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与西方及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文明交往史和现代学术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遥想２５００年前，波斯帝国建立者居鲁士大帝颁行著名的“返乡敕令”，流亡巴比伦的犹太人无不感恩戴德。
而耶稣基督诞生前夜，来自东方波斯的“三博士”曾为这个普世宗教的诞生铺垫了最关键的预言。而被罗马帝国逐出故土的巴比伦犹太人正是在萨珊帝国治下完成其口传律法汇编《巴比伦塔木德》。
而自１９７９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与西方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剧变：在霍梅尼“输出革命”的泛伊斯兰主义外衣掩盖下，伊朗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逐渐重回其历史上长期与西方文明较量与对抗的传统坐标。
伊朗与西方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不禁让人深思其中的文明互动意涵。
自公元前５５０年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以来，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一伊朗语族西部分支的古代伊朗人便与地中海世界的希腊罗马文明及其继承者——拜占庭文明和阿拉伯一伊斯兰文明发生了长达千年的交往冲突。
而自希波战争开始，“东方”与“西方”、“我们”与“他们”便成为文明交往与冲突的对立型认知范式，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公元前５世纪，雅典戏剧家埃斯库罗斯创作的《波斯人》成为古希腊人族群认同从“聚合型认同”转向“对立型认同”的里程碑，“蛮族”作为古典西方文明指认东方异族的标签自此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蔑视与憎恨交织、好奇与排斥混融的奇特色彩。
这种对东方文明的去理性化认知与现代国际政治一道，最终造成了“伊朗”一词在当代西方媒体宣传和右翼精英观念中的扭曲化和妖魔化。
一方面，在希罗多德、阿米安．马塞里努斯以及凯撒里亚的普罗科比等古典和古代晚期史家们的笔下，“ 波斯人”一直是他们着力描述但又刻意渲染的“东方他者”，他们时刻觊觎希腊罗马和拜占庭世界的土地、人口和财富。
而另一方面，作为希腊罗马和古代晚期世界的政治精英，从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力斯到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从罗马名将庞培到奥古斯都屋大维，从叛教者尤里安到拜占庭帝国的“真正开创者”希拉克略一世，“波斯帝国”又一直是他们建功立业的主要对象，也是他们建立普世帝国的最大障碍和唯一未被征服的“文明蛮族”。
因此我们可以说，以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亚王朝和萨珊王朝为代表的古代波斯诸帝国，既是威胁古典地中海文明生存的一道长期存在的东方帝国阴影，也是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凝聚自身认同的重要外部刺激和压力源，还是古代西方政治军事家们寻求“不世功业”时最有价值的“ 征伐对象。”
因此，古代伊朗与希腊罗马拜占庭世界的长期战争，无疑构成西方古典史学叙事的重要主题。
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忽略波斯人自身如何看待他们的“古代西方邻居”，更对古代伊朗人如何看待以自身为中心的“天下”及“伊朗沙赫尔”内部的权力结构、社会分层和族群治理所知甚少。
这无疑会对现代人重新认知古代波斯诸帝国造成解读视角和研究路径上的“东方主义”和“地中海中心”倾向。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采取“波斯视角”并将其与“古典地中海视角”和“伊斯兰视角”相结合，以之逆向揭示古代中东和地中海文明演进的兴替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反思历史上古波斯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交往历程中帝国遗产、族群认同与历史书写三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及其当代启示，以求教于大家。
地中海与伊斯兰：
波斯人自身历史书写的建构困境“ 历史书写”在现代历史学研究中是一个时髦的词汇，但是对伊朗／波斯人而言，其历史书写的诞生时间远远晚于波斯人的古典帝国时代。
真正意义上的波斯史学，产生于１０至１１世纪伊斯兰秩序下波斯人反抗阿拉伯人统治的新波斯语革命中，其代表作品便是萨曼王朝宫廷史家巴拉米的《巴拉米史》，而在前伊斯兰时代，波斯人对自身历史的记忆主要通过口头史诗来保存。
这便是说，波斯人自身历史书写的诞生要远远滞后于其古典帝国鼎盛时期，其动力源则来自阿拉伯征服后“伊朗”民族意识的觉醒。由于成熟历史学的过晚降生，波斯人对其古典时代的帝国记忆被神话传说所充斥和笼罩。
从大流士一世到沙普尔一世，前伊斯兰时期历代波斯君主留下的官方纪念岩刻和三语铭文，由于“不接地气”，反而被民间普通大众所遗忘。
古代波斯帝国留下的纪念建筑如波斯波利斯宫城遗址，被当地老百姓称作“贾姆希德的王座”，而沙普尔一世宣扬其对罗马帝国征伐之赫赫武功的岩刻雕塑，竟被伊朗人唤作“鲁斯塔姆之威容”。
本来展现万国朝觐的帝国宫阙和马踏罗马皇帝的纪念性岩刻，竟成为渲染上古时期伊朗神话和史诗传说的视觉素材，前现代伊朗人对其古代帝国记忆的淡漠由此可见一斑。
直到１９世纪东方学家来到伊朗，破解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后，“阿契美尼德王朝”和“波斯波利斯”才得以“ 重见天日”。
而随着２０世纪初伊朗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共同努力，古代波斯帝国的遗产逐渐成为恺加王朝末期和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和官方意识形态中不可或缺的“国粹”。
而这种对伊朗民族国家本源的“前伊斯兰追溯情结”，在１９７１年巴列维国王举办的纪念波斯帝国建立２５００周年的奢华复古式庆典中臻于顶峰由此可见，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伊朗，其古代帝国历史的保存和“现代再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西方学者的记述、调查和研究。
而“司马迁”式本土撰史人物在古代伊朗历史书写中的缺位，使波斯成为与有着官修前朝历史传统的帝制中国及同样拥有深厚史学传统的希腊罗马世界均截然不同的“西亚反面”。
无论是公元前５世纪的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还是１９世纪的英国军官亨利·罗林森对贝希斯敦铭文的“重新发现”，都无法填补古代伊朗缺乏自身历史著述所造成的链条缺环。
古典作家对波斯帝国的记载，其动力源自古典地中海世界长期与波斯诸帝国存在的密切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交往关系。
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的主要动机，无疑来自希波战争对古典地中海世界造成的巨大精神震荡；色诺芬写作《长征记》的背景，则是希腊雇佣兵卷入波斯帝国王位争夺战背后波斯帝国操控希腊世界外交的国际政治现实；而公元前１世纪帕提亚帝国西扩至幼发拉底河，与东扩至西亚的罗马共和国接壤后，古典史家对波斯帝国继承者的兴趣再度燃起。
其中，塔西佗、斯特拉波和庞培·特罗古斯笔下的帕提亚帝国，由于“和罗马帝国平分可居住的世界”，遂成为当时普遍历史书写趋势下一个无法被古典作家忽视的举足轻重的东方大国。
至公元２世纪，曾经在卡莱战场上击杀克拉苏的帕提亚人，成为横亘在图拉真皇帝复兴亚历山大伟业面前的西绪福斯之石。
随着尼西比斯战役后马克里努斯皇帝对阿塔巴努斯四世的“赔款求和”，奥古斯都时代的御用诗人贺拉斯所宣扬的“帕提亚人臣服于罗马治权”的假象至此荡然无存。
因此，要真正客观公允地还原“波斯帝国”的历史，必须从“地中海”和“伊斯兰”两大史学传统对波斯史的叙事中找到理想的平衡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