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份档案旨在质疑人们普遍认为种族分裂是民族冲突的核心，而它质疑19 世纪后期种族民族主义的兴起是1918 年后欧洲“被压迫人民”黎明的直接原因。
该档案中的文章还有助于最近的调查，这些调查侧重于欧洲帝国如何试图容纳民族主义，以及欧洲内外的民族主义运动如何利用战争的破坏和威尔逊的自决请求来要求独立。这些文章展示了战争和革命的具体发展，和如何产生了对自决的一般观念的特殊理解。
俄罗斯、奥匈帝国、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等伟大的大陆帝国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崩溃。总的来说，他们的崩溃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老式的王朝国家比英国、法国和美国等更现代的民族国家要弱。因为他们的多民族据推测，前者的凝聚力较差。
1918 年，当奥匈帝国的毁灭被普遍接受为盟军的战后目标，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将自决作为目标和标准时，威尔逊主义的话语确实蔓延到了国际舞台。
质疑种族民族主义的成功
布鲁贝克警告不要将民族概念化为一个真实的群体，而是主张将其视为“实际范畴、制度化形式和偶然事件”。
与民族主义者自称的成功故事相反，这些历史学家认为普通人并没有受制于国家；相反，他们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表现得漠不关心、模棱两可或投机取巧。
学者质疑民族主义的普遍性、一致性和自称的成功，同时使用罗杰斯·布鲁贝克的术语来研究民族和种族何时以及如何成为“群体性”的主要标志这一基本问题。
他们争辩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种族和民族变得政治化，并促使他们变成群体性的标志，而不仅仅是社会类别。
这些学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偶然事件，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根深蒂固的种族情感加速爆发的。从第一天起，奥地利国家就因为变成军事独裁政权而失去了公民的信心，发动了实际上是“对本国公民的无声战争” ，并疏远了斯拉夫人民，将他们视为“潜在的收复国主义者和亲俄分子”。
从 1917 年起，奥地利国家越来越无力为其公民提供保障，被迫将当地社区的一系列福利职能移交给民族主义组织。正如彼得贾德森所写：
“随着民族主义组织获得分发援助的关键责任，粮食短缺、劳动力条件和基础设施恶化都通过国家的视角得到了理解。这种发展不一定使人口国有化，但它确实使国家更有效地融入日常生活，这比民族主义活动家在战前几年所能做到的要有效得多。”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国家的崩溃为战后多民族帝国的解体创造了条件，并中断了战前不以单一民族为前提的民主国家改革进程。
这一论点在最近的一些专著中得到了发展，例如约翰·迪克的《
打造多民族国家
》。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缩短了地方官僚在中央政府支持下进行的民主实验。迪克的结论值得全文引用：
“尽管奥地利国家具有现代福利国家的特征，尽管它不断扩大政治参与，尽管它动员了资源使国家运转，但它还是崩溃了。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战争结束了一个“时代”，新时代将使数百万人进入政治参与、正规教育、文化素养和经济前景。战争不会造就国家，但它给了他们深化权力、基础设施和重点的理由和目的。
1918 年 1 月，当全球感受到战争造成的浩劫时，威尔逊对“每个热爱和平的国家”的呼吁显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埃雷兹·马内拉清楚地表明了民族自决的新概念是如何在全球引起反响的。
威尔逊时代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并不像通常描述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一个强化战前民族和种族认同过程的时刻。
研究民族冷漠的学者表明了大战与国家和种族关系的偶然性。威尔逊时刻并不是古代种族情感的必然证明，也不是 19 世纪晚期民族主义倾向的必然高潮。同样，这些学者对东欧作为种族民族主义的温床与西欧作为镇定的公民民族主义的摇篮之间的夸大对比提出异议。
虽然在早期的学术研究中，这些通常被概念化为二元关系，但最近有学者认为，帝国和国家实际上是共同产生的。在哈布斯堡君主制内，民族主义者在帝国内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因此在帝国的限制下工作以增加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和权力也有利害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独立建国的想法也显然不是威尔逊时期爆发的长期反帝民族主义的产物，而是特定战时发展的结果。
战争或革命动荡是否为民族主义运动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否则这些运动将保持关闭状态？是自觉的威尔逊主义语言和归化种族的参与话语总是对民族主义者有利，还是会被社会上的其他群体伺机利用？
战后威尔逊对民族自决的要求是否总是依赖于某种国籍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打断了战前帝国框架内可能导致可行的多民族国家的演变？例如，战前在国家/帝国内部实现自治的道路是否在爱尔兰和整个奥地利帝国中断了？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档案的贡献研究了从美好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主义、种族与帝国解体之间的关系。
实例探究
Christoph Mick 的第一个案例研究侧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双重君主制的影响。
在“1890-1920 年奥地利加利西亚的合法性、种族和暴力”一书中，米克表明，由于政治领域日益民主化，从1914 年以前的几十年里，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种族关系就已经加剧紧张。
当局试图维护法律秩序和惩罚违法行为，同时鼓励温和的派系和各民族社区之间的务实妥协。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可行的妥协和合法文化，有助于遏制和管理种族紧张局势。
战争一开始，情况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千名涉嫌帮助或同情东线敌人的乌克兰人被监禁和处决。因此，奥地利当局对斯拉夫“第五纵队”的不信任将暴力引入了种族间关系。
尽管这场暴力事件是从上层爆发的，并且大多数措施是由军队和国家官员采取的，但乌克兰人主要指责当地的波兰人和犹太人错误地谴责了他们。俄罗斯占领加利西亚部分地区以及随后奥地利军队在 1915 年初夏的“解放”进一步加剧了种族冲突紧张局势。
然而，转折点将在 1917 年到来。二月革命后在俄罗斯上台的临时政府承诺波兰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十月革命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也支持这个想法。这意味着加利西亚境内的大多数波兰公民意识到，盟军的胜利将是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最快途径。
1918 年 11 月，当奥地利战败迫在眉睫时，显然不再接受妥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加利西亚遭到波兰和乌克兰军队的激烈争夺，最终波兰第二共和国占了上风。
在“普遍自由”和贝尔福宣言：激进犹太政治的分水岭时刻，扬-雷巴克表明 1917 年也是革命的犹太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转折点，重点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工人党 。
连同威尔逊宣布自决权的另外两个事件至关重要：贝尔福宣言承诺国际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承诺全民解放。
对这两个同时发生的事件的反应以及它们提供的机会表明，活动家们越来越感到被迫在他们的民族和革命派别之间做出选择，随着这两个概念越来越被视为相互排斥。
虽然许多积极分子仍然忠于他们为犹太人群众的社会和民族解放创造家园的雄心，但其他人逐渐放弃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转向了新成立的共产党。
大多数积极分子做出的实际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具体情况。因此，在俄罗斯和维也纳，犹太人受到革命左派的欢迎，而在加利西亚，大屠杀和当地异教徒劳工运动缺乏支持迫使活动家与其他犹太组织合作，以保护他们的社区。
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忠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波阿勒-锡安的最终分裂是在 1920 年夏天制作的。
贾斯帕-海因茨的贡献，“使部落家园的民主安全？” 《魏玛德国的自决和政治区域主义》清楚地表明，威尔逊的自决呼吁甚至在德国腹地产生了巨大影响。汉诺威的“种族-地区主义者”使用威尔逊主义的话语不是为了要求独立，而是为了让自己摆脱普鲁士的统治，并按照部落/地区的界限重组德国的联邦结构。
1866 年，包括汉诺威在内的许多北德意志州被普鲁士吞并，这并未受到所有居民的欢迎。被罢免的汉诺威国王的支持者成立了德国汉诺威党，该党与天主教中心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构成了新国会内部积极反对派的一部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管理和随后德意志帝国的崩溃之后，600,000 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汉诺威从普鲁士分离出来，但作为一个更大的德国国家的组成部分。大约在同一时间，约有 60000 名男子志愿加入汉诺威国民警卫队，这将保护祖国免受布尔什维克的接管。
1920 年 3 月，它的一些成员甚至试图在失败的卡普政变期间夺取对地方政府办公室的控制权。从普鲁士分离是通过威尔逊引入的自决语言来证明的，尽管其他人强调了该国西部地区的纯日耳曼“部落”相对于普鲁士人的“种族”优势，普鲁士人他们与斯拉夫人的通婚“污染”了他们。
马丁·奥多诺霍撰写的《爱尔兰的独立日：1918 年爱尔兰议会党的垮台》表明，威尔逊主义的言辞严重影响了同盟国的内政。在 1918 年 12 月关键的爱尔兰选举中，相对较新且激进的新芬党以压倒性的失败击败了爱尔兰议会党，该党在此之前一直主导着爱尔兰的政治舞台。
这种可能对爱尔兰独立斗争产生重大影响的压倒性胜利通常可以用内部因素来解释。然而，国际背景至关重要。爱尔兰议会党一直无法获得政治让步以换取其对英国战争努力的支持，并且在 1918 年底试图获得威尔逊的支持时，它仍然没有完全拒绝英国的政治框架。
另一方面，新芬党以复兴、民主化和民族主义的信息成功动员了大量（新）选民。此外，它热情地采用了自决的语言，同时承诺在即将举行的巴黎和会上捍卫爱尔兰的事业。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民族自决的新言论提供了党的领导人愿意利用的机会之窗。新芬党毫不妥协的民族主义立场比其对手的“地方主义”态度在选民中更受欢迎。
所有四个案例研究都清楚地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深远的破坏性影响。显然，波兰、乌克兰、犹太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汉诺威地区主义在 1914 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在现有政治框架内，妥协解决方案仍有广泛的民众支持。
战争的爆发迅速增加了更激进声音的号召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传达了相同的信息。
自决的言论可用于多种目的：主张独立的民族国家、散居社区的家园或重新划定内部边界。此外，只有战争的最后阶段才是真正的转折点。
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厌战情绪、经济贫困，民众的广泛流离失所和当局的不充分反应，再加上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威尔逊话语的新承诺，产生了激进化的影响。然而，结果并不是预先确定的。
波阿勒-锡安成员选择犹太复国主义或共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情况的影响，而在爱尔兰的情况下，1916 年复活节起义后英国镇压的激烈程度加强了对民族主义要求的支持。
总而言之，没有直接导致欧洲民族自决的直截了当的威尔逊时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战争于人民而言利大于弊。虽然国家、民族、社会、经济等方面在后续一段时间里得到了发展，但战争损毁了人们的家园，同时也让经济建设陷入下沉阶段，而战后重建是持续性的，并非一蹴而成，各方压力最终也会导致国家发生很大程度的变化。
参考文献：
《
工人和民族主义：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捷克和德国社会民主主义
》
《十九世纪欧洲的地区和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