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1年10月13日，辛亥革命5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
这一天，礼堂聚集了一大批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前辈及各界人士，然而，溥仪的出场还是让在场记者的镁光灯闪了起来。
溥仪进场后左瞧右看，突然看到一个看上去挺眼熟的白发老翁，仔细辨认过后，溥仪不淡定了，他走上前，“奇遇啊！奇遇！”
这名白发老翁叫做鹿钟麟，他曾是将溥仪从紫禁城赶出来的冯玉祥麾下第22旅的旅长。
鹿钟麟逼宫
1924年10月22日晚，鹿钟麟的22旅进入北京，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便占领了北京城的各个城门、车站、电报局等要害部门。
11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正式确定了驱逐溥仪出宫的相关事宜。第二天一早，领了任务的鹿钟麟便出发前往紫禁城。
进入神武门后，鹿钟麟刚好碰到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他便向对方告知了来意。
绍英提出要看正式公文，鹿钟麟拿出来交给他，“根据修正条件，宣统的帝号立即废除，限于当日迁出紫禁城，交出玉玺，政府将派员点验宫中的公私物品。”
绍英无法接受，他质问鹿钟麟，“你不是鹿传霖一家的吗？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
原来，鹿钟麟的父亲鹿传霖曾做过溥仪的老师，算是有些私情，但鹿钟麟依旧公事公办，
“我们来此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恰恰因为来的是我，换了别人，你们就休想这样从容了。”
绍英却并未理解鹿钟麟的好意，他反倒“不平”起来，“我大清入关以来，宽仁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怎么能这样办呢？”
这一番话直接把鹿钟麟惹火了，他瞪大双眼，怒视着绍英，
“清兵入关日来的‘扬州十日’（史可法率领扬州人民阻挡清军南侵守卫战失败之后，清军对扬州城内人民展开的屠杀）和‘嘉定三屠’（清军攻破嘉定后，清军三次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百姓是不会忘记的，现在群情激愤，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了，宫外已经布满军警，气势汹汹，就要动手了。”
绍英无言以对，他只得接过公文，转交溥仪。溥仪看了公文后，和自己的嫔妃们召开了个“御前会议”，并一致认定：宫内所有物品均属于爱新觉罗私产，不能由民国政府点收，因此，需要花费些时间才能全部迁出。
绍英把溥仪的话带给鹿钟麟后，他同意了暂缓一两天迁出所有物品，但是溥仪本人，必须今天出宫。
鹿钟麟的话带到溥仪那后，溥仪仍抱着侥幸心理不愿意马上出宫。正好，有两位老太妃说细软财务太难收拾不愿离开，溥仪就拿她们做了挡箭牌，让鹿钟麟通融通融。
这么一拖便拖到了中午，鹿钟麟有些没耐心了，他心生一计，对随行人员说，“快去告诉外面的兄弟们，时间虽然到了，但事情还在商量，先不要着急开炮！”
听到鹿钟麟这么说，绍英吓坏了，赶紧跑去汇报溥仪，“再不搬，鹿钟麟就要开炮了！”
溥仪果然吃硬不吃软，他一改刚才不慌不忙的态度，赶紧通知宫女太监收拾细软。大家忙成一团四处乱跑，溥仪则召开了第二次“御前会议”，讨论出宫以后该去哪里。
商量过后，大家决定先去位于什刹海北河沿的醇王府暂住，随后，溥仪派出内务府前去布置。
接着，他带着皇后、淑妃一行走出皇宫，鹿钟麟见溥仪出来了，走过去问他，“今后你是想做皇帝，还是做国民一份子呢？”
溥仪回答，“当然是国民一份子。”
鹿钟麟点头，“既然如此，我们当然会予以保护。”
下午4点，溥仪坐上了国民军司令部准备好的车，鹿钟麟的车开在最前面做前导，溥仪紧跟鹿钟麟后面。
车辆缓缓驶出神武门，清帝入住紫禁城260年的历史终于落幕。
溥仪特赦
溥仪入住醇王府后，担忧和恐惧并没有消失，门外整天有冯玉祥的军队在看守，他觉得自己随时会被一枪崩了脑袋。
况且，这时候的溥仪还未放弃他皇帝的宝座，他盼着有朝一日能够“复号还宫” ，刚好，身边的老臣们给他出主意，建议他先离开醇王府，摆脱冯玉祥的看守。
于是，11月29日，溥仪在庄士敦的安排下，坐上了开往日本大使馆的汽车。在这里住了3个月，溥仪被卖国老贼和日本鬼子哄得团团转，他复辟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
1925年2月23日，溥仪扔下皇后淑妃，独自一人去了天津，当晚，他便住进了日租界的“张园”。
他开始与日本人频繁接触，“九一八”以后，他想要依靠日本的势力恢复祖业，还派人去到东北，见了日本最高统治者内田康哉。
溥仪的主动给了日本侵华一个完美的借口，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就表示，“日本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想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11月，溥仪趁着天津局势混乱，在日本人的护送下，坐上了开往旅顺的船，随后，他被日本人软禁起来。
大门外永远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溥仪心惊胆战地过了3个月，终于等来了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说让溥仪在新国家执政，溥仪说什么也不干，非要当皇帝，第二天，板垣征四郎告诉他，若是不接受，溥仪就会被当做敌人看待，于是，溥仪妥协了。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首都设为长春。在来到长春站的时候，溥仪受到了热烈欢迎，顿时让他找回了当皇帝时“呼风唤雨”的感觉。
然后，溥仪这个名义上的假皇帝便在长春过起了自欺欺人的日子，直到1945年8月，苏联正式向日本宣战。
第二天凌晨，苏军便进攻了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声过后，日本人提出让溥仪迁都。
最开始，溥仪不太愿意，但对方一说苏联人来了，第一个杀的就是溥仪，怕死的他立刻就答应了。
8月11日，就像1924年从紫禁城逃离一样，溥仪命人整理出60多个装着珠宝字画、稀有药材等奇珍异宝的箱子，准备一并带走。
不一会儿，日本人的车来了，他们稀里糊涂把箱子扔上车，然后扬长而去。到了临江以后，溥仪发现箱子只剩30来个了，剩下的全部无影无踪。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自然也不复存在，溥仪的傀儡戏也终于宣告结束。
三天后，溥仪的专机刚来到沈阳，正准备逃亡日本的时候，他便被苏联红军俘获了。
一个小时后，飞机起飞，只不过，溥仪飞往了苏联赤塔，他的牢狱生活正式开始。
1950年7月，在苏联被关了5年的溥仪被遣返回国，坐在列车上的时候，溥仪和大家议论纷纷，列车的窗户上贴着报纸，看不到外面，他也不知道这一趟何去何从。
到了抚顺，列车停下了，溥仪下车一看，周围都是全副武装的战士，吓得差点站不稳。
随后，他们一行人被一辆大卡车送到了一座安着电网、铁栅栏的监狱，据说，这里原来是日本人盖的，以前还没有暖气，现在有了。
两天后，一行人被分配了监号，根据监号的不同，伙食也有所不同。溥仪是小灶，是这里最好的伙食，不仅顿顿有鱼有肉，吃的还是细粮。
尽管在苏联待了5年，可溥仪的皇帝架子可是一点没扔，他身边一直有为他瞻前马后的臣子，因此平时的生活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来到这里，溥仪首先要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得学会参与集体活动，和大家一起去打扫卫生，还得学会自己吃饭，自己穿衣。
基本生活搞定之后，溥仪参与了劳动课，因为战犯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所以，他们的劳动只是简单的糊纸盒。
劳动时间一般只有晚上的2个小时，定额也只有二三十个，并不算多。可溥仪还是完成得很艰难，他的产品一向是最次的，连合格线都够不着。
当时，和溥仪一个组的，也是爱新觉罗家族的，过去，这人见到溥仪是“皇上圣明，奴才该死”，如今看到溥仪笨手笨脚，他气得大骂，“我看，你这人就是个废品。”
这话把溥仪气得病了半个月，还是所长找他谈心，才让溥仪气顺了点。
后来，管理所开始号召大家写自传，这时候，溥仪的思想已经完成了转变，所以他主动交代了不少和日本人勾结的事情。
1954年后，管理所稍微放宽了一些限制，大家能够窜门聊天了，还有自由活动时间，可以下下棋、打打球、听听广播、看看电影，甚至还允许和家人通信。
溥仪很快就和自己的弟弟妹妹们联系上了，不久后，载涛带着三妹五妹来到管理所看望了溥仪，他说自己是奉毛泽东之命来的。
原来，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载涛，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他，“据说溥仪改造得很不错，现在可以探视了，你们应该去看看嘛。”
于是，载涛带着三妹五妹来了。这次见面，让溥仪感触很深，自己的妹妹们，过去也是金枝玉叶，如今，她们露出自信的微笑，自食其力地生活着。
这之后，溥仪对于改造就更积极了，1957年新年，大家准备编排些节目，热热闹闹地过个年，溥仪还参与其中，扮演了个议员。
这是他第一次登台演出，效果还挺不错的，让溥仪对自己有了些信心。
1959年12月，首批特赦战犯大会上，溥仪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一位。据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拿到特赦名单后，大手一挥，“要特赦，就要先特赦皇帝，中国共产党有这个气魄！”
一笑泯恩仇
12月9日，溥仪回到北京，住在五妹家中，妹妹提醒他，如今他已经是新中国公民了，需要先给自己上个户口。
第二天，溥仪在妹夫的陪同下去到派出所申请办理户口，他恭恭敬敬地将特赦通知书递给民警，对方问了他几个问题，很快，他便是有户口的人了。
后来，周恩来专门找到他，问他以后的规划，溥仪说自己对医学挺感兴趣的，可周恩来思考过后，觉得不太妥当。
以溥仪的身份，若是治好了当然没什么问题，若是治不好，影响和后果就不太好了。
还有人提议让溥仪去紫禁城工作，反正以前还是他们家，熟得很。这一建议又被周恩来否决了，溥仪若是去紫禁城上班，一定会引起游客围观，对溥仪不好。
思来想去后，周恩来安排他去了北京植物园，1960年2月16日，溥仪拿着介绍信来报道了。
当时，溥仪还有些忐忑不安，他怕大家因为自己的历史过错而歧视自己，没想到的是，大家不仅没歧视他，还在生活方面蛮照顾他。时间长了，溥仪待得也挺舒心。
来之前，溥仪对植物一窍不通，再加上他手笨，经常在削插条的时候，把手弄伤了，好在他愿意学，不仅不喊疼，还自己做了笔记，进步也挺快。
这里的人对他没什么皇帝滤镜，熟悉了之后就开始跟他开玩笑，有人管他叫“皇帝”，溥仪还会不高兴，他觉得现在的自己已经是公民的一员了，和大家一样。
有时候，他还会给大家讲讲自己小时候的滑稽事，讨论历史典故或是建筑细节，若有人跟他持相反观点，他就会特别激动，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倔老头。
1961年春天，溥仪要离开植物园了，周恩来为他安排了新去处，工资也从60元涨到了100元，可溥仪舍不得离开，他写信表示，自己是真心留在植物园的，不想去新的地方。
当然，溥仪的申请没有通过，带着不舍和未知，他去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做了文史专员。
这里的日子并没有溥仪想的那样可怕，一年后，他的弟弟溥杰也来了，他们两个成为同事。
而且，溥仪也交到了其他朋友，在简单的生活中，溥仪看淡了曾经万人之上的虚荣。
1961年10月13日，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座谈会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受到邀请的溥仪也去了。
到了之后，溥仪看到了一个令自己不敢相信眼睛的人——鹿钟麟竟然也来了。
溥仪握着他的手说，“今天你看到的，不是从前的溥仪，而是新生的溥仪。”
鹿钟麟也很高兴，还把他引荐给熊秉坤。要说熊秉坤是谁，1911年10月10日，他在武昌发动起义，是“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人。
如今，这三个身份、经历截然不同，却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放下了过往的恩恩怨怨，一笑泯恩仇了。
鹿钟麟问溥仪，记不记得在1924年时，自己曾问他是要做皇帝还是做百姓。溥仪哈哈大笑，
“当时我说要做百姓，其实，老实说，那时心里想的不是那么回事。”
座谈会临近尾声的时候，有人提议让三个人合照一张，留个纪念。熊秉坤和鹿钟麟坚持让溥仪坐中间，溥仪笑呵呵的坐过去，一手一个，三个人拥抱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