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1863年）冬天，天京城仅剩太平、神策门与外界相通，陷入粮断援绝、危在旦夕的绝境。12月初，东线战场上，由于外有强敌、内有奸细，忠王虽然亲临苏州，与慕王协力挽救危局，依然无济于事苏州、无锡等城相继失守，苏南根据地有一溃千里之势，大半沦陷敌手。洪仁玕说：“安庆之失，天京已危；及苏州一陷，得救之望绝少。”天京城失去苏南根据地的依托，也就失去东南最重要的屏藩，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危境，注定了沦陷的命运。
李秀成“让城别走”与洪秀全“婴城自守”
1、“让城别走”战略利弊
12月5日，在马塘桥带兵的李秀成闻苏州陷落，即上常州，到丹阳屯扎。苏南一带兵乱民慌，天京又已渐被合围，李秀成寻思无计可施，暂扎丹阳。此时其堂弟李世贤兵屯溧阳，劝他前去会合，別作他谋，更不必回京。李秀成心情顾虑重重，知天京城不保，想入京建议天王“让城别走”，但又深悉天王信天不信人，一味消极固守天京，绝不会批准他的建议。经过反复的权衡较量，在天京面临危急存亡的关头，李秀成终于于12月20日匆匆从丹阳前线轻骑赶回天京。
遭到天王严厉责难后，李秀成无奈跪上再奏，反复向天王呈述天京无法死守的理由。李秀成长期军旅戎马，经历了实际战争生活的锤炼，比较了解整个战略形势，他对天京当时形势和太平军内外交困的处境的分析无疑是真实的、正确的，也正是基于这些分析，他提出放弃天京，全军突围，“让城别走”的主张。
天京已难守住，主动转移，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再图发展，在当时是唯一可以实施的有效的战略退却方案。毕竟“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
李世贤
当时天京城尚未完全合围，突围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李世贤、陈炳文率领数十万太平军，正分批由江苏、浙江转移到江西，坚守在常州、湖州一带的太平军，也吸引了湘军一部分兵力，他们发挥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但是，问题在于，“让城别走”，是李秀成在无可奈何的悲观主义情绪下提出来的，并非一种积极主动的战略退却。作为一个救亡图存的战略计划，应该是缜密可行的，但是，李秀成却恰恰没有指明天京军民在“让城别走”之后，应该向何处突围，如何保存太平军实力，革新天国的军事和政治，以便继续打击清朝反动统治，坚持和发展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而这一点正是这个战略计划的根本缺陷。
太平军即便冒险从城中突围出来，也只能陷入流动作战的处境，因为天京早先拥有的后方基地均已沦丧，太平军早已被湘军压缩在战略包围圈中。没有稳固可恃的根据地，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从历代农民战争的经验看，流动作战的结局总是悲剧性的。
太平天国失败后转入皖赣、闽南的李世贤部和后期捻军的战略战术均为流动作战，结果仍然无法避免失败的必然性；而早就从天京出走的石达开部，辗转西南数省，濒于绝境，终至覆军，更是流动作战失败性的典型。
所以，太平军此时即使实施“让城别走”方针，也难于完全冲出湘军的战略大包围圈，重新立足，中兴天国。从当时的总体战局来看，太平军不可能北上挺进，北伐全军覆没的悲剧便是痛苦的前车之鉴，习于南方水土和气候的步军，根本无法与清军纵横平原的骑兵部队抗衡；苏南与浙江基本沦陷，李世贤率部转入皖赣运动，苏南仅剩护王陈坤书的兵力，显然，苏浙根据地失守指日可待，所以，太平军此时唯一可以实施突击的方向是皖赣。
但是，曾国藩一向重视后方防务，在合围天京的同时，命令护卫皖赣藩篱的守军展开战略配合。左宗棠、沈葆桢在江西、皖南一带严阵以待，太平军实难突破严密设防的千里防线，实行新的运动战术。
如果说，太平天国前期，军兴之初的运动战对于太平天国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那么，在天国垂亡之时，重新展开运动战，却已完全丧失了实施的可行性。前后的战争环境已大为改变，太平军此时的敌人是不可一世的湘军，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为朝廷重用，统一了围剿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曾国藩调兵遣将，用兵神速，各个战场同时出击，组织了大规模的战略包围圈，紧紧咬住太平军主力不放，这从太平军“进北攻南”战役的进程可见一斑，曾国藩巧妙地运用“呆兵”“活兵”运动战术，使得太平军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的运动战略彻底失败，损兵折将，主力丧失殆尽。
李秀成
同时，后期太平军队素质与前期也不可同日而语，前期军队从艰苦中崛起，精神面貌焕新，军威严整，士气兴旺，战斗力强悍；后期军队却不堪一击，逃兵、叛兵日多，战斗力严重下降。李秀成所部精锐尽丧，锐气大伤，愈益怯于与湘军正面交锋，在他看来，曾国藩、曾国荃部“稳练不摇”，鲍超部“冲锋猛战”，多隆阿部“活变善战”力量均十分强大，难于取胜。
因此，向湘军主要控制地区突围，重新流动作战，依然无法避开湘军的兵锋，只能归于失败。
所以，“让城别走”并非根本解决的战略方针，亦非挽救天国危亡的无上良策，我们不可过高估价其作用。
尽管如此，比起婴城固守、坐以待毙的消极防御战略，“让城别走”却似乎稍胜一筹，在当时严峻的客观形势下，它是唯一的希望和可行的方针，有利于太平天国军民摆脱困境，坚持斗争，或可延缓太平天国政权的生存期，推迟太平天匡覆亡的命运。
所以，从保全实力的权宜之计看，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湘军此时十分惧怕太平军突围，转回皖赣运动，重新扩大战火。
2、洪秀全“婴城自守”战略的利弊
其实，“让城别走”在当时只是一种战略意图，未曾付诸实施，即使实施也不可能因此使太平天国战争转败为胜，出现新的转机。
洪秀全
可是，洪秀全连这个不得已的“走为上计”也断然拒绝。洪秀全的指导思想是同守天京，至死不移。在太平天国后期，自安庆失守后，洪秀全一直力主防守战略，战争重心放在保卫天京上，一切以之为转移，这种先前的一般防守至此已发展成为困守战略。
从太平天国此时所处的战略态势看，天王固执地死守天京，决心与孤城共存亡的策略，实为消极防御的下策。战争的根本目的在于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一切军事行动，均应服从这个基本原则，即使是保卫一座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城市，或一个极有战略意义的据点，均不例外。
洪秀全身居宫廷，不理朝政，却也洞悉当时天京形势的严重性，深晓“京城不固”的危险。但是，在实践中，他却采取了从保守主义到拼命主义的对策，拒绝放弃天京的一切建议。洪秀全此时的宗教迷信和宿命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幻想依靠理念中的上帝的保护来侥幸取胜，“靠实于天，不肯信人”，相信他正在承担上帝交托的事业，上帝自会保佑他的“铁桶江山”，因此完全把个人和太平天国的命运寄托于虚无缥渺的皇上帝。
而且，洪秀全抱定既定战略方针不放，拘囿于历次天京解围战的经验，相信从各地抽调援兵，可以一举解围，却无视太平军主力丧失殆尽、零星部队星散各地，为清军分割包围，只能拼死撑持。他对扶王陈得才所部西北太平军寄以厚望，一再命令李秀成“接陈得才之军，收平北岸”，并多次急派专使专程前往西北，召其回援，无奈陈得才部几次星夜东进，“急救金陵”，均被清军堵截在皖、鄂等省，难以夺路东下。
洪秀全的迷信愚昧和刚愎自用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终于使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丧失了最后一线希望。神学武器无法抵挡血腥的战争，无所不能的上帝也保不住天王的“铁桶江山”，陈旧的经验主义，更使天王昧于大势，坐以待毙。
洪秀全
而且，洪秀全揭发他“忠而变奸”，他只得“灰心而藏京内，又遍气而陪其亡”，完全陷入悲观主义的情绪。在天国领导人消极防御战略指导下，天京城守军困守城池，战局日益陷入绝境。
天京成为一座孤城，对外一切往来均被割断，危机追在眉睫更为严峻的是，与军事危机同来的还有严重的内患。天国政权中枢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功能，政局腐败、阴谋迭出、粮食危机，天京城内一片慌乱，民心不固。
太平军方面：矛盾重重与消极防御
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的覆亡。在天京保卫战最后决战阶段，正是太平天国内部生存机制蕴藏已久的破坏因素和天国领导集团一系列战略战术指导思想的错误，迅速导致全军覆没、城破国亡的悲剧命运。
战争继续到同治二年（1863年）6月时，太平军已陷入绝对劣势，被步步逼近的湘军分割、压缩在战略包围圈中，无法实施大规模战略突击。而太平天国内部生存机制的无法正常运转，又使得太平军难于从危难中重新崛起，击破湘军包围，夺回战略主动权，稳固首都天京的形势。
日益艰难、危在旦夕的处境下，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太平军十分缺乏集中统一的军政领导。作为太平军最高军事指挥的李秀成疲于东西奔命，锐意经营江浙的结果是致使天京被围，成为一座孤城。天王洪秀全则从固守天京发展成为困守战略，拒绝任何弃城突围的建议，扼杀了唯一可以延长太平天国统治的希望。洪秀全坐以待毙的消极防御战略导致具体战役战术优势丧生殆尽，太平军消极固守城池，无法与积极进攻、稳步推进的湘军抗衡。
消极防御战略具体表现在：首先，天国领导人把天京作为一个最大最重要的包袱背负起来，为保卫天京而不惜牺牲和消耗，牵动全局，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同时，拒绝弃城别图的唯一一线生机，死守城池，抱定与孤城共存亡的决心，造成亡军亡城亡国的严重恶果。
其次，由于领导人内部缺乏协调一致的战略意图和统一指挥太平军没有十分严密地制定保卫天京的战略行动计划，各处守军未能有效地集中部署，统一调遣，兵力分散在各个阵地，零乱分属，最终被湘军各个击破。
天京保卫战形势图
再次，太平天国领导人消极坐守城池，不懂得城市保卫战必须与野战相配合，只有不断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变化敌我兵力的优劣对比，才能有效地保卫城市，所以，在具体战役中，面临湘军进逼攻势，太平军往往在城外死守营垒，单纯依托阵地进行正面阻击，或节节退守，与进攻之敌拼消耗，而不注意创造有利战机，设伏诱敌，或从敌后扰袭、牵制敌人；而在进攻敌人营垒时，又只注意正面强攻，不注意侧后迂回包围，断敌后路，所以被敌军正面强大火力构成严重威胁，无法达到作战目的。
单纯消极防御战略，使得湘军进攻战略发挥优势，步步合围，困扼天京，天京终致成为一座孤城，弹尽粮绝，而苏南与浙江根据地同期内先于天京陷落，使天京东南屏障不复存在，唯一可以指望的军需粮源断绝，外部救援希望破灭，天京守军完全陷入内外交困的绝境，终至失城亡国。
湘军方面：战略和战术执行的胜利
1、曾国藩正确战略决策的胜利
在湘军方面，取得天京会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曾国藩“三处并重”、“合围制敌”战略决策的高出一筹。曾国藩掌握着剿灭太平天国战争的绝对军政大局，与太平天国领导力量的分散局面形成绝然相反的对照，正是在曾国藩的统一调度指挥下，湘军按“三处并重”的缜密方案和既定战略，在三条战线同时推进，从太平军手中夺取了江浙根据地，撤除了天京东南屏障。
所以，曾国荃部湘军得以迅速击破援绝粮尽的孤城天京，完成预定的“拔其本根”的战略计划。曾国藩“合围制敌”战略是攻取天京的关键。面临城大防坚的天京城，他注意吸取有效的战争经验，沿袭安庆之役的主要战略战术，深沟高垒，反客为主，以水师截断江中接济，配合作战，制敌死命。
由于湘军采取了围而困之的方法，天京与外界联系被严格隔断，最后粮尽援绝，不得不食所谓“甜露”度日，饥饿极其严重地影响了太平军的战斗力，影响了天京城内的安定局势，造成混乱动荡、人心惶惶的不利局面。罗尔纲先生指出：“天京失陷，由于缺粮”，是较为符合史实的，当时《北华捷报》曾载文评论：“如守军非因粮绝饥饿，而且断绝一切军用接济，则南京城虽被轰倒，恐亦与以前数月之曾被轰倒同样无效耳。”
曾国藩
天京粮食危机，加速了天京沦陷和革命失败，曾国藩“合围制敌”策略收到了明显效果。
曾国藩稳慎战略思想在金陵会战中得到最完整的体现。
最后决战阶段，湘军虽然兵力充裕，渐合城围，曾国藩仍力求稳慎，不惮其烦地指示围困天京的曾国荃，不要一味攻坚，“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当东线传来李鸿章攻陷苏州之讯，而金陵战事迟迟没有把握时，人或有“作《老妇行》以讽刺金陵战事”，曾国藩仍恪守既定作战方针，函告曾国荃：“人以将全功求速效望于弟，吾所望者一稳字而已。”
正是由于稳步推进，湘军在最后攻陷天京的军事行动中，掌握了必胜优势，没有遭受重大挫折。
2、曾国荃的指挥才能是曾国藩战略取胜的根本
在具体军事指挥上，曾国荃掌握了湘军合围天京各支部队的最高指挥权，统一调遣和配备，集中优势兵力于机动位置，出其不意地围歼太平军据点，各个击破，并且经常创造战机伏击、扰袭太平军，广泛适用侧后迂回包围、分兵进击等灵活战术，清除了天京附近太平军层层设置的守垒，把战略推进与战略包围结合起来，尽量发挥了湘军掌握的战争主动权。
曾国荃充分利用湘军水陆配合的优势，使湘军水师在金陵会战中积极发挥作用。彭玉麟、杨载福、李朝斌所率21营水师，约1万兵力，在保卫湘军围师粮道，卫护后路，运送粮食和其它军需物资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在阻击太平军从北岸撤回、在攻占九洪洲、燕子矶、下关等太平军堡垒，在截断太平军水运粮道、困扼天京等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天京合围得以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