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影响
虽然以罗马正教传统模式对英国教堂和修道院的重新修建意味着破坏英国传统的风俗、习和礼拜形式。但这种为了适应新的礼仪并满足诺曼上层人士的需求，在旧教堂的基础上建造新的外来风格的教堂的强加做法，进一步推动了诺曼人在英格兰的统治进程。
高级神职人员的诺曼化有利于建立一个完善的诺曼人自己的教会，也加强了对英国人民的思想控制。而且这种方式还得到了罗马教廷的青睐，有利于与罗马的友好往来，也为刚建立的盎格鲁—诺曼王国提供了和谐的外交环境，推动了封建王权的进一步发展。
威廉一世在改组教会时亲自主持宗教会议，对于高级教职进行受职仪式，从和经济层面加强了王权。一方面，威廉一般将高级教职授给他的心腹爱卿或者是王室家族成员，这些人一般对国王是极其忠诚的，这也就加深了教会对王权的依附程度以及对国王本人的忠诚。另一方面，这些人对威廉进行过宣誓效忠，二者具有封君与封臣的关系。威廉作为英国的最高封建主可以在这些教职人员去世后，通过长期使教职空缺，无人任职的手段来霸占他们所拥有的教产与土地。他们所拥有的财富直接转化为王室的收入。但是这种经济劫掠也加深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为后来愈演愈烈的教俗之争埋下伏笔。
威廉一世的司法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对教会司法权的掌控。按照惯例，一个人犯罪应该按世俗和教会的双重法律管理，这种教俗混乱的局面也是不被世俗和教会所认可的。事实上，教士应该被教会法律管理，俗人应该由世俗法律管理。当威廉改革后，教俗案件分审，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都划归御座，教俗封臣的案件也置于王庭，国王拥有最高的司法权。这就为以后的案件审理指明了方向。最典型的案例则是，威廉统治后期发生的奥多反叛案。奥多是威廉的弟弟，是皇室成员。曾经在诺曼底担任巴约主教，诺曼征服后他被封为肯特伯爵。
在他接受审判时强调自己的主教身份，要求用教会法来治罪，并且声称只有罗马教皇才能审判他，他要去罗马上诉。威廉根据新的司法条例拒绝了他的请求，用世俗法判处他终身监禁。值得注意的是威廉一世让教会法庭独立于世俗法庭，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对司法体系的破坏，当后世的国王无能昏聩时容易造成主教的权力和教会法庭的权力无限扩大，对封建王权的集权统治形成一种挑战。对教士行为的整治以及教区制度和会议制度的改革，都有利于王权对教职人员的控制，树立国王的宗教权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组织结构。既能满足人民的宗教需求，又可以增强他们的宗教认可，最终建立一个完备的诺曼教会。
威廉一世的圣化王权
仪式的过程，当威廉打算接受英格兰王位时，实际上他才占领了英格兰小部分的土地，伦敦市民和贤人会议却已经臣服于威廉的强大军事力量之下。威廉考虑到自己一旦加冕成为国王就会得到观望的贵族势力支持。而且英国教会的许多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期间被任命的教职人员都表示了对威廉的敬意，如“威尔斯主教吉索、伦敦主教威廉、圣爱德蒙修道院院长鲍德温，都致力于新国王的事业。更重要的是，受人尊敬的英国教士，伍斯特的伍尔夫斯坦和约克的奥尔德雷德，也同样准备支持他。”
这些人在情感上习惯于有一位强大的国王做他们的保护者，一方面源于传统，另一方面源于宗教。对于他们来说公爵到国王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头衔转变，而是这里面涉及了一种对王权的复杂的忠诚。在这种迫切要求下，威廉一世于1066年圣诞节，来到伦敦进行加冕仪式。
按照英国教会的传统，新任国王即位时需要由坎特伯雷大主教进行加冕，在新任国王接受加冕礼后才是“合法”的国王。因为每一位大主教上任后，必须在三个月内到访罗马面见教皇，递交“信仰自白”。之后由教皇授予象征主教权力的羊毛披肩以彰显其权力的合法性。由于之前的斯蒂甘德不被认可，所以由约克大主教埃尔德雷德在西敏寺教堂为其加冕和施行涂油礼。事实上约克大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地位上没有高低之分，都是由格里高利一世认可的。只是奥古斯丁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首先接受教会法衣提高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职位的含金量。
这颗流星就是刚刚加冕为英格兰之王的威廉，至此人们长久以来的不安与流言蜚语终于尘埃落定。由此，威廉摆脱法王这个宗主，地位和他平起平坐，成为西欧世界强大的世俗君主。同样，由于圣化王权的神秘性，王后作为王权的分享者必然享有巨大的荣耀，也必须使她与宫廷中的其他女人区分开。
1068年，威廉为王后玛蒂尔达举行涂油加冕仪式，她真正成为上帝安排在英国人民头上的女王。王后接受加冕不仅提高了王权的权威，更彰显了神授的重要性。诺曼底威廉公爵加冕为英国国王，这是这位征服者职业生涯中的巅峰事件。它也标志着诺曼底和英格兰历史的转折点，以及中世纪欧洲发展的一个阶段。对于英国来说，同样为它身份的延续和的重新定位提供了正确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