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以来，英国纺织业的发展是推动英国积极寻找海外市场的动力之一。16世纪之前英国对外贸易以羊毛出口为主，英国羊毛及其制品的主要海外市场就是以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斯为主的制造业中心，这些地区拥有大批具有先进技术的纺织工匠，英国羊毛在这里进行纺织加工并被出口到其他地区。
16世纪以来，英国以纺织为代表的制造业有一种明显的发展，15世纪70年代到16世纪50年代之间，英国的布料出口就翻了一番，巅峰时期接近100万英镑。毛纺织业发展的原因之一是低地国家的新教难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
英国对待外来移民的态度长久以来都比较宽容，自11世纪以来就不断有欧洲大陆人来英国定居，随着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斗争日渐激烈，来英国的新教难民不断增多，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后继续奉行宗教宽容政策，促使大批受欧洲大陆宗教迫害的新教徒尤其是尼德兰新教徒不断地迁居英国。
仅1572年“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后就有6000多名胡格诺教徒逃往英国，到16世纪70年代，英国约有6万名尼德兰难民。此外还有部分来自德国、意大利以及信仰异教的难民，这些宗教难民为英国的制造业带来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如德国工匠的采矿和冶炼技术、尼德兰和胡格诺难民的“新织物”技术，还有诸如造纸、酿酒、珠宝加工等技术。这些技术不仅满足了英国人民的物质需要，也对以后英国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亨利八世推行的宗教改革加快了英国的民族化进程，同时也使英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1558年伊丽莎白即位后英国面临的困难并没有好转，糟糕的外部环境时刻提醒着都铎统治者需要找到一个更为强大的同盟，很快伊丽莎白一世被教皇庇护五世逐出教会，安特卫普市场也遭到了毁灭，且欧洲天主教势力限制英国在他们港口的贸易，这些对英国的出口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
同时，英国私掠船不断袭击西班牙运宝船，英西关系进一步恶化，英国的外部问题迅速恶化。为了应对危机，官员和一批商人提议女王建立与奥斯曼帝国的正式贸易。都铎王朝前期的海外探索也说明除了地中海东部地区，伊丽莎白一世别无选择，只能像“15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和16世纪上半叶的弗朗西斯一世所做的那样，奥斯曼帝国成了唯一能够阻止菲利普二世统治世界的强国。”一样谋求与奥斯曼帝国的正式贸易关系。
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扩张也需要新的基督教合作伙伴，为了对抗“偶像崇拜”的哈布斯堡王朝和罗马教皇，同时获得稀缺的战略物资和精英阶层消费的奢侈品，当然还要增加财政收入，奥斯曼向能满足它上述需求的欧洲国家授予贸易特权。尽管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世界处于对立状态，但并不表示奥斯曼对基督教世界没有了解。奥斯曼宫廷通过其境内的对欧洲的局势保持着充分的了解。苏丹了解伊丽莎白一世与菲利普二世的关系，对通过与英国的合作以便维护和扩大其在地中海的利益是了然于胸的。
因此，当16世纪60年代奥斯曼帝国逐渐恢复在地中海的势力时，英国的私掠船被允许使用奥斯曼在北非等地的港口，作为他们从天主教国家掠夺战利品的基地，一些英国人甚至加入了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海盗的队伍。这时，地中海上的威尼斯桨帆船很容易成为英国私掠船攻击的目标，这些英国船只装备了青铜炮和铁炮，对威尼斯船只构成了极大地威胁。
虽然英奥两国还没有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但是奥斯曼帝国能够容忍英国私掠船在地中海的掠夺活动，说明奥斯曼帝国已经认识到了英国的海上优势以及其对抗威尼斯及其盟友的潜力。1570—1573年西班牙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使英国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有所增加，英国用布料从意大利南部换取了橄榄油，从爱奥尼亚群岛换取了醋栗。
整体来看，16世纪前期的英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开辟新市场的共识。都铎王朝建立后伴随着国内经济、宗教等因素以及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局势的变化，英国对外贸易的策略也在发生改变。16世纪之初，英国商人更倾向于容易获得产品和利润的安特卫普市场。
当16世纪中期英国以纺织业为主的制造业发生巨大变化，进出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时，就需要寻找新的更广阔的市场。此外，关注从地中海进入奥斯曼帝国进行正式贸易也有出于外交和航运利益的思考。英国与西班牙关系恶化后，进一步介入了寻找新贸易路线的行动，商人团体们渴望的开辟陆路计划基本搁浅。英国的海外探索进一步受到的干预并且完全服务于英国的国家利益了。
1359年，一支土耳其军队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城外，但是他们并没有贸然强攻这座城市，只是逐渐将君士坦丁堡周围的城市吞并了。大约一个世纪后，这座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城市将被年轻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并将其改建为奥斯曼帝国首都，改称伊斯坦布尔。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奥斯曼帝国加强了与西欧国家的贸易联系，并将双方的贸易主导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尽管西欧各国对奥斯曼强大的事实态度模棱两可，但它们了然于胸的事实是，近代早期西欧民族国家要增强国力和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依靠庞大的奥斯曼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