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是遭受的，这种直到君士坦丁一世时期才得到改变。312年春天，君士坦丁一世准备率军穿过阿尔卑斯山，击败他的王位竞争对手，占领罗马。“当他在罗马城外的米尔汶桥遇到军事上占优势的敌人时，他转而求助基督徒的神。
在一次梦境中，他看见天空中有一个十字架，上面写着：“以此标记取胜”。”遵从这个指示，君士坦丁一世取得了最终胜利，他认为他的胜利是基督教神权之高无上性的显现。此后，君士坦丁一世公开表示对基督教的喜爱，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颁布米兰敕令后，宗教宽容政策使得基督教由地下宗教转变为正式宗教，也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325年君士坦丁一世主持在尼西亚召开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通过了《尼西亚信经》。此后基督教在各方面都受到君士坦丁一世的控制，在帝国的统治中充当了工具的角色，这也为日后其成为国教埋下了伏笔。392年，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且是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我们治下的万民都应当遵守神圣使徒彼得传给罗马人的信仰，这是他们的旨意，我们要相信独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同样尊贵，是神圣的三位一体。”事实上他将自己的意愿与神的旨意结合在一起，不但废除了一切旧的宗教，禁止异教活动，关闭氏族神庙。而且对于非基督徒进行严厉的惩罚，基督教正式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希波的奥古斯丁在5世纪初撰写了《上帝之城》：“上帝之城的基础是上帝的爱；世俗之城的基础是世俗的爱。在人类历史中，这两座城总是交织在一起出现。尽管这样，在这两座城之间还是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走向死亡的战争。最终，只有上帝之城永存。”在奥古斯丁看来，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国家和政权，只不过是幻梦之城，这地上的城充斥着罪与恶，无论多么强大终将走向灭亡。
只有上帝之城是完美的、永恒的。以罗马为例，上帝让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强大起来，走向繁荣昌盛，现在上帝的恩赐实现了，罗马这世俗的城也终将走向衰败。这一学说中的上帝之城高于世俗之城，以教皇为首的基督教会作为上帝的仆人，地位自然就应在世俗王权之上。
同样在6世纪初的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开始了他的教会改革，占据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德人对罗马城虎视眈眈，面对这个威胁，格里高利一世以罗马城主教的身份独揽罗马城的军政大权，组织人们保卫城市。与此同时，“他下令拆毁异教神庙，修建城垣，还用教会的银饷招兵买马、组织武装力量以抗击伦巴德人德进攻。”
此时的格里高利一世集宗教、军政大权于一身。为了扩大教权，广建修道院做为罗马教会的传教据点，甚至依靠武力支持发动战争不断向西欧和北非地区传教。格里高利一世修建学校、培养人才、任用亲信担任神职人员、重申教士独身制、控制法庭、开办市场、严惩贪腐与排除异己。由此，对于军事、财政、司法都被这位教皇掌控。在格里高利一世整顿教会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了神权的重要性，他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存在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传播神的旨意让人向善；任何权力的源头，包括世俗政权都应是来自于天主。“因为高于所有人的权能从天上给了这段我们虔诚的君主，以使那些渴望从善的人能够获得帮助，令通向天国的道路更加宽阔，令地上的国可以服务于天堂之国。”
格里高利一世显然是想要世俗政权也要服务于神权，即地上的国要服从于天上的国，世俗君主必须要引导臣民信仰基督。正是格里高利的一系列活动，为罗马教会权力的扩大与以后的教皇国形成奠定基础。仅仅在5-10世纪这几百年中，基督教就遍布欧洲且势力根深蒂固。而在数位教皇不断意图将自己权力的触手伸向西欧社会各个天主教区的时候，世俗的君主也想要对其领土上的教区行使自己的权力，这两个不同的权力体系的行动是亦步亦趋的，以英国和法兰克为例。
虽然早期的英国就已经由凯尔特教会进行过传教并在爱尔兰地区一度繁荣，但是并没有形成像罗马主教制的教会形式，而是出现了爱尔兰民族教会。这种古代式的基督教，“即与不列颠的部落制相结合，以修道院院长作为领导核心。”597年，在格里高利一世的支持下，奥古斯丁带领罗马教士使团到达英格兰进行传教，带来了罗马主教制度。奥古斯丁信奉达马苏斯一世提出的“圣彼得论”，圣彼得即是王中之王，是基督教世界中王者，上帝意志的执行人。而君主的权力来源于上帝，因此罗马大主教作为圣彼得的继承者地位和权势理应高于世俗王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