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1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几名特工在纽约市第五大道225号大厦一个名叫“美亚”的杂志社附近耐心等待着。经过大约两周的监视和窃听，这天晚上，他们在确定了“美亚”杂志社里的工作人员下班后，“秘密”地进入了这个杂志社，并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在进行了大量的翻找和拍照后，他们发现这个杂志社里存有数百份“国家机密”，这也使他们认定了之前在《美亚》杂志上发表的《英帝国在亚洲的政策》这篇文章“是一次泄密事件”。
美国政府认为这是泄露国家机密或者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由此拉开了美国“白色恐怖”的序幕……
一、“美亚”事件浮出水面
1945年1月的一天，曾担任南亚办公室主任的肯尼斯·威尔斯无意中翻开了一本名为“美亚”的杂志。刚翻看了几页，他震惊地发现，其中有一篇竟跟自己在战略情报局时向国务院提交的一份英国对泰国政策的文件高度雷同！只是这篇文章对原文的一些文字和句子进行了修改和增补。而他本人难以相信的是，除了当时的政府人员在场外，并没有其他人知道此份文件的内容，所以说这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政府的泄密事件！
因而，他立刻向战略情报局汇报此事，时任局长多诺万立刻判断此事关系重大，要求彻查文章来源与相关人员。但经过几个月的监视、窃听、非法潜入杂志社和雇员家中搜集文件并进行拍照，但竟然一直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美亚”杂志社创办者菲利普·贾菲以及相关人员有泄露政府机密和充当间谍的罪行。
实际上“美亚”杂志社仅仅是美国人菲利普·贾菲在二战中美国身处太平洋战场的背景下，出于远东事务感兴趣的初衷而创办的杂志社。
而这篇掀起惊涛骇浪的《英帝国在亚洲的政策》的文章，其来源也并非政府的机密文件，而是由于《美亚》杂志的本身具有一定的学术性，所以它的订阅以及影响主要是在美国政府官员中，因此贾菲与美国政府官员、东方问题的专家都有密切的联系，而这篇文章就是根据一些政府公开的简介以及专家推断写出的。
因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凭借一些非法手段获取的不充分“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创始人菲利普·贾菲、向他提供东方问题概况的国务院外交人员谢伟思，还有其他相关人员泄露国家机密或间谍行为的罪名。但即使这场风波以证据不足而草草收场，但受牵连的这些无辜人员还是经历了美国社会各界的争论与攻击。而美国政府由此开始了更大范围的“间谍”风波。
二、间谍案频发
1945年11月，“美亚”杂志社案后不久，苏联安插在美国的女间谍伊丽莎白·本特利在身份即将暴露之际选择了变节，供出了多达80人的特务名单，其中竟包括美国财务副部长、高级外交官等高级政府官员！
此事一出便被列为高级机密，进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虽然此事如同一颗重磅炸弹投向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但是他们迅速展开行动对数十名嫌疑人进行监控的同时，选择了按兵不动，继续由本特利对苏联进行一切如常的联系与汇报。
然而，苏联方面却马上切断了与本特利的一切联系，那些被监控的嫌疑人也显而易见地警觉和谨慎起来。这不由地令联邦调查局胆寒起来，由于联邦调查局一向负责保密与调查工作，在保密方面经验丰富，而且此事一出立即便列为高级机密，只由信得过的高级工作人员负责行动，却依旧被苏联方面洞悉。再加上美国政府中竟被安插如此多的间谍，这不得不令人怀疑美国政府、甚至联邦调查局中依旧存在数量众多的间谍。
1946年，美国在三年前就开始破译苏联电文的“维纳诺计划”宣告结束，从破译的“维诺那计划”的苏联文件中显示，美国境内有349名在苏联安排下为其提供情报的线人，其中就有伊拉莎白·本特利供出的财务副部长哈里·怀特。
而且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搜出了苏联的克格勃在美国招募、训练美国间谍的教材，涉及对象上至总统班子、政府高官，下至社会组织、私营企业。这种情况不仅让美国政府感受到刺骨的危机感，同时也使愈加清晰的美苏对立局势敏感起来。
三、杜鲁门政府9835号“忠诚调查”令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铁幕演说”中称：“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
而在美国与苏联的对立愈加紧张的态势下，国内间谍案的压力使得杜鲁门政府面对共和党称其“软弱”行为的批评，不得不于1947年3月21日下达9835号《忠诚调查令》，要求对全体政府人员、学校雇员以及研究人员进行“忠诚调查”。要求所有政府雇员都必须宣誓“效忠”政府，而参加或者赞同“颠覆政府组织”的都作为不忠诚者的依据，必须引咎辞职。
虽然法令中规定了对于判断“忠诚”与否的标准，但是，杜鲁门政府对于其界定是模糊不清的。而且赋予忠诚调查委员会自主解雇政府雇员的权力，使得评判“忠诚与否”有了一定的主观因素。有时候调查人员会相信一些相互攻讦之词，而加上发表言论与否又难以取证，导致社会风气愈加紧张。而此次“忠诚调查”也愈演愈烈，范围逐渐扩大到军队、私营企业以及新闻界、医学界甚至好莱坞演员、制片人、导演。
据调查，此次“忠诚调查”持续5年之久，调查规模高达400万人次，其中有数千人被迫辞职或者被解雇。但是，时任忠诚调查委员会主席后来称：“一个间谍案件的证据都没发现”，这些被迫或者主动离职的人或许发表了不同的政见或者言论，或者与一些被认为“颠覆组织”的人有来往，就被判定其“不忠诚”而丢掉工作，甚至亲友邻里都因为害怕引火烧身，而不敢与之有任何来往。
结语
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在致国会咨文中宣称：“美国具有领导‘自由世界’的使命”。但与之相反，同一个月下达的“忠诚调查令”却使这个倡导“自由”的国家陷入了长久的“白色恐怖”中。指证、审讯、宣誓、听证等手段使得当时的美国社会进入了人人自危的恐慌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也疏远了，刚经历了二战的美国人承受着精神与心理上的双重禁锢。
同时，许多无辜受牵连的美国民众不得不承受着来自各方的指责，以及事业与生活的双重打击。这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正是“时代中的一粒尘埃，往往是砸向个人的一块巨石”。
参考资料：
〔1〕《杜鲁门执政时期“忠诚调查”研究》赵大因
〔2〕《1940年代后期的间谍危机与麦卡锡主义的兴起》蔺晓林
〔3〕《“美亚”事件探析》丁春砚、毕元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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