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18日，民国报刊发表了一份《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全文如下：
“张奚若等百十师长严正声明(1948年6月)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人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签名者：张奚若 金岳霖 唐钺 Robert Winter（温德）邓以蛰 吴晗朱自清陈梦家 沈元 李广田 孟庆基……”
这份签名共110人，而且都是各领域最著名的学者、教授，这个宣言在当时轰动全国，震撼了所有人。
但是有一件事很特别，朱自清虽然大名鼎鼎，却并非最著名的一个，那里面有很多人在成就、地位、声誉上与他相当。
然而他在当时及以后，是最被推崇的一个，甚至越到后来，越几乎没人提到其他的教授。
那么这事在当时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应，朱自清为什么会那么特别呢？
这说起来有点话长，如果没有战前战中战后的比较，不寻根溯源，我们就不知道中国当时经历了什么，那些文人都经历了什么，他们的举动代表了什么，他们付出了什么代价。以及什么叫中国文人的气节，朱自清为什么尤其醒目。
1 战前的文人生活
中国文化人在“五四”运动之后，地位高涨，他们不只是最受社会尊重的族群，他们的经济地位也大大提高。
因为人们看到了教育的力量，开启民智的重要性，一个国家未来的方向。
因为文化人开始尊重自己，文化人的经济意识开始觉醒，他们不再以“文人”自轻，不再自命清高，回避“阿堵物”了。
李大钊说:“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 ”
陶行知、邹韬奋说：“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
老舍说：“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
他们普遍在追求独立人格，个性解放，而思想界也认为，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是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
于是那个时代，文人的工资、稿费大大提高，老师们是白领，教授们是高级白领，有部分人可以靠写稿过上最好的生活。
那么教授们当时的工资待遇有多高呢？
月工资一般都是几百元，但也不只是工资高。
蔡元培是最尊重人才，最乐于发工资的一个，梅贻琦等人不遑多让。我们不妨以清华为例。
1931年，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后规定，教授月薪3百到5百元，每位一栋新住宅，讲师2百到3百元，教员1百到2百元，助教80到140元，行政职员30到1百元，勤杂工9到25元。
那时候清华西院住着好多大佬，最厉害的是46号的闻一多，他有14间房……
这些大佬于1935年搬到新南院，条件更加优越，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什么都有。
各大学的教授们除了高工资，还可以兼职、兼课、写作，这都有钱。
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靠兼职每个月能收入一千多，鲁迅那样的，在北洋时期就拿几百块，加上写稿之类，也收入不菲。
鲁迅等人在《新青年》时代不要稿费，全是白写，除了精神高贵，为国为民，其实也因为有高工资撑着。
而那时候的几百元代表什么呢？
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每个月有30元，就足够各种开销。
北京的五口之家，每个月有12元，就能过上小康生活。
长安大戏院的西餐厅，一汤一菜，加面包黄油果酱和咖啡，每份才五毛钱。
……
所以鲁迅能够买房子，教授们能够有钱买古籍，曹禺说，那都是潜心做学问的好地方。
……
但是日本鬼子来了，教授们的幸福生活就结束了。
2 抗战时期的文人生活
抗战时期，中国一片战火，大学基本都遭到轰炸、破坏，日本人就是想亡我教育，亡我文化。
但是中国不屈服，中国文人不屈服，中国学生不屈服，中国的师生们在炮火下开始了教育长征。
他们长途跋涉，到昆明，到重庆，到别处，重起炉灶。他们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他们那时候的日子是真苦，但是以前生活比较优裕的教授们，在清贫、艰难时刻，也是民族脊梁，他们养成的人格，战火和艰难都破坏不了。
他们那时候有多难？
王了一教授那时候在昆明，他和夫人因为敌机经常轰炸，搬到了乡下。
当时物价飞涨，他们的日子非常清苦，夫人为了生活，也为了王了一教授能够专心治学，就给别人做女红补贴家用。
那期间，王教授有句名言:“七省奔波逃玁狁，一灯如豆伴凄凉。”
他是经过七个省，辗转到昆明的，他在乡下点着菜油灯，一灯如豆，凄凉相伴。
朱自清那时也在西南联大。他家有9个孩子，生活更难。
南开大学的李广田教授有一天上街，碰到一个人打招呼，心想这谁啊？他穿的大衣好奇怪！既像蓑衣，又像斗篷，颜色像水牛皮，除了乞丐没人敢这样上街。
他等到对方脱帽，这才发现，原来是朱自清！
朱自清家庭负担重，本身又至情至性不在乎衣着，他是衣服扣子掉了也不钉，就找根绳子系上。
天冷了，他没钱买大衣，就买了件粗毛毡披上。
那时候大家都穷，教授和学生全都衣衫不整，鞋子开口，袜子没有。饭都吃不饱呢，哪顾得上这个。
最难的时候，大家把压箱底的金银首饰都卖了，教授们甚至忍痛卖掉视为命根子，跑了大半个中国都舍不得丢的藏书。
吴晗卖藏书的时候大哭一场。
再不行了就典当家具，出售衣物。
这些都没有了，就去兼职、打工，什么都肯干。
闻一多夫人高真，就曾经摆摊卖家里的衣物。俞大猷先生曾亲自去摆摊。
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都想出去打工，可是人家一看，不敢雇，于是就只好自己到联大旁边，摆地摊卖衣物去了。
后来在家做点心，拿到昆明冠生园让人代卖。
汤用彤这些名教授都经常只能喝粥度日呢，一般的教职员和学生不用多说。大家这时候最怕生病。
大家为什么这么穷？
因为战争，因为通货膨胀，因为工资不值钱了，因为国民政府对教育界很苛刻。
这并不是冤枉国民党，他们也并非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只需要看看各家报纸的报道就可以了:
《大公报》:抗战两年多，物价平均涨了两倍，老实说，高级人物对此并不在乎，豪华奢侈的生活并无影响。尽管产品稀少，运输艰难，他们照样能用飞机把香港的牛油、洋烟、洋酒、华衣运到内地来享用。
国民党《中央日报》:汽油的来源是何等难，汽油的价格是何等贵，私人汽车依然不绝于途。商店中的货物，无论怎样贵，依然是有许多人去买，商人是以营利为目的，对于顾客不加选择，既然有人肯高价来买，当然乐于高价出售。
《国民公论》：物价高涨，使少数人变成暴富，而大多数人生活恶化。“一面是庄严地工作，另一面是荒淫与无耻！”
而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的表现就更滑稽。
1942年，孔祥熙针对要求加薪的呼声，在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学校，很不耐烦地说:“加薪、加薪，加什么薪呢？！”
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五元法币：“你们看看，我口袋里这张5块法币，摆了好几个礼拜了，也没有用它。真不明白，你们要加那么多薪，有什么用？！”
他当然是不需要花钱的，他是何不食肉糜的那种。
当时，孔祥熙家的孔二小姐，经常带着枪，牵着洋狗招摇过市。这后面，等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政府派飞机去抢救滞留香港的文化人士，例如陈寅恪、何香凝、茅盾、邹韬奋、柳亚子等等，大家去接，看到出来的居然是孔二小姐和她的洋狗，于是整个文化界和教育界就都火了。
一场全国性的“倒孔”运动随即掀起。
后面宋美龄访美回来，用“战时驼峰”（美国参战的军用飞机）运回大批化妆品、珍宝服饰，就又引起公愤。
那一次，连美国飞行员都气得不行。
孔祥熙那时候因为全国“倒孔”，各大学校游行示威，忽然就有钱了，要拨款。
他还来到昆明演讲，说“今天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但是学生们大喊:“你不艰苦！”把他轰了下去。
他调拨的40万法币，西南联大的学生们没有自己用，全部捐给了难民。
孔二小姐捐赠的慰问品，则被学生们扔到了地上。
中国当时就是有这样一批师长，一批学生，他们不但在艰难的处境下依旧坚持教学、学习，并坚持正义，傲骨铮铮，想着别人。
他们靠自己挣吃的，他们每天饿着，也都在创造和吸收。尤其令人震撼的是，那些学者教授，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硕果累累。
冯友兰的《新理学》，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金岳霖的《论道》，许宝禄的《数理统计论文集》，周培源的《湍流论》，吴大猷的《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钟开莱的《概率论与数论》，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闻一多的《楚辞校补》，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天气之涡旋运动》，等等等等，都是这期间完成的！
那期间，北京大学留守北平的孟心史教授，在忧愤中、研究中、艰难中病逝。
缪金源教授和夫人每天喝粥，最后减到一天一顿，终于因为贫病交加，相继去世。
但他们说:“誓饿死不失节！”
然而也有周作人这一种，他出任伪职，并没人逼迫，他自己后来也承认。
他曾经在《知堂回想录》里说:“该职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
他竟是为了钱。
他还曾经穿着日伪军装，检阅伪新民会青少年团，去晋谒大汉奸头子汪精卫，在母亲去世后写《先母事略》自夸:“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主席……”
他毫不知羞。
而陈寅恪，是日本人和陈璧君都来逼迫的，但是他们给40万港币让陈寅恪编写日伪教材，都被拒绝。
陈寅恪身无分文地逃离香港，到了昆明吃尽苦头，但他不但不屈服，还写出了著名的学术著作。
所以，有些人崇拜周作人，崇拜什么呢？
他的工资值40万港币吗？一点残羹剩饭而已。
3 抗战后的文人生活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国民政府大员来了。他们发“劫收财”，他们接收的敌占区黄金、外汇和资产，达23亿美元。
他们以5:1的比率，让百姓拿伪联银券换法币，他们还逼老百姓拿出黄金美元。
法币地位一度提高，但因为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大量国家资产落入个人之手，不久后，法币的地位又大幅下降。
“三羊开泰、五子登科”，是国民党官员那个时候人人皆知的表现，所以老百姓中就流传着一句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之后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军费猛增，法币大量印制，通货膨胀加剧，更加民不聊生。物价涨速之快，完全超乎想象。
平津地区的面粉，在1946年1月，是125—130元（法币）1斤，5月份涨到325元，12月份涨到700元，到1947年7月份涨到5100元，到12月份涨到7000元。
所有物品一律高涨，国民政府的所有承诺都是一纸空文。
很多经济方面不必多说，1948年8月后的发行的金圆券雪上加霜。而朱自清他们拒绝美国救济粮的时候，在上海理一次发是240万元，购买一斤茶叶需要80万元，买一袋毛巾需要120万元。
1948年1—3月份，教授们实领薪金1千多万元，只够买五袋（220斤）面粉。
4月份，薪金在100—380万元的低级职工，一天的收入只够买两斤玉米面。物价达到抗战初期的493万倍。
所以1948年4月，北京大学的裴文中教授就发表了一篇妙文：
“我的资格是留学的博士，又继续研究工作有20年之久。我现在每月所得是892万元，折合廿六年 (1937) 的法币，只有22元6毛；折合白面粉，只有4袋多，相当于战前一个门房。
以我现在的收入，按照国家银行放款利息计算，国家只要有3千多万元放在库里，所得利息就可以长期供养开支我的薪俸……
也就是说国家只要有3千多万元就可以买我这一个人为他工作到死！3千多万元，折合实物，大约等于一辆三轮车，等于一匹马，等于18袋面粉！”
那时候，就连好好先生胡适也坐不住了，他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他要求教育部发实物。这当然不现实。
所以他就在日记里叹息:“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
那时候各地也发起了“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中央大学的学生算了一笔账:“2分37秒的内战费用，等于中央大学全体同学全月膳费！”
国民政府正在飞速崩溃，偏偏1946年底，又发生了北大女生沈崇被两名美国大兵强暴的事件。所以北大愤怒了，北京愤怒了，全国愤怒了，就连胡适都不和平了。他喊“岂有此理”，甚至鼓励抗议游行。
所以那时候大家不但生活不下去，也心里充满怒火。费正清这些美国著名学者，早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已经说过了:国民党政府正在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
而一国政府一旦失去了文化人的支持，就代表它失去了所有根基。
4 朱自清是民族脊梁的代表
1948年，朱自清将近50岁。他有一个11口的家庭，他已经被疾病折磨得不成人样，他瘦到了38.8公斤。
但是他的月工资，只够买三袋多（约150斤）面粉。
他在努力撑下去，他甚至还一度很乐观。
他在书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写在宣纸上的句子:“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先生是不大过问政治的人，但是1948年，有个清华大学教授要竞选“国大代表”，来请他投票，他拒绝了。
他说:“胡适是我的老师，我都不投，别人的我也不投！”
他对国民党是彻底失望了。
先生很饿很累，已经不堪生活之重，但是6月份，吴晗来找他签字不领美国救济粮时，他毫不迟疑地签了。
手因为病痛虚弱，是颤抖的，但依然一丝不苟。
他心里很清楚每月拒绝两袋平价面粉意味着什么，那等于家里每月损失六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很大。但他还是签了。
因为先生知道日本人在中国造成了多大的灾难，他不能接受美国人扶植日本的政策。
因为美军来中国一年，制造了3800起暴行，因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既然接受了美国的救济，就不该指责美国的政策，因为先生是有气节的中国人，他不允许美国人侮辱中国人，因为先生认为，要反对，就应该“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
先生当时非常需要营养和治疗，他那样的人其实不清高的话，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但他就是不肯。
他是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的，但他在去世前，对夫人说的是:
“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过名的，以后，不要去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所以，先生是在最难的处境下抗争，是在以死抗争，是宁死也要保持气节，宁死也要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我们给他任何尊崇都不为过。
他值得！
（参考资料：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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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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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鸦
图/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