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一世将封建制度带到了这个被征服的岛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也有类似封建的因素存在过。
其实国王的亲兵并不是骑士，也没有行臣服礼效忠的仪式，最重要的他所使用的土地并不具备封地性质。一般来说，封建主义应该是封君将土地封给他的封臣，封臣在未来提供各种服务来回报封君。封臣对封君行臣服礼，构成一种忠诚的关系，封君对其进行保护和关照。
威廉打败哈罗德之后，决定要惩罚哈罗德及其盟友以及所有与其作对的人，他下令没收他们的土地与财产，同时将因战争死去或者逃亡的旧英格兰贵族的土地和财产占为己有，即使是之前寄存在教会名下的土地与财产也没能避免。这些土地的来源大体分为三类：征服前的王室土地、戈德温家族的土地、战败的盎格鲁—撒克逊领主的土地。同时在威廉统治初期频繁的叛乱使他借机对英国进行了一场大清洗，旧的英国贵族基本被消灭。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大乡绅被诺曼人取代。英国的所有土地都在事实上属于国王，这是之间所有的英国国王都没有做到的，他们只是名义上占有。秉着有封君才有封臣的原则，威廉用诺曼底公国已经成熟的封建制度分封土地。这也成为其一个统治初期特征，即诺曼化。
在修道院院长和主教们对威廉表示顺从后，大部分的财产得以保留。而高级教士们往往身份特殊，威廉优先他们，很快他们就成为国王的总佃户。在他们的带头下，许多教职人员也接受土地，宣誓对威廉效忠，成为新贵族以及威廉的封臣，同时威廉也要求他们尽各种封建义务，根据土地的大小提供数量不等的军队。例如:彼得巴罗夫修道院和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必须在战争时期各自提供6名骑兵。坎特伯雷、温彻斯特、林肯和罗切斯特这四个主教区必须提供60名骑兵。这些教会贵族往往具有某种教职头衔，可以参加宗教会议，也可以插手王国日常世俗事务，这是世俗贵族所不具备的。
据记载，“1070年，国王下令，所有持有男爵领地的主教区和修道院，以及此前不承担任何世俗义务的主教区和修道院，都有义务服兵役。”并根据威廉自己的意愿，安排每个人在战时应承担的骑士人数。主教区和修道院的捐赠地，将不可避免地被视为王室持有的封地，因此有责任提供常规的封建服务。就像大陆的封建国家一样，在英格兰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些教会男爵领地中，提供的何种服务是由国王确定的，就像在非宗教领地中那样。
1086年威廉一世决定开展土地调查，《末日审判书》通过，他令人调查的是如此之详尽，乃至没有一海德土地，也没有一维格特土地，也没有一头公牛、一头母牛、一头猪被遗漏而没有记录在案。1086年，征服者威廉所控制的土地的比重达到了全英国土地的17%，这几乎是爱德华所占土地的两倍，其中教会占26%，剩余的54%控制在世俗贵族手中。英国的大乡绅几乎消失殆尽，教会掌握了大量的土地，获得了地租收入的四分之一。同年8月，威廉在索尔兹伯里召开效忠会，威廉在封建制的基础上，要求教、俗领主前来参加，向其宣誓效忠，由此开始了“我的附庸的附庸也是我的附庸”的局面。威廉的对各级封臣的控制加强，王权也进一步加强。
随着封建制度的引进，也推动了王国制度的发展，王国的日常治理需要新的活力。在国家层面上，威廉拥有诺曼底公爵与英国国王两个头衔，其统治力量强大。为了更好的统治，他设立了王廷，由教、俗封建贵族以封臣身份出席王廷会议。威廉还设立“摄政”一职，在威廉回到诺曼底时处理王国事务，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兰弗朗克在威廉不在英国时就长期担任这一职务。威廉还设立中书令一职，任用神职人员担任来处理政务中书令，是王室教堂的领袖，负责王室的宗教生活，是国王内府的私臣。
封建制度的引进为封建王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和基础，王权获得了军事、赋税、司法的来源，其统治秩序也受到诺曼贵族们的维护。最显著的特点是教会贵族的出现，他们往往地位尊崇，对国王极为拥戴。同时，国王同时拥有君主与宗主的双重身份和地位，成为王国的最高公共权威。但是从长久看，封建制本身的一些缺点也会对王权造成威胁。因此如何发展和维护王权，成为历代国王的首要任务。
罗马教廷势力扩大与教皇权的膨胀
在西欧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中，王权与教权是长期存在其中的两种体系。教会势力的发展其实是以教皇权力的增长表现出来的。教皇，我们常常也称为教宗，意为父亲，最早被用来称呼虔诚、受人敬爱的主教的，比如一些文献中的亚历山大的阿塔纳修、米兰的安波罗修等。后来被西方专门用来称呼罗马的主教，即西方基督教最尊贵最有权力的神职人员，一般由枢机选举产生，终身任职。
关于罗马主教制的起源，一般认为彼得在1世纪中叶时到达罗马，并且建立了罗马教会，担任第一位主教，之后的罗马的主教应该是彼得的直接继任者，即教会的头目。因为彼得是耶稣门徒中最大的，最有权领导教会。从法理上看，以彼得的继承人身份管理教会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实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古代世界，罗马是世界和地理上的中心；罗马教会也是天主教会中最大的，无论是经济还是领域都实力雄厚；各个教区也通过罗马教区来相互联系，解决传教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5世纪时，罗马城主教开始行使西部教会的最高领导权。
“教皇制的萌芽产生于利奥一世时代的5世纪中叶，但这一制度的形成经过了许多曲折和变迁。”在6世纪末的格里高利一世时期提供了一个范例，直到11世纪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后，西方教会逐步形成教皇制，1059年正式形成。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公会议和1274年第二次里昂公会议予以承认。教皇制的发展一方面表明教会的实力壮大，另一方面也表明教皇权力的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