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社村落
在罗马化之前，日耳曼人定居的主要聚落形态是村落和堡寨，整体经济水平较为落后，且城市化程度非常低。以“马尔克公社”为基准的村落，是早期日耳曼人从原始公社向私有制过渡时最主要的主要乡村聚落。通常认为，“马尔克”一词为“地界”之意，源自公元4世纪后大迁徙部族与寄主罗马帝国的领地划分。但恩格斯指出，这种公有制氏族公社形态，早在日耳曼人迁入欧洲（公元前5世纪）之前已经具有：“他们从亚洲带来了这种按部落、亲族和氏族的划分……”在此意义上，“马尔克”可被理解为古代日耳曼族群特有的土地公有和社会组织形式。
事实上，无论规模大小，马尔克公社都很难被定义为“农村”，因为早期日耳曼人往往不以农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畜牧是他们从狩猎采集向私有制农业过渡过程中关键的生产方式，其中尤其苏维汇人长期保持游牧民族特征。日耳曼人如凯撒描述：“对农耕不怎样热心，他们的食物中间，绝大部分是乳、酪和肉类”。
恩格斯则认为，在日耳曼与罗马的贸易当中：“构成日耳曼人主要财富的家畜，大概是最重要的输出品，”土壤与生态等差异显示，莱茵河下游右岸地区广泛的牧牛，与左岸行省社会农田较为密集的情况对比明显。不仅如此，马尔克公社往往还特意限制农耕发展：“他们中间没有私有的、划开的土地，也不允许停留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以上。”因为“怕他们养成习惯，从而作战的热情转移到务农上去；怕他们从此孜孜追求大片田地，势力大的会把弱小的逐出自己的田地……”落后的“刀耕火种”模式，更容易令新垦耕地在收获后很快荒芜。
综上可知，马尔克公社具有一定游牧属性而方便迁移，草原牧场是马尔克公社十分关键的公有土地形式，这解释了日耳曼人经常发生迁徙的动因。当然，马尔克公社也绝非林栖穴居的“原始群”或居无定所的“游牧群”。日耳曼人往往以村落为单位在部落、氏族领地内定居。村落选址多无交通状况等特殊考究。村内通常聚居着若干家族，规模在数十至数百人不等，可能有围栏而缺乏壁垒。
以草木和泥土建筑的长屋（longhouse）是日耳曼人独具特色的基本建筑，出现在从日德兰半岛到中西欧的各类日耳曼遗迹中。长屋体现鲜明的公社内平等色彩，虽然规模不一，但往往都是20—30米长。长屋主要用作家族的住所与畜栏。村落中其它附属建筑以粮仓、店铺、仪式场所等为主，视村落发展程度而定。当莱茵边境罗马化现象发生后，公社村落内部的罗马化程度更多反映在器物，而非聚落形态层面。
不过整体上，形式传统、大小不一、游离不定、星罗棋布的马尔克公社，可被认为长期养育着莱茵边境地区绝大多数土著日耳曼族群——无论作为罗马势力的挑战者，或是盟友、藩属、臣民。此外，马尔克公社最独特的公有土地形式，是森林、水域、沼泽等自然地标。对于罗马人而言，这些“荒凉景物（
informemterris
）、凄厉风光（
asperamcaelo
）”无疑是难以拓殖的化外之地，然而它们却是日耳曼人熟悉的战略资源，不但可以占据，而且可以运用。首先，森林、水域、沼泽等是出色的天然屏障，为聚落和军队提供掩护。
再如公元9年，阿米尼乌斯率领的日耳曼军队利用森林、沼泽夹隙，伏击歼灭三支精锐罗马军团。公元70年，奇维里斯率领的日耳曼军队以莱茵河畔的沼泽地为战场，与多支罗马军团展开对决，还利用河流决堤改道进行水攻。这充分表明日耳曼人对莱茵河流域自然环境的熟悉运用。其次，公有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供公社持续开采：森林提供了猎场和木材，河流则提供水源、鱼、盐等等。
例如公元58年，赫尔蒙杜利人和卡提人为争夺一条富含盐的边界河流，爆发了惨烈的战争，体现了日耳曼人对领地自然资源的重视。在此基础上，一些自然地标甚至发展出特殊的信仰内涵和文化功能：丛林时常是日耳曼部族祭拜雷神的区域。而日耳曼尼亚地区很多沼泽、池塘、水井中都发现了日耳曼人献祭的战利品和人、兽牺牲。可见，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公社长期掌控着令罗马人望而却步的复杂自然环境，虽然反映了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很大程度上成为日耳曼人规避遭受罗马征服、统治和同化命运的重要法宝。
二．堡寨
除马尔克公社村落外，早期日耳曼人在莱茵河流域还建有一些可被称为堡寨的城镇式聚落。但现代研究者往往对日耳曼堡寨的“城镇化”程度存疑，通常不将之归为标准意义的城镇（urban）。此外，有学者指出，作为不成熟的城镇式聚落雏形，很多堡寨的集会等功能本即临时性的。莱茵边境的大部分堡寨诞生于凯尔特人的拉坦诺文化时期，日耳曼人仅扮演占领、使用而非建设者身份。
整体上，在罗马征服之前，铁器时代晚期的日耳曼堡寨较之高卢、西班牙的凯尔特堡寨更显落后，这些堡寨与罗马化城镇间存在更悬殊的发展水平差距。因此，自从公元前1世纪中叶高卢战争时起，伴随莱茵边境地区罗马行省的确立与城镇的发展，很多早期日耳曼堡寨逐渐衰亡。
相对于村落，堡寨规模较大，面积时常达25—50公顷（但较之罗马化城市略小，可对比罗马时期科隆内城，约96公顷），常有壁垒等防御工事。例如巴伐利亚（Bavaria）的曼兴（Manching）堡寨，依多瑙河而建，半环型壁垒对接河流，共构了完整的城防体系。尼德兰德伦特地区（Drenthe）出土的泽珍（Zeijen）堡寨有4米宽的壁垒，富有军事风格。相对于罗马化城镇，堡寨人口密度很低，平均每公顷密则50人，疏则仅4人。
堡寨的选址通常并不看重交通便利、资源分部等条件，而很可能基于部落安全、政治、文化等因素。有些早期堡寨甚至坐落于峰峦之上或者泥沼之中。例如巴伐利亚施泰格瓦尔德（Steigerwald）地区的“天鹅峰”（Schwanberg）堡寨遗址即坐落在海拔474米的丘陵之上，堡寨东、西、北侧山脊提供了天然防御屏障，并拥有俯瞰山谷的优越地势和景观。同样，奥古斯都时代的卡提人似乎也并不重视8千米外地理条件优越的拉恩河谷，而固守古老偏僻的凯尔特据点“薄丘”（Dünsberg）。这些独特的选址突出了堡寨的政治、文化意义，从而削弱其经济社会价值。日耳曼氏族政治拥有寡头制和民主制色彩。
这种状况基本就反映了不同族群成员汇聚堡寨的迢迢路途。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日耳曼人的部落集会经常是全副武装的形式，人们甚至以挥舞兵器的方式表示坚决赞成。据此推测，日耳曼堡寨完全能够发挥临时召集、驻扎部落军队的功能。整体上，日耳曼堡寨和罗马化城镇形态、内涵迥异。堡寨更强调自由、传统等观念价值，而不发挥罗马化城镇的社会治理、生活休闲等等功能。巴塔维叛乱时，进入科隆的腾克特里使节对罗马殖民地生活方式深表不满，基本可以概括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城市化观念差异。
这一发言汇集了对罗马势力专制、税收和禁武政策的抨击，从而反衬了日耳曼人与此相对的自由状况。除此之外，堡寨的经济功能也不应被忽视。在很多未设防的（unfortified）小型堡寨遗址中，出土了纷繁的银币、轮制陶器和手工艺品等，体现了当地较为显著的工商业活动。例如下巴伐利亚地区施特劳宾（Straubing）、帕绍（Passau）等地的铁器时代堡寨，就有一定代表性。
莱茵河沿岸的早期堡寨还是日耳曼部落与罗马人之间贸易的重要场所，但这一职能伴随罗马化城镇的崛起而逐渐衰落。堡寨的产生和应用满足了散居各地的氏族公社村落所欠缺的部分社会功能。堡寨往往主要担当日耳曼部族的政治中心、商贸场所和仪式场地。而日耳曼堡寨发展程度较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受到铁器时代晚期原始社会人口规模和生产力水平的局限。
在罗马帝国前期，莱茵边境地区重要的日耳曼部族基本仍处于氏族公社阶段，低人口密度和落后的生产方式无法维持繁荣而稳定的城镇化生活。这是日耳曼堡寨产生和衰落的社会历史背景，也符合欧洲、世界各地晚期原始社会发展的某些普遍特征。虽然相对于罗马化城镇，蛮族堡寨的形态和功能显得简陋而滞后，但其在日耳曼人部落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中，仍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综上所述，即莱茵边境地区早期日耳曼人的定居方式和聚落形态。公社村落和堡寨作为当地前罗马时代的主要聚落形态，构建并支持了当地日耳曼原住民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为罗马化聚落形态的产生、推广奠定了基础。此外，帝国前期莱茵边境城市化水平整体一般，因此直到罗马统治后，莱茵边境很多日耳曼原住民仍然沿袭着传统的定居方式，而未对罗马化和城镇化发生积极主动的响应和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