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蔡元培奠定了一名优秀大学校长的标准，那梅贻琦就是在他之外又立了一个标准，而且以其巨大的个人魅力，成为近现代教育史上唯一能跟蔡元培相提并论的大教育家。
说起梅贻琦的性格，叶公超有过一个精准的三字概括——“慢，稳，刚”，也有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按理说，这种性格的人是不适合做大学校长的，然而梅贻琦不但做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以至于人们一提起梅贻琦，就会不自觉地想到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唯一一位终身校长，所有两岸清华人心中永远的校长。
梅贻琦的“寡言”是出了名的。年轻时，梅贻琦经人介绍，认识了未来的夫人韩咏华。第一次见面时，两个人都没说话，光媒人在一边不停地说，回来后，媒人以为两人都不愿意，就没再提。却不料梅贻琦早就看上了韩咏华，回来当天就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了韩咏华。韩咏华一看信，写的还不错，就交给了父亲。父亲一看，虽然文字不多，但字字珠玑，未来必成大器，便当场拍板同意此事。
两人订婚后，韩咏华的一位同学听说了，赶紧跑来跟她说：“梅贻琦我认识，半天不说一句话，你可得想好了，千万别一时冲动！”韩咏华其实也早看上了梅贻琦的才华，就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梅贻琦一向主张“行胜于言”，在总结自己当校长的经验时也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这说明，他的“寡言”，并非不会说，而是严谨，低调，不虚张。
大学者陈寅恪曾评价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寡言，但并不寡断。
1935年12月9日，北京各大学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史称“一二·九运动”。事后，当局派了数千军警冲进清华大学要抓人，清华校务委员会紧急召开会议，商量对策。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很多方案，唯独梅贻琦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急了，问：“校长，你看怎么办？”梅贻琦还是不说话。旁边的叶公超也急了，叫道：“校长，你到底有没有想法，倒是给个意见啊！”
面对众人焦急的目光，梅贻琦慢条斯理地说：“现在要阻止他们是不可能了，能做的就是如何减少损失。”说完，梅贻琦通知教务处，让有嫌疑的同学都躲起来，然后又给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打了个电话，请他出面解决这件事。
果然，寥寥几句话，就把事情了结了，学生们一个都没被抓去，军警也顺利撤退了。大家这才知道，梅贻琦并不是没主意，而是在想一个完全之策。
这就是梅贻琦的魅力，虽然表面上“慢”，但实际上却透着“稳”和“刚”，让人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信任。
其实，梅贻琦并不主张学生们通过示威游行这种方式来表达爱国热情，他说：“救国方法极多，救国不是一天的事，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的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但每次学生们出了事，梅贻琦又会第一个冲在前面，去跟形形色色的人交涉，尽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学生们曾将梅校长跟警察打太极的话编了一段顺口溜：“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传闻可能有什么，恐怕仿佛不见得。”
趣味盎然，形象之至，但也反映了梅校长的良苦用心。
在当时，各大学的学生们受激进思想的影响，经常闹学潮，清华大学也不例外，弹劾教授、驱逐校长都是常事。但自从梅贻琦担任校长，却没人敢对校长不满，一当就是一辈子，从未出现过下台的危机。其中的原因自然是梅贻琦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和大公无私的处事方式，但他本人却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大家倒这个，倒那个，但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是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的实际总负责人，权势极大，但他丝毫没想过以权谋私，徇私舞弊。学校给他配了一辆车，但他从来没用过，去哪都是步行。有时去外地出差，能坐火车就绝不坐飞机。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让我管这个家，就得精打细算。”
对待三所大学的人也是一视同仁，从未因持不同意见而开除一个人，而是继续沿用在清华时的管理方式，由三所大学的教授组成委员会，共同决定学校的发展。在战乱与贫穷的双重折磨下，西南联大非但没有分崩离析，反而成为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连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也不得不竖起大拇指：“这样的盛况，也只有梅先生能做到！”
因西南联大的巨大成就，报考的人络绎不绝，但梅贻琦并没有放松标准，即使差0.01分，也不能录取，谁说情也没用。
有一年，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女儿龙国璧报考西南联大，结果差了几分，名落孙山。龙云作为云南省主席，一直对西南联大帮助很多，就派秘书去找找梅校长，认为凭自己的身份，梅校长对女儿网开一面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秘书刚出去一会儿，又回来了。龙云问：“这么快就办完了？”
秘书说：“还没去呢。”
龙云刚想发火，秘书接着说：“刚才我跟人打听了一下，梅校长的女儿今年也报考了西南联大，也因为差了几分没录取。”
龙云一愣，继而笑道：“那就算了，早就听说梅校长一向公正廉明，我们就不去打扰他了。”
梅贻琦给人的印象是谦谦君子，连喝酒都不例外。
梅贻琦的酒量极大，曾有人回忆说：“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1947年4月，清华大学在北京正式复校，为了表示庆祝，在学校体育馆举行了一场大宴会。教授们为了表达对梅校长的敬意，纷纷向他敬酒，而梅校长来者不拒，足足喝了四十多杯，虽然醉意俨然，但毫无失态。
李济回忆说：“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梅贻琦）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1955年，梅贻琦从美国去台湾，继续筹办清华大学。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因病逝世，安葬在台北清华大学校园内的山顶上，墓园取名为“梅园”。蒋梦麟给他写的碑文中，对他盛赞道：“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习楷模。”
梅贻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是无人能及的，由他题写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已成为清华人永远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