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判处凌迟极刑的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大逆不道和拦路抢劫的盗匪，大逆不道也包括不同形式的对三纲五常的侵犯，比如晚辈对年长辈、仆人对主人的谋害行为；二是杀害其他家庭中的三人或三人以上；三是不人道的罪行，比如古书中常记载的“吃人”或诸如采生折割的巫术。
采生折割是乞丐为了赚钱而残害孩子的一种手段
在清朝，第一种情形是最多的，无非是由于违反纲常秩序而被判处的极刑，比如有人统计过清朝的凌迟案例，其中八成是伦理悲剧，比如杀夫、晚辈杀害长辈、弑父和弑母。此外还有不到一成的比例是仆人弑杀主人或者奴隶奴隶弑杀奴隶主。
不同于西方的定义，在清朝弑亲是一个范围更广的范畴，涉及远亲，也包括奴隶和仆人对户主的谋杀或谋杀未遂。
清朝凌迟极刑场景
在所有凌迟案例中，弑父弑母的比例，仅次于对长辈的犯罪。而家奴与主人之间的冲突数量逐渐减少，特别是在晚清时期，几乎消失了。
然而，清初的情况可大不相同，奴隶因杀弑主而被凌迟的占比将近一半。后来，在清朝中期，谋杀主人案的占比逐渐减少。到了清朝的最后三十年，主谋杀人案下降到不几乎忽略不计。
而同时，因杀夫罪的凌迟处刑占比逐渐上升。凌迟判决反映了家庭内部结构关系的变化，从以奴隶对主人关系为主转变为以夫妻关系为主。
杨乃武与小白菜
随之，清朝女性被凌迟的比例波动较大，顺治时期女性占将近三分一，康熙时期下降到几乎忽略不计的比例，而除了这两个时间段以外，被凌迟的女性比例的波动中枢10%到15%之间，在咸丰和同治时期没有妇女被凌迟。而清朝最后30年里，妇女凌迟的比例达到四分之一，是由于杀夫罪在凌迟判决中的比例上升所致。
在清朝凌迟犯人中，女性占比达到两成。而在同时期18世纪的伦敦，被执行极刑的妇女占比不到10%，显示清朝凌迟中女犯的占比是偏高的。
18世纪欧洲处决女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