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自嘉庆开始逐渐衰弱,而此时的西方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潮流巨变之中，为了打开中国这个广裹市场的大门,从18世纪70年代起,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开始向中国倾销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灾难，也就在此时，销烟与禁烟成为中英之间的主要矛盾。
道光皇帝画像
1820年38岁的道光皇帝继位,多年来，他看到了大量因吸食鸦片而而成为行尸走肉的大清国民，看到了因鸦片倾销而导致大清国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地外泄，内心对鸦片十分排斥。在登基之初，他便下令——禁烟。这也是清朝第一道禁烟法令：
“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事后查出加等治罪。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仗徒。”
第二年，又加令让沿海各口岸加大对走私鸦片外商的稽查力度，第三年，又增加了各级官员在禁烟工作中失察问责条例，一旦发现有走私行为，或者私开烟管的，当地官员立即革职。一直到道光10年，也就是1830年，依然在陆陆续续出台一系列禁烟的法案。但是,由于政治的腐败,这些诏书收效不大,鸦片烟毒的泛滥并未得到禁遏。导致当时部分官员对禁烟失去信心。
老照片中的“瘾君子”
1836年6月,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要求放松鸦片进口管制,可以以药材名义进口鸦片，并以此收取海关税。道光仍不为所动，并严令朱醉、许球、袁玉麟等禁烟派加大禁烟力度，在道光的长期坚持下，虽然鸦片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杜绝，但广州各口岸的禁烟工作还是得到了较好的推进。1837年初，广州沿海专门包揽鸦片走私的一百余艘武装快船被彻底摧毁，当年8月，又强令遣返英国数艘运毒商船。11月，下令驱逐9名英国鸦片商人。相继十多名大臣因禁烟不力而被降职甚至革职发配，同时也有多名官员因为禁烟工作出色而被通报奖励。就这样，在一连贯的禁烟举措下，广州当地的鸦片买卖得到了有效控制，当时就连英国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在华的鸦片销售每况愈下、几近破产。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口岸
也正是在1836年以后,朝廷中要求放松鸦片管控的声音逐渐淡出，但是却也一直没有人能够提出更有成效的禁烟方法,鸦片走私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控制。如何采取一种新的禁烟措施,始终是道光所考虑的一个问题。这时，林则徐上奏道：“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官亲、书办、长随、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也就是说，因为政府人员中有不少人因为直接吸食鸦片，他们必然包庇走私，而导致鸦片一直无法做到根本性的控制。
道光对林则徐的提议深以为是。林则徐在复议中，更是指出鸦带来了国弱民穷、财暇兵旅的恶果,提出了新的根治措施,自然引起了道光的共鸣和重视。林则徐一边上奏，一边在两湖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运动，不到3个月，收缴了鸦片9吨，烟具四千多件。这一成绩更加坚定了道光禁烟的决心。他在林则徐的一份奏折上朱批:“凡事若能如此,有何不可挽回。联惫在言外,卿其善体联心,决意勉为之。”
林则徐
1838年11月9日，道光召见林则徐。林则徐到京后,道光用大清朝开国以来未曾有过的高规格接待了林则徐，据记载，当时让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着一匹高头骏马和道光同行，入京8天，道光更是前所未有地连续8天召见，每天两人都彻夜长谈，期间他们深入商量了推广禁烟的事宜，道光不仅采纳了严禁派重治吸食的主张,也吸取了某些反对派提出的“严海口之禁以杜其源”的正确见解,将禁烟方针调整为重治吸食与禁绝来源并重、以禁绝来源为首。
随后，道光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统领广东水师,赴广东查禁鸦片,这一天是1838年12月31日，也正是在这一天，掀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最新一页。在临行前,道光对林则徐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赋予了林则徐充分的信任。
1839年3月,林则徐来到千里之外的广州。他按照道光的指示,采取了销烟与断源双管齐下的战略。对林则徐采取的各项禁烟措施,道光都给予充分的支持.在发给两广总仔邓廷祯的上谕中道光说：“卿等同钦差大臣林则徐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能愁赏,即垂清史册,联之光辉岂浅鲜而生民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鲜谅卿等亦不烦谆谆告诫也,勉之勉之！”在林则徐谕令外商缴烟的谕贴上，道光朱批:“联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
林则徐虎门销烟
这期间，朝廷大臣多有因嫉妒林则徐圣眷而不断弹劾的，比如穆彰阿、琦善等人不停地制造一些流言蜚语，说林则徐在外公权私用、滥权执法等等。道光却不为流言所动，他坚信:“林则徐、邓廷祯等皆联亲信大臣,界以重任,现在查办鸦片正在吃紧之时,断不可因群言淆惑,稍形懈驰。”林则徐也不负重托，迫使鸦片贩子交出鸦片二万余箱。6月,林则徐遵照道光的谕令,将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滩全数销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禁烟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这一胜利的取得,固然有林则徐的杰出贡献,但与道光的支持,特别是其任人得当是分不开的。
道光不顾多数官员的反对,确立严禁政策,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主持禁烟,为林则徐的活动提供了基本条件,在这一基础上,林则徐以高度的爱国热忱把禁烟运动推向了高潮。因此,不应把道光的决策与林则除的禁烟活动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这一点,马克思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
第一次鸦片战争油画
时间来到1840年6月,英国政府因为无法忍受大清朝对鸦片的禁售而发动了侵华战争。7月24日,定海失陷的奏报传到北京。道光立即谕令将有守地之责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及提督祝彪革职，同时又令伊里布率兵前往支援。8月2日，又指示杭州将军余明保日夜赶赴前线支援。并指定了抵抗战略，那就是：
“英夷沿海滋扰,所恃船身坚大,枪炮便利。我军水战骤难战胜,不若诱之登陆,可期聚而歼旗。”
这些行动表明,在定海失陷后的一段时间里,道光还是准备抵抗侵略的。但是在英军逼进大沽后，道光却对琦善说，如果洋人的船开到了沿岸，如果没有急于登陆，就不要主动开炮，如果他们有呈递外交文书，要第一时间拿过来呈阅。此时也是道光态度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道光态度的变化是受其一贯的“不失体制而免衅端”的外交方针影响的结果。这一方针是当时清统治日益衰败、危机四伏的产物。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统治不稳,国际空虚、财政拮据,军队腐化、武备废驰，这些因素使道光不敢轻言战事,惟恐外患内祸交并。而传统的夷夏观念又使他不肯放弃或改变体现惟我独尊、天朝上国地位的体制。在资本主义东侵势不可免的情况下,道光既无力革新政策以增强抵抗力量,又不愿顺应世界潮流,放弃惟我独珍的体制观,调整具体的对外政策。
道光态度的转变,也使清政府失去了利用战争初期英人势单力孤、兵力分散的特点组织抵抗的有利机会。在英国人的压力下，道光最终对林、邓进行了罢默,使抗英斗争失去了真正的领导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决定了战争的结局。
在后期的停战谈判中，道光对英国侵略提出的割地、赔款等要求都严加拒绝。随着英军侵略意图的明显化，道光又重新确立了抵抗政策——转抚为战，因为道光感到侵略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易于满足，开始有所警惕，并下令身在广州负责谈判的琦善一遍谈判，一遍战备，做好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和英国决战到底。
道光由妥协转向抵抗，同禁烟时期的强硬一样，也包含着不甘天朝上国的威严受到损害这一自大虚骄的因素。道光相信,虽然英人船坚炮利,但陆路交锋却无能为。这是他敢于抵抗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这里已伏下了再度动摇的隐患。
1841年3月的广州战役不仅没能像道光期待的那样“全将该夷驱逐,各地尽行收回”反而签订了屈辱投降的《广州和约》。这次战役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道光，由于琦善的妥协投降，虎门已被英军占领，广州门户洞开。在这种情况下,奕山等人不顾敌强我弱、清军已处守势的现实,盲目浪战，希图饶幸取胜,同时又奉行“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结果一败涂地，应负主要责任。不仅如此,奕山等人为了掩盖兵败投降、纳贿求和的丑行,竟然饰败为胜,编造一个英人乞抚恳恩的弥天大谎上奏。导致了道光对战局判断的严重错误。在接到奕山的奏报后,道光认为战事已经结束,就批准恢复广州的中英贸易，紧接着又下令各省撤回所调防兵，这是道光第二次重大的决策失误，致使抗英斗争再度中断。
1841年8月,英军经过整备再度北上,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略。道光匆忙停止撤兵,严饬沿海各省严防。但事机已失，临战而动已无济于事，沿海各省的战事组织和指挥均不得要领，更有一班怯儒将领官吏望风而逃，至10月初,定海、镇海、宁波等地相继失守。为挽回局势，道光再次命将出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驰赴浙东发动反攻。结果同广州战役一样,也是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战场上的清军
浙东战役的失败,是道光由抵抗走向妥协的一个转折点。这次战役是道光在鸦片战争中组织的最大的一次抵抗，动用的军队除当地的防兵外,由外省调入的就有一万一千多人，乡勇二万余人，支用晌银一百六十余万两，不可谓没下决心。然而随着前线作战的失败，朝廷中以穆彰阿为首的主和派再次活跃，每日进言无外乎打仗劳民伤财、伤及国之根本之类的谗言。还有一些原来激烈主战的官员,如刘韵坷等，在浙东之战后却转为主和派，这些人的妥协主张，对道光来说冲击影响更大。也就是在这样一片主和声浪的包围中,对抵抗已失去信心的道光必然要转向妥协。
当时，清政府总兵力约80万人，但能够用在前线拼杀的只有3万5千人，这个数字在总兵力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清军的建制与设备是以防内为重点的,驻防分散,又兼有地方治安之责,可供调动的机动部队无多。加之，清军机动性很差,从邻省调入即需时一个月,较远省份则要二、三个月之久。这就使清军完全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英军依靠海上优势,集结迅速,转运及时,打完即走,而清军则一处闻警,处处严防,兵力分散,奔疲于命。浙东战后,这种情况更为严重,闽、浙、粤)、苏及邻近几省兵力空虚,无法征调.在“无兵、无人、无船、奈何、奈何”的哀叹声中，道光不得不考虑其他的退路。
战争，永远不只是两军前线的生死拼杀，更是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当时很多地方官员打着战争的幌子，对民众狂征暴虐、敛财无度，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1842年湖北崇阳发生了钟人杰领导的起义,清政府历时一个月才镇压下去。其它省份也程度不同地出现过反清起义和暴动。在内患外困的双重压力下，道光不得不赶紧谋求妥协,息兵罢战。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廷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
《南京条约》共十三款，其中要求中国：
（1）割让香港岛；
（2）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商欠、军费共二千一百万银元；
（3）五口通商，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
（4）协定关税，英商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中国海关无权自主；
（5）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等。此外，也规定双方官吏平等往来、释放对方军民以及英国撤军等事宜。
鸦片战争是英国蓄意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又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武装反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纵观道光在整个战争中的举措,不能否认其有抵抗侵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一面。同时，禁烟运动的胜利不能说与道光无关,人们常常注意到林则徐的功绩,却忽视了这也是清政府严禁政策的结果。就军事斗争而言,在鸦片战争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道光坚持了反抗侵略的立场,直到浙东战役后,才开始倾向妥协,此前虽有战与抚的反复,有失误,但抵抗是基本倾向。就最后妥协一点来说,道光同意议和与后来清统治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态度还是有所区别的。
对于失败,道光并不甘心,还在议和未定局时,道光即谕令沿海各省加强武备,制造大号战船。《南京条约》签订后,又多次申令整顿防务、破除积习。这些表明,道光还有振作一番的想法。但是,封建大厦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绝非粉饰修葺所能济事。这也就导致了道光虽有志但无心无力，最终酿酒了封建帝国的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