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座博物馆的藏品中，有164多万件来自中国的文物（不包括海外私人收藏）；而中国文物学会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1000万件，令国人无不扼腕叹息！那么如此之多的文物，又是如何到海外去的呢？看了本文，大家心中就会有答案了。
1880年，浙江湖州南浔一个叫卢家兜的小村子，一个男孩呱呱坠地，父亲给他取名卢焕文。在那个乱世里，卢家世代以务农种桑麻为生，日子过得清贫。不幸的是，卢父后来好赌成性，并染上毒瘾，一家子的生活坠入无尽深渊。卢母在苦苦支撑数年后，不堪忍受生活重压，自尽身亡，随后不久，卢父也因透支了身体而撒手归西；10岁的卢焕文成了孤儿，在族人的帮助下，他被过继给五代亲外的远房叔父，但日子依旧窘迫难熬，小小年纪的卢焕文尝尽生活艰苦。
15岁那年，卢焕文进入隔壁村镇南浔的大户张家做仆工，因为做事勤快，脑子灵活，嘴巴甜，成了张家二少爷的贴身仆人，主要工作就是照顾二少爷的起居生活；而这个张家二少爷，就是日后飞黄腾达的民国大人物张静江。
南浔张家在当地声名显赫，是四象之一；所谓的“象”是当时湖州南浔民间对有钱人家的生动说法：财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者称作“象”；五百万两以上不过千万者，称作“牛”；一百万两以上不达五百万者称作“狗”；南浔有“四象、八牛、七十二狗”等众多富豪，位列当地四象之一的张家，实力当然杠杠的。
张家二少爷，虽然出生于富商巨贾之家，但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斯文安静、欺软怕硬，而是自小就爱打抱不平，行侠仗义，被大人们称为“小侠”。在一次火海救人时，二少爷被严重烧伤，髋骨摔折，股骨断裂，导致终生残疾，走路一瘸一跛的；也有人说是患小儿麻痹症所致。
从小就有侠义之心、想有所作为的张二少爷，显然不是普通人物，虽身有残疾，但丝毫不妨碍他的日后成长，可以说，后来的他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历史走向。
能作为张二少爷仆人、跟班的卢焕文，本身就聪敏好学，加之在豪门张家的耳闻目染，日夜熏陶，当然也进步很快，深得少爷赏识。
1902年，钦差大臣孙宝琦奉命出使法国，身边缺一个机敏能干的商务参赞，张家通过关系，把有志青年张静江推荐上去，孙宝琦大为赏识，于是张静江去了法国。
主人出国了，听话、好使的卢焕文自然而然也跟着去，从此开启了他的人生新篇章，不过那是极不光彩的人生，甚至可以说是罪孽的一生。
张静江到巴黎后，他这个商务参赞也没啥事做，闲得很，于是在公干之余，他和小舅子姚叔来开了家专门经营中国货的公司，起名“通运”；天生的生意禀赋加上家族实力，张静江很快在巴黎站稳了脚跟，中国当时的特产，在运通公司里应有尽有，丝绸、茶叶、地毯、瓷器、古玩和漆器、字画等等，作为张静江身边人的卢焕文，被安排在这家公司做事。
卢焕文虽对丝绸、茶叶等日用品略微在行，但古玩以前还从来没摸过，只在南浔张家做工时见过这些到处摆放的值钱玩意儿。不过，卢焕文悟性颇高，有经商头脑，干起活来又很卖力，凭借天赋与勤奋，卢芹斋从古董店学徒开始，刻苦学习各项业务，又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很快就受到老板重托，出任掌铺。
通运公司飞速发展壮大，还在美国纽约开了分店，一时赚得盆满钵盈。
1905年8月，在一艘前往法国的邮轮甲板上，孙中山远眺海天尽头，思考着中国革命该何去何从，恰好张静江也一瘸一拐地出来透气，于是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邂逅发生了。
由于张静江对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之举十分钦佩，他时刻关注着孙中山的行动，见面就问：“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他还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
当时孙中山与张静江萍水相逢，对其言语并不信以为真，分手之时，张静江留给孙中山一封信，让他到美国后去找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领取资助革命的活动经费3万元；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一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
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因此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孙中山对于张静江资助革命的义举十分感激，曾让胡汉民回信以示谢意。张静江随即复信：“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由此可见张静江对于革命充满着必胜信心和满腔的爱国热情。
1908年，张静江接受邀请，毅然丢下法国生意，回国辅佐孙中山，提携蒋介石，因此，后来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蒋介石尊他为“革命导师”。
当卢焕文提出想单干时，张静江他二话不说，在货源、资金、人脉上给予大力支持；于是，28岁的卢焕文在巴黎泰布特街成立了自己的“来远公司”，专门从事文物贸易；店名叫“来远”，取货自远方来之意。通运公司则由姚叔来继续执掌。
终于自己当老板了，又是从事古董生意，卢焕文想有个全新的开始，首先他给自己改了个新名字，叫做卢芹斋（英文为C.T.LOO）；带有古意的“芹斋”两字是有出处的，南宋史学家郑樵有首诗叫《送芹斋》：千载清风去不留，何人能伴赤松游。###， 告老须临老尽头。元亮园田何处有，向平昏嫁几时休。湖州别驾发深省， 挂却朝冠便自由。
作为湖州人的卢焕文，虽没多少文化，但也许从这首诗里得到灵感，于是便附庸风雅 ，把名字改成了“卢芹斋”。
卢芹斋的确是离开了湖州南浔张家的束缚，在法国自由自在了起来。
先说卢芹斋的古董生意，再说卢芹斋的女人
当时的中国正是大清帝国土崩瓦解的时期，很多王宫贵族、八旗子弟失去生活来源，把祖先遗留的或从宫里偷的古董拿来典卖，加之盗墓现象猖獗，因此，各地的珍稀文物纷纷出现在市面上，古董市场异常红火，上海城隍庙附近成了中国最大的古董市场，北京琉璃厂、天津和香港，古董交易也相当繁盛。
卢芹斋让欧美收藏者学会欣赏中国墓葬文物——墓葬雕刻、青铜器、陪葬古玉、陶俑、佛像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卢芹斋是让西方人认识中国古董的启蒙者。他以精湛的文物专业知识和天才的商业眼光逐渐征服了欧美收藏者。他经手的很多古董由死变活，由冷变热。卢芹斋在古董行的地位可谓是呼风唤雨、一言九鼎。所以每次卢芹斋一有货从中国运来，马上就有收藏爱好者赶来先睹为快，把自己最中意的古董抢购下来。
在1910-1914年间，卢芹斋每年多次从法国出发，经沙俄回国，了解国内的最新行情。他在北京、上海分号的合伙人负责经手鉴定并收购古董，经费主要由卢芹斋提供，除此以外，国内分号将图片或照片寄给卢芹斋，由他决定文物的采购和去向，卢芹斋还会将畅销或获利丰厚文物的相关信息，反馈给国内分号，让其进一步关注和组织相关的货源。由于卢吴公司资金雄厚，出价高，国内的精品任其遴选采购。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古董源源不断被送往法国的来远公司，然后转手销往欧美各地。
1913年、1914年虽然北洋政府接连出台了“古物保存法”、“禁止古物出口管制令”，但是，这些条文对于“上能通天”的卢老板来说，形同一张张废纸，该做的生意照做，该赚的钱照赚。生意对手难大展拳脚之际，文物古董出口这块，基本上就成他和姚叔来等少数几人的独门生意。卢芹斋凭借鉴别中国文物的本领，成功低价收购不少古稀珍品，推销到欧洲市场，一本万利。浙江湖州乡下的穷小子，渐渐地成为享有盛誉的中国古董鉴赏家，巴黎上流社会里的名流。
1914年夏，卢芹斋按照惯例，再一次登上了从莫斯科到中国的列车。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行程将他的古董生意从巴黎带到了美国纽约。
当年的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战火烧到了俄罗斯，铁路运输中断。18天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宣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将保持中立。身在中国的卢芹斋，想要返回巴黎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乘船绕道美国，再回欧洲。
在上海时，他得知他的老朋友、张静江的小舅子、通远公司总经理姚叔来正打算乘船赴纽约，便决定一同前往。
在他们从加拿大多伦多改乘火车前往纽约的途中，卢芹斋首次见到了来自底特律的退休商人弗利尔。弗利尔也是一位古董商，多次造访中国，收集古玩、字画。和姚叔来是生意场上的老朋友了，卢芹斋在上海的掌眼人管复初也已经与弗利尔有过接近10年的交往，因此这次卢芹斋与弗利尔的会面，是为了进一步加深双方的合作共赢。
当时的美国经济蓬勃发展，到处都是痴迷于中国古董的人，相比于经济放缓且受战争阴影笼罩的欧洲，纽约才是古董生意的天堂。卢芹斋意识到：战争已将艺术中心从巴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
1915年3月，卢芹斋在纽约的“来远公司”开业。弗利尔成了它的重要主顾。接下来的14年间是卢芹斋等人贩卖中国古董最猖狂的时期。
1915年，美国政府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旧金山市举办了为期几个月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正值一战期间，博览会也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31个国家参展。卢芹斋和姚叔来趁此机会，将大批文物夹带在送展品中，带往美国销售，自此彻底打开了美国古董市场。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的古董商人们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一直到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大萧条，是向以美国为主的海外市场贩卖文物的黄金14年。
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是北洋政府，但各地军阀们连年混战，巧取豪夺民间资财，当然也包括盗挖古墓，贩卖古董，最出名的莫过于孙殿英清东陵盗宝一事了。
刘所提及的通远公司、来远公司，背后站着的就是张静江，这14年也正是在张静江等人的支持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集团逐渐全面掌控权力的14年。张静江因居功至伟，成了孙、蒋当时最为倚重的人，位高权重，能量巨大。这为卢芹斋和姚叔来的各种生意提供了极大方便。
即使在后来的1930年6月，国民政府制订公布了《古物保存法》，第二年又公布了《古物保存法实施细则》，卢芹斋的所作所为，显然违法了上述法律法规，但他仍然有恃无恐，古董生意越做越大。
当年卢芹斋的卢吴公司财大气粗，收购价格永远比别人高上一成，一般古董商都争不过他们。卢吴公司收购的古董全部是精品，青铜、古玉、瓷器、字画，只要是好东西，一概接收。虽然古玉刚开始在国外还没有什么买家，但是卢芹斋也照收不误，后来他说服了一些欧美收藏家专门收藏中国古玉。上海的吴启周、北京的祝续斋都为卢芹斋进货、备货，市面上出现真正有价值的古董，动辄上万银元，一般人无力问津，总是会流向卢吴公司这个圈子。古董收集上来后，都集中到上海，由吴启周发往巴黎或纽约。可以说，卢吴公司是中国当年规模最大的古董出口公司。
卢芹斋不是一个单纯的文物贩子，他会邀请知名学者对文物进行研究，如与伯希和研究出版了古玉图录，请褚德彝、伯希和编写青铜器图录等，这些研究成果增加了物品的价值和知名度。他还常常举办展览和出版藏品目录等推销活动，扩大中国艺术品的影响力；他的客人都是些银行家、军火商、石油商、不动产商等。
当年生意之红火，收入之丰厚，据说北京分店的小股东祝续斋每年可分得银元十几万，相当于当年琉璃厂一间古玩铺的全年流水。
1926年，祝续斋、缪锡华退出了卢吴公司。卢芹斋实施了重组，与禹贡古玩号叶叔重、雪畊斋张雪庚、福源斋戴福保和珊瑚林古物流通处洪玉琳等“四大金刚”合作，将卢吴公司发展成为二十世纪开办最早、经营时间最长、贩卖文物时间最多的跨国公司。
如鱼得水的卢芹到达事业的巅峰，在浪漫的巴黎，谈吐不凡、仪表堂堂、血气方刚的卢芹斋怎么能没女人。
奥尔佳出身贫寒，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意大利人，她很小就跟随做佣人的母亲在巴黎的一个上层人物家里做保姆。奥尔佳成年后，男主人诱奸了她，19岁时生下私生女玛丽罗斯（1895—1971）。
因为生了这个孩子，男主人为了"补偿"她，便给她在巴黎马德兰广场开了个帽子店，还时不时给与贴补，穷苦出身的她，没抗争，没拒绝，以情妇的身份接受了男主人每月的"馈赠"，做着安逸的老板娘。
也不知是谁先勾引谁，反正紧邻的这两家店的店老板，一来二去，竟然好上了，虽然女大男6岁，是他人情妇，还有私生女，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俩的奇异恋情，爱得死去活来。
当时的卢芹斋的生意刚起步，收入并不丰厚，无法供养奥尔佳母女，奥尔佳也离不开之前男主人的经济支持。还有奥尔佳的这个旧情人还是有能耐的，不敢公然得罪，否则恐怕连巴黎都呆不下去。
俩人为了能长期在一起，奥尔佳想出来一个“绝妙”办法：卢芹斋娶奥尔佳的女儿为妻，这样，两家人就变成一家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而卢芹斋这边，倒也没多大反应，旧时封建社会的男人，什么没见过，这种"齐人之福"，他偷着乐还来不及呢。
15岁的玛丽罗斯不谙世事，从小因私生女的身份而自卑自怜，起初并不知道母亲和卢芹斋的关系，还以为找到了好归宿。
1910年12月29日，30岁的卢芹斋与15岁的法国姑娘玛丽罗斯妮结婚了。
奥尔佳这样做，真可谓一举三得，旧情人蒙在鼓里，依旧支持她经营帽子店；和卢芹斋的情人关系继续保持，而且有了女儿作掩护，两人见面更为方便；卢芹斋的店她也有资格参与，以“监护人”的身份代她签字，并掌管保险柜的密码与钥匙，卢家的真正女主人反而是奥尔佳。
婚后，罗斯成了一心一意的家庭主妇，并先后给卢芹斋生下四个女儿。卢芹斋的4个混血个个天生丽质、貌美如花。但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卢芹斋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没有子嗣，他也从不教女儿们学中文，更不对她们讲中国的故事。以至于，他的四个女儿至死都曾未想到与父亲湖州故里的卢家人联系过。
嫁给卢芹斋10年后，玛丽才知道了真相，十分愤怒的她，扬言要告自己的母亲，揭穿她这么多年的丑陋面具。而母亲更狠，她警告说，如果玛丽胆敢这么做，那就鱼死网破，四个女儿也得不到任何照养。
可怜的玛丽心灰意冷，她明白她什么也没有了。因为连生了四个女儿，丈夫根本不待见她，也从来没把女儿当自己的后代培养，更没有把家业传给她们的想法，所以她只能忍气吞声，继续待在这个"畸形"的家庭。他们三人就这样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为此，玛丽后来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坏。
1920年，发了财的卢芹斋，在他40岁之际，产生了一个大胆想法，就是在巴黎建造一座完全中式的建筑，用以展示和销售来自中国的珍宝。
于是，卢芹斋将位于蒙梭公园附近小广场街角处的一座公馆买下，那里可是富豪云集的巴黎8区，原公馆建造于拿破仑三世时期，地理位置十分适合做生意，离巴黎著名景点凯旋门仅一公里之遥，当然价格不菲，由此可见卢芹斋当时的经济实力。
这个公馆原有4个塔楼，卢芹斋打算把这4个塔楼改建成4个房间，分别让自己的4个女儿居住。同时决定把剩余空间改建成自己的古董展示厅。
但是这个想法在市政规划非常严格的巴黎几乎是不可能的。巴黎的建筑都有统一的风格，每幢房子的高矮、设计风格、材料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必须与周围建筑整体相协调。
卢芹斋第一次提出的改建计划没有获得批准。他没有气馁，几年后，在法国建筑师布洛克的协助下，再次提出了申请。不知道他使用了何种神通，巴黎市政府居然最终批准了他的计划。改建工程从1926年开始，仅用了2年时间，就把原来3层高的公馆改建成了5层的中式红楼，作为“卢吴古玩公司”的办公室及陈列厅，一至四层为中国古典风格，顶层为印度风格。 这应该是巴黎市内最正宗的一座中国式的建筑！被巴黎人称作“中国塔”，门口悬挂的，正是卢吴古玩公司的招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卢芹斋避难美国，这座备受瞩目的红楼被迫置于吉美博物馆的保护之下，其中的古董才得以免遭入侵者的席卷。但是卢芹斋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向吉美博物馆捐赠了部分藏品，以感谢其对红楼的庇护。其实，为了拓展关系，结交权贵，卢芹斋在此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捐献出不少文物给众多的欧美博物馆和政要们。
一次，他的小女儿征求父亲的意见：能不能嫁给一个法国人时，卢芹斋哀叹：“哦，又是法国人……”；但是，他发现这个法国人在绘画方面是专家，所以他答应了这门亲事。后来，他的小女儿曾经跟随任外交官的画家丈夫到中国居住过9年时间，对中国古董也略有了解。卢通过小女婿在北京买卖过不少古董、书画，但是没多久，女儿女婿离婚了，再也没了帮手。
1947年，卢芹斋搬到嘎纳养病居住，红楼古董店交给小女儿嘉妮(JANINE)来经营。
1948年，卢芹斋花费100万法郎，从上海收藏家谭敬手中买下了一批赝品，是他职业生涯中少有的走眼之举。
1948年7月29日，卢芹斋一笔买卖欲通过船运，从上海运到纽约，这是他前后准备了好几年的成果，有十七箱，342件文物，其中有不少国宝级的。那时的上海政治气氛异常紧张，有人告发了卢。政府没收了船上所有的东西，后来移交给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有一件春秋晚期的牲尊，如今成了该馆的镇馆之宝。
卢芹斋此番“翻船”损失巨大，卢芹斋在上海、北京分支机构里的所有工作人员，纷纷逃亡，否则一旦被捕就可能被处决；经历了1948年的重大损失后，卢芹斋明白，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中国了。
1950年3月，卢芹斋在纽约发布声明：我已年过七十，经营中国古董达半个世纪……中国新政权在上海查封了我收购的大批文物，其中包括我至关重要的藏品，这令我意识到，我的古董生意已经山穷水尽，无以为继……因此，我不无遗憾地决定，从此退出古董交易这个行业。
1956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卢芹斋的合伙人叶叔重进行审判，法院认定：“从1927至1942年亲自经手收进各种珍贵文物达8000件之多，盗卖给美、英、法、日、瑞士等国的博物馆，价值700万人民币，仅销美国的即达300万元美金”。这只是卢吴公司贩卖文物的冰山一角。
卢芹斋在晚年的时候依然想落叶归根，但至死也没敢回国。1957年，卢芹斋终于走到了人生尽头，终年78岁，最终葬在巴黎西部小镇古何贝瓦其妻家族的墓地里。
虽然卢芹斋经常告诉法国的亲人、朋友们，他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富庶之家，但在中国已没有家人了，显然这些话是谎言，无疑想掩盖些什么；可是，卢芹斋每年都会偷偷向村子里的亲人寄2000美元。卢家兜的一个家庭至今还保留着一张汇款单，时间显示是1956年，那是他去世前一年；好多笔钱直到30年后的1986年，银行整理档案才被发现，联系了卢家兜的人。从这一方面讲，发了国难财的卢芹斋，还是时刻没忘记自己的家乡。
借助老东家张静江在国民政府中的影响，卢芹斋无视法令从中国偷运文物出境达40来年时间，他究竟贩卖了多少文物，估计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据中国古董界人士介绍，民国期间流失于海外的中国古董，约有一半是经过卢芹斋的手售出的。
仅举以下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这家伙当年有多疯狂。
卢芹斋曾亲自在纽约举办的两次拍卖，出售中国文物2800余件。
在巴黎的一次展销中，他卖出青铜器、雕塑、玉器3000余件。
在法国、英、美等国的博物馆和收藏家里，处处都有经他之手卖出的文物，其中很多都是镇馆之宝。比如：昭陵二骏、睢阳五老图、北齐石雕、唐三彩骆驼……。
在如今拍卖市场上，经常可以看到有C.T.LOO字样出现的文物，价格还会高一些，不知这是意味着卢芹斋的文物鉴赏的诚信、品味，还是他贩卖文物历史的最直接罪证。
卢芹斋还曾说过:“如其他热爱艺术的人一样，我从事文物交易一直胸怀世界。与此同时，我深信艺术品是没有国界的，它们走遍全世界就像无声的大使一样，让世人了解并欣赏。同时因为中国的时局动荡，流失出去的文物反而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卢芹斋的文物走私，客观上使当时的国际社会见到了更多的中国文物，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研究中国文物的风潮，进而使国际社会更清晰地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但这不是卢芹斋的本愿和目的，他就是个地地道道、唯利是图的大文物贩子。
如今的巴黎红楼，依然矗立在闹市中，这座独树一帜的中式建筑，承载着卢芹斋的人生故事，见证那一段令国人不堪回首的文物流失海外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红楼建筑本身已经成为古董，它的一、二、五层和地下一层的一部分已被巴黎市政府列为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