮数均按计划按比例存放，以常平仓为例，大多省份皆按雍正时定额储粮，这是高宗决定的。因为他看到常平仓储粮日增，唯恐“有碍民食”，故加以限制。
各省储粮额如下：云南：70万石；西安：270万石；甘肃：370万石；福建250余万石；广东：290余万石：费州：50万石：直隶：20万石；奉天：120万石：山东：290万石：山西：130万石；河南：230万石；江苏：150万石；安徽：180万石；江西：30万石；浙江：280万石：湖北：50万石；湖南：70万石；四川：100万石；广西：20万石。
通计19省储谷达3160余万石。每石按120斤计算，达到3.79余亿斤。东北三省的旗仓储米也达到2000万石，两项合计共5160余万石。如果再加上其他各类仓储米，可能接近1亿石，数量惊人！据乾隆十九年的统计：仅自愿报捐谷数，已达28.53余万石。在144个州县卫所，共有村庄3.521万个，建义仓1500个。
储粮之多，正说明农业生产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乾隆五十三年，据乌鲁木齐所属迪化等6州县所报，共有6.3万余石粮已存储10年以上。高宗命分作三年尽快售出，否则将“红朽”烂掉。前叙新疆大规模实行屯垦，从此事生动地反映这一地区屯垦已取得巨大实效，粮食充溢府库。因为没有大灾害，以致这批粮食长期存于常平仓中。
尽管人口迅猛增长，土地增长有限，从上列事实可以看到，粮食产量却稳步上升，足食足用，各类仓库积存大批粮食，正是盛世的一个生动写照。其他经济部门，如盐、茶、矿产、海外贸易、关税、各行手工业等，都有长足的发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乾隆朝经济盛况，从历次蠲免钱粮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中国历代王朝都实行过蠲免钱粮，这是针对百姓遭到自然灾害而临时采取的一项救济措施。当然，有时以新君即位或逢“万寿节”，也向百姓“加恩”而行蠲免。封建统治把此事视为他们的一大德政，自我称颂不已。实际上，这种蠲免多属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清朝与历代不尽相同，论蠲免规模之大，次数之多，数量之巨，都是历代无法相比的。
自圣相首开全国普免钱粮之例，世宗在位没有仿效，高宗却继承圣祖的做法，比他的祖父做得更好。乾隆十年正月初，他在宣布将于明年首次普免全国钱粮时阐明他的想法：“朕思海宇又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况天下之财，只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仰惟我皇祖在位六十一年，蠲租赐复之诏，史不绝书，又曾特颁恩旨，将天下钱粮普免一次。”
高宗的这番话，不能简单地视为官样文章，他讲的话很实在，充满了真情实意。他说全国财富只有一定数额，不是集中在皇帝手里，就是分散在老百姓之中。他要与天下臣民共享国家财富，宁肯把财富分散给老百姓，使百姓均沾实惠！他不只是说说而已，而能说到做到。
首次普免全国钱粮，仿效康熙朝做法，以三年为期，分批蠲免：乾隆十一年，先免直隶、奉天、江苏、西安、甘肃、福建、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10省共计1042余万两；十二年，免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广西等5省共862余万两；十三年，最后免去山东、湖北、江西、山西等4省共919余万两。三年共免2823余万两，当时，全国地丁钱粮岁人2824万两，两项出人正好相抵。轮免的好处，留有余地，以保证其他方面的需要。
第二次普免全国钱粮是在乾隆三十五年，恰逢高宗六十寿辰。第三次是在乾隆四十二年。第四次是乾隆五十五年，高宗以80岁的“喜”庆心情，再次宣布普免全国钱粮。如以乾隆十一年普免数额为准，那么，四次共免总额约达12000余万两。中国历朝历代，在清以前，是没有一位皇帝能做到如此程度。高宗以长寿居历代帝王之最，而他四次普免钱粮，也居中国历史之最！
不仅如此，他进而普免全国漕粮。乾隆三十一年为第一次，首免山东、河南二省；第二次为三十二年，免江苏；三十三年为第三次，免江西；三十四年免浙江；三十五年免安徽；三十六年免湖南；三十七年免湖北。历时七年，将全国漕粮普免一次。至乾隆四十三年，70岁的高宗宣布将于四十五年再次“普免天下漕粮一次”。五十九年，因明年将传位给第十五子题琰，届时将“六十年各省应征漕粮，再加恩普免一次。”计三次普免漕粮将近1000万石。
这种大规模地持续地普免全国钱粮，在中国历史上确属空前绝后！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经济的繁荣，充盈的物质财富，是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普免钱粮的。这是盛世达于鼎盛或称为“全盛”的突出标志之一。
财政收入、国库资金存储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我们对康雍乾三朝的财政做一番比较：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仅800余万两；雍正时，积累渐情，财政好转，已达600余万两，自西北两路用兵，动支大半，至乾隆初政。库存不过2400余万两。开辟新餐后，动支20余万两，而积存反增至7000余万两。
乾隆四十一年平定大小金川，费帑700余万两，而库存仍为600余万两。至四十六年，又上升到780万两。这期间，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七省漕粮三次，巡幸江南六次，所费共计又不下2亿两！五十一年，仍存700余万两。九年后归政于嘉庆，其库存数如前。故“称为国朝府藏之极盛”，并非虚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