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希腊自然哲学是否是一次科学革命，卢西奥·鲁索（Lucio Russo）也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古希腊时期开始于公元前8世纪，结束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爱奥尼亚阶段、雅典阶段、希腊化阶段和罗马阶段。
对于这几个阶段，卢西奥·鲁索认为，在希腊化阶段确实发生了科学革命，而且这样的革命是“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革命，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有的[10]。
对于什么是“精确科学”，卢西奥·鲁索认为，它就是科学理论的全部。对于科学理论，他认为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们的陈述不是具体的对象（concrete objects），而是特定的理论实体（theoretical entities）；第二，它们有严格的演绎结构；第三，它们应用到真实世界是基于理论实体与具体对象之间的对应规则。”[11](P17）这样的理论特征如图1所示。
在图1中，上方的平面代表的是科学的理论，其中的黑色圆圈代表的是特定的理论实体，它们在理论平面上的对应项通过逻辑推论（箭头）与许许多多的其他结构相关联，这些结构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具体的对应项。其中一些理论结构按照对应规则（虚线）产生了新的下方平面上的淡阴影圆圈所代表的自然界中的具体对象，它们具有自然的、具体的实在性。
从上述描述与“精确科学”对应的“科学理论”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所谓“精确科学”，事实上就是提供关于现实世界的模型。对于这些模型，卢西奥·鲁索就说，有一种可靠的方法可以辨别真伪；自然哲学未能实现对世界做出绝对真实的陈述的目标，科学却成功地保证了其自身主张的真实性，代价是把自己局限于模型的领域[11](P18）。
如此，卢西奥·鲁索总结道：“正是在所谓的希腊化时期，我们第一次在世界任何地方看到了现在所理解的科学的出现：不是事实的积累，也不是基于哲学的推测，而是有组织地对自然进行建模，并应用这些模型或科学理论（是在某种意义上精确的），解决实际问题，并加深对自然的理解。”[11](P1)
考察希腊化阶段科学的成就，上述陈述有一定道理。阿基米德在《论浮体》一书中系统阐述了流体静力学的原理。他证明了引力的简单假设（从本质上说，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引力是指向地球中心的球对称拉力），再加上关于流体的简单假设，就推导出“静止情况下海洋是球形的”结论；同样，他根据流体的质量以及浮力定律，推导出“地球的形状也是球形的”结论。
这表明，“精确科学”的典型代表阿基米德定理根据相应的逻辑关系，不仅阐释了地球的地质历史，而且还产生了重要的天文和宇宙学结果；流体静力学有一个精确的演绎的科学理论：基于自然规律，推导出详细的、定量的、可经过经验检验的非常重要的结果。
不仅如此，在古希腊时期，特别是在希腊化时期，“精确科学”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
除了上述的欧几里得、赫罗菲拉斯、阿里斯塔克斯、埃拉托色尼、希帕克斯外，还有以下一些人物取得了重大成就。克特西比乌斯是气体力学的创始人，也是亚历山大力学学派的创始人；克里西普斯对逻辑学有着特别的贡献；斐洛延续了西提比乌斯的工作，他的活动大概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下半叶；21世纪之交，阿波洛尼乌斯发展了圆锥截面理论。
不仅如此，卢西奥·鲁索认为，古希腊还有一系列科学的技术（Scientific Technology），如数学的工程、工具化、军事技术、航海与导航、建筑等[11](P95-142）；也有医学和其他经验科学，如解剖学和生理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化学[11](P143-170）；而且还有一系列古希腊的科学方法（The Hellenistic Scientific Method），
如科学说明的起源（Origins of Scientific Demonstration），假设与假说（Postulates or Hypotheses），拯救现象（Saving the Phainomena），定义、科学术语和理论实体，知识与技术（Episteme and Techne），假设与数学以及物理的意义（Postulates and the Meaning of"Mathematics"and"Physics"），古希腊的科学与实验方法（Hellenistic Science and Experimental Method），科学和口语（Science and Orality)[11](P171-202）；甚至还有这一次科学革命的其他方面（Some other Aspects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如城市规划，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文化进化，梦的理论，命题逻辑，哲学的和语言的研究，形象的艺术、文学和音乐[11](P203-230）。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卢西奥·鲁索认为，现在人们广泛传播的“古代科学”（Ancient Science）有三个特征———不知道实验方法，是一种推测性的不关心应用的认识形式，以及创造了数学但不是物理学，是错误的，事实上在古希腊，都可以找到这些论断的反例[11](P197-202）。
卢西奥·鲁索的上述论断及其论证值得商榷。不能说古希腊不知道实验方法以及应用了实验方法，但是当时是没有实验方法之观念以及实验方法之于科学认识的意义；也不能说古希腊没有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化学，只是这类科学更多地处于初级阶段，不是近代科学意义的；更不能说古希腊没有科学的技术，但是，这样的技术应用并非近现代的科学走在技术前面作为技术创新的基础。
总而言之，这样的一些表现在古希腊或者是个别的，或者是初步的，或者是低层次的，还未达到一种范式的程度，不能把它们作为古希腊自然哲学科学革命的基本组成或特征。至于他所称的“科学革命的其他方面表现”，似乎与科学革命并无紧密关联。
而且，如果有关联的话，可以设想，古希腊自然科学就有了社会应用基础，古希腊自然哲学就可以成为社会的主流，古希腊自然科学革命就可以延续下去而不会中断。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上述论断的不恰当。
分析上述卢西奥·鲁索的观点，其所称的“精确科学”有一定道理。但是，根据卢西奥·鲁索的上述论述，基本上可以断定他所称的“精确科学”更多地属于具体的自然科学学科，而且集中在各个具体的自然科学领域中数学方法的应用。
照此，他的古希腊时期的“科学革命”就不是自然哲学意义上的科学革命，而是数学方法在具体的自然对象认识应用中的革命，是“小写的”科学革命，就此而言，他对古希腊时期科学革命的认识，还是存在欠缺的。
首先，对古希腊时期自然科学的认识存在偏颇。事实上，古希腊关于自然的认识是沿着两种方式展开的：一种是“雅典”自然认识方式，它从泰勒斯就开始了；另外一种是“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的自然认识方式，它起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
由此来看，卢西奥·鲁索所谓的希腊化时期“精确科学”革命，一是缩短了这次革命的时限，二是忽视了另外一种认识自然的方式的革命———“雅典的”自然认识方式革命。
其次，对希腊化时期与现代之“精确科学”的区分不够。根据卢西奥·鲁索的论述，他所称的“精确科学”最关注的并非所要研究的对象，而是研究对象时所运用的理论。这点与现代学者对“精确科学”的定义异曲同工———“考察对象时撇开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而仅仅考虑其数目和几何形状，这样就有了数和形的概念的产生，有了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初步知识，从而使人类有了精确思维。”[12]
事实上，现代之“精确科学”之数学模型的应用在于数学方法与实证方法的结合，而希腊化时期之“精确科学”数学模型的应用则是基于相应的自然哲学，如毕达哥拉斯主义、柏拉图主义等展开的。
再次，没有理解“大写的”科学革命与“小写的”科学革命之区分。从卢西奥·鲁索的陈述看，他主要着眼于“小写的”科学革命，即具体的数学方法在自然认识中的应用，而没有正确认识古希腊时期自然哲学的作用。
事实上，“希腊的天才人物是富于哲学性的，思路是明晰的，并且长于逻辑。这一派人物主要是提出哲学问题。他们问：自然的始基是什么？……这一派人物对数学也很感兴趣……他们头脑里充满了一种酷爱一般原则的热忱，他们要求得到清晰的大胆的观念，并且用严格的推理方法把这些观念加以推广。”[13]
在古希腊时期，自然哲学是最主要的认识自然的方式，它是一种“统摄性原理”（over-arching axiom），规定了有待使用的知识体系。大卫·福特（D.Ford）就认为，科学理论是由概念、命题、定理、原理、统摄性原理所组成，统摄性原理是用作原理的基础命题，陈述了理论的宽泛预设（postulate），并且不能被单一的研究所直接挑战[14]。
舒斯特（John A.Schuster）认为，“古希腊人也创造了众多的技术科学（在这里我确实想使用科学一词）。这些技术科学是探究具体自然的狭窄的、技术性的、专业的领域，希腊人认为，这些技术科学应当不悖于，且受制于某种包罗万象的、系统化的一般的自然哲学。”[5](P71-72）“希腊人把自然哲学设想为提供了一种包罗万象的、系统的理论的哲学，狭窄的具体科学就在这种理论中得以探索。”[5](P72)
如对于天文学研究，古希腊人就是在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宇宙和谐、柏拉图的数学天文学以及亚里士多德的世界等级制的自然哲学观念下展开的；对于物理学研究，与天文学研究有所不同，古希腊人是在亚里士多德自然内在目的论的框架中进行的。
相较于那一时期的具体的自然科学认识，总体性的、普遍性的、抽象性的自然哲学占据主导地位，由它统摄性地规定着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
在那时，天文学、物理学等具体的自然科学，并没有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如光学、静力学、声学、解剖学等并没有充分发展，自然哲学作为研究天上的世界和地上的世界本质的权威和制度化了的框架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从何而来所谓的希腊化时期“精确科学”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