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清朝人口增长完全是靠由美洲引进的高产作物，算是一个很古早且有传播甚广的谣言了，其根源是早年间史学界对史料的研究不够深，为了解释清季人口激增的情况，提出了这么一个假说，将清朝的人口增长完全归功于美洲的作物。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十分不全面的，过高了估计了美洲作物在清代的作用，虽然清代对于美洲作物的占比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随着对民国档案的研究，发现哪怕是到了进一步推广美洲作物的民国，这些美洲作物占全国粮食比重也是相当有限的。
而在当下网络上存在着诸多对清朝存在偏见的声音，他们喜欢无视清朝政府自身对人口贡献的努力，将清朝做出的一些历史贡献全部归结于运气，也就是大航海时代带来的美洲作物，这里就从各方面说一说美洲作物的真实作用。
清代的美洲作物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高产
在现代，我国的玉米的产量能达到每亩千斤以上，番薯更是达到了四五千斤的水平，这也是很多人眼中美洲作物高产的由来，然而这个数据是近现代经过科学育种后的产量，并不是清代的数据。事实上在近代育种技术改进之前，美洲作物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高产，因为清朝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好在不久后的民国留下了很多数据，我们看一张民国时代对各种主要粮食产量的统计表。
玉米的产量在民国时是每亩一百八十多斤，这个数据是远不及在普遍超过三百斤的水稻，大致跟高粱是一个水准。而番薯的产量虽然高达每亩千斤，但是稍有农业常识的都知道，番薯含水量太高，是必须要晒干去水后折合成原粮的，在民国时代，早期以四比一的方式折算原粮，后来更是认为折合原粮要五比一。
换言之，清代番薯的产量折算之后大约在每亩二百到二百五十斤，而不是一些人以为的那样，看见纸面数据一千斤，就以为这一千斤产量跟一千斤稻米或者小麦粉是等效的。
至于另一种高产粮食马铃薯，马铃薯在清代大范围推广得很晚，一直到道光朝开始才常见于各地的方志当中，此时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四亿了，显然，在清朝人口增长它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就重要性来说，马铃薯一直近几年我国才把它纳入主粮，而在比清朝稍晚民国时代,它都不属于主粮，甚至民国对主要粮食产量的研究中根本就无视了马铃薯。
可以看到，在1914年，玉米+番薯占据当时粮食总产量只有7％，而在民国进一步推广美洲作物之后，到了30年代，玉米+番薯大约占据10％。那么倒推回清朝，这个数据只会更少。
事实上有清一代留下的粮价以及收租的资料中，都极少极少见到关于玉米、番薯的，要知道田租对于封建国家可谓是最重要的税赋之一，对于封建地主也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这里总不能说清政府和清代地主都是大善人，故意不收吧？
而商品粮价格同样是最重要的食货数据之一，在清代同样罕有留下关于美洲农产品的价格，这说明在市场上这些粮食的流通也很少，以至于这个价格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价。
事实上，清代美洲作物的最大作用还是在于救灾，因为玉米中一些早熟品种70天就能成熟，对于救荒可解燃眉之急，而玉米、番薯可种植于山地，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耕地开垦提供了空间。
美洲作物不仅仅是带来粮食增产，烟草也占用良田
在提到美洲作物时，很多人好像只提及玉米、番薯等粮食作物，却忘了烟草这一经济作物。烟草在明代传入我国后很快就在全国范围传播，因为烟草目前认为有三条传播路线，一是福建人从吕宋携归烟种种植，之后传入广东与浙江，二是直接从南洋地区传入广东，三是由日本经朝鲜半岛而入辽东。
因为同时有多处传播，导致吸烟的习惯在全国快速传开，康熙年间汀州府出现了“八邑之膏肤田地，种烟者十之三四。”有些地区已经是“与农夫争土而分物者已十之五。”因为许多国人有了烟瘾，也就导致种烟草的收益明显高于种粮食，自然就会抢夺粮食作物的田地。
乾隆年间方苞上述乾隆说到现在国家粮食浪费的问题，提到每年西北各省因为酿酒消耗的粮食是千数百万石，南方十省消耗也有千余万石，烟草“所减之粟米较之烧酒所耗亦十分之六七。“换言之因为种植烟草导致的粮食消耗，每年都有一两千万石。
正所谓不要只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美洲作物的到来并非只有正收益。
清代人口增长是源于多重因素的综合
前面已经多处论述了美洲作物的作用远没有很多想象的大，甚至还有烟草侵占大量良田的情况。那么我们说清代的人口增长源于什么呢？答案是多重因素的综合造就的，其中一大原因是清政府的各项政策。
清代鼓励到山地开垦，而新开垦的零星田地可以免征税赋，这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试想这些零星土地如果还照常收赋，那本身收益就很低，农民自然就不乐意去了。仅仅广东一省，自乾隆十年至二十二年间，就查出或报垦各色免赋荒地约13万余亩。
开垦之外，明代以来中国治水悄然发生了变化，从以前的官方治水，逐渐变成了社会共治，也就是水利不仅仅是主要由官方出面，民间自发的小型水利数不胜数，乾隆五年，直隶总督孙嘉淦奏报称”核计全境应举水利兴筑者523处，其中需动拨官帑者52处，余下俱系民修“。安徽巡抚陈大受安徽全省需要修缮的200余处水利紧要工程中，除长沟大渠需官为经理，此外均由民间出力。而清代的财政状况要远好于明代，于是就形成一种官方出面修缮民间无力承担的大型水利，而民间则自主自发的进行小型水利工程，这可谓是一种相当良性的局面。
同时由于很多人着眼于所谓的美洲高产作物，清代对传统农业的成就就被很多人忽略，其中清代一个重要的成就便是双季稻的成功推广。
虽然双季稻古以有之，但有和推广是两个概念，长江流域的方志查到有51个县有双季稻种植的记载其中只有二个县是明代开始种双季稻，其他49个州县都是到清代才有记载，而在福建第一次记载双季稻的35个县的方志中明代有12个，而清代有23个，广东61个县有记载双季稻中，其中明代1个清代的60个；广西19个县有双季稻记明代也只1个，清代有18个。这些数据已经很明确的表示，双季稻是在清代才得到了大范围的推广，而双季稻的产量比单季要高百分之五十以上，这种程度的提升，不比那零星的美洲作物要来的实实在在吗？
而除此之外，三熟制就完全是清代发展起来的一种耕作制度，包括有三季稻、稻稻麦、稻稻菜、稻稻烟、烟稻瓜、稻豆麦等多种三熟制的种植方式。同时高中生物课本提到过我国古代对于生态农业的探究，即“田面种稻、水体养鱼、鱼粪肥田，稻鱼共生、鱼粮共存”，虽然最早的记载始自明代，但大面积的推广同样完成自清代。
事实上就连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也认为，18世纪的清代农业水准已经达到了“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