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宰白鸭案件，这就要从一个故事说起，在清朝嘉庆年间，福建的一个大牢内关着一个死囚，年龄16岁都不到，看上去骨瘦如柴，脸上也是稚气未消，他进监狱的原因是犯了命案，而且还是用残忍的手段将被害人杀害。衙门里的审讯者觉得案件有些不同寻常，便连续审问此少年，哪知道少年每次口供都是一字不差，像是在背课文一样。审讯者看出里面有猫腻，于是好心开导少年，少年这才哭泣地说是冤枉的，自己就是只白鸭。原来在当时的福建，许多富豪犯了命案，就会出钱让贫困者顶罪伏法，称之为宰白鸭。然而这起案件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在整个清朝时期，宰白鸭可谓是屡禁不止，其内容也是丰富异常，笔者为此做了一个简要分析，来说说清朝源远流长的宰白鸭史。
首先，哪些人会去做白鸭
宰白鸭交易要完成，自然离不开白鸭。白鸭仿佛串联电路上的一个开关，即使诸如贿嘱者、说合者、贿金等元件均属齐备，没有白鸭这一关键要素，通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一般而言，按照寻找顶凶者的时间划分，有两种情况，一为常见的事后贿嘱，二为宗族械斗中常见的“预先敛费”。而贿嘱者首要关注的目标群体，则为穷苦之辈。
这些人中，一部分是甘愿受幸以便留下“香灯钱”的贪财白鸭，另一部分则是身不由己、牺牲一人换取全家性命，比如清代奇案里著名的王小山案件，此类人群贿买的主要筹码就是钱财，也可称之为一笔生意。除钱财外，道德伦理亦是寻求顶凶者的重要武器，清朝诸多亲属顶凶案件均属此类，他们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均受缚于封建伦理这一枷锁中。
诱骗亦是白鸭交易得以完成的重要策略，比如晚清著名的王树汶案件就是个典型案例，王树汶在“并未被告知抢劫情由”的情况下，被诱骗顶替胡体泼，奸邪之人告知其承认自己是胡体泼则会无事。王树汶信以为真，直至即将行刑之际才知被骗，临刑呼冤，才被救下刑场，导致案件重审。然而更多的情况下，被诱骗顶凶之人并非如这般幸运，糊里糊涂便送了性命，由此可见，在清代诱骗白鸭的成功率还是很高。
白鸭的受益人，也就是始作俑者
宰白鸭的主要受益人，也就是凶案的始作俑者。他们急于逃脱法律的制裁，就会使出浑身解数撇清自己与凶案的关系。若有可能，就会通过毁尸灭迹让案件扼杀在摇篮之中。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成功掩盖，一旦案发，凶手亦会考虑通过买通官府乃至受害者家属的方法，将案件阻止在官府受理之前。通过这样的暗箱操作，命案依旧，但性质已大为不同，他杀转为自杀或意外，最终真凶也可逃脱法网。
但若是前述两个阶段均未把握，亦或是未能成功，凶手便把目光转向了白鸭。对于有钱人来说，钱财便是他们交易成功的重要筹码。但对于潦倒之人而言，交易难度便加大了数倍。他们或是主动投案，寻求宽减；或是寻求亲友帮助。然而在性命攸关之际，很少有人愿意舍己为人，不求回报，故而家庭、宗族的道德绑架便成为推动宰白鸭完成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宰白鸭成功，原犯罪者也不是最后的赢家，他也许能够成功逃脱法律的制裁，苟且偷生，但他也许会一辈子生活在愧疚与悔恨中，艰难地偿还欠下的命债。在宰白鸭交易中，悲剧永远是最主要的基调。
宰白鸭也能让受害人家属获益
对于受害者家属而言，斯人已逝，已成定局。若真凶落网，最终得以偿命，对于枉死之人而言，必定是极大的慰藉，但对于受害者亲属而言，失去亲人的命运已无从改变，这些家庭中，或是失去了维持生计的“顶梁柱”，难以为继：或是失去了绵延香火的子嗣，后继无人。虽然正义得以伸张，但于事无补。
而白鸭交易则为其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和经济上的补偿。无论如何，始终有一人为其枉死亲属偿命，虽然对象并非凶手本身，但也属一种替代性的复仇。在有些社会，复仇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凶手本身，尤其是在以家族为社会单位，个人完全隶属于家族的社会，复仇的对象其实是凶手的整个家族，而同样，肩负复仇责任的主体亦包括受害者的整个家族，家族、宗族间的械斗便多由此引发。除此之外，复仇对象的广泛性，亦可以解释部分受害者家属接受原犯罪者的亲属代为白鸭的情况。
在贿买白鸭的交易中，受害者家属是贿买者需要扫除的主要障碍，这种以钱赔命的交易对受害者家属而言也许并不吃亏。他们需要做的，仅是指证顶凶之人为正凶，如道光四年广东巡抚咨文中提及的沈阿敌冤案，受害人亲属谢杨氏、谢谦炳、谢有赞各听从凶犯及犯母贿嘱，捏指沈阿敌等为正犯。更有甚者，只需乖乖闭嘴不生事即可。所以很多情况下，这种交易就以秘密的形式成功完成，若大家都兑现承诺，则这起命案就此尘埃落定。但若有一方毁约，尤其是贿买一方不按约定给予贿金，则案发便不可避免。
普通百姓做白鸭的无奈
清代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状况，我们已经无从准确知晓，但通过一些流传下来史籍资料，我们可以窥见一些人的生活，已经困窘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有些时候，“家徒四壁”已是幸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描述的群体更是不计其数。清代民众所处的社会环境较明朝相比显得更为恶劣，彼时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使得普通民众对本就有限的资源更加求而不得。根据文献上统计的数据，到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已接近三亿，及至道光中叶，人口继续激增，甚至突破了四亿大关。
在这般经济萧条却人口爆炸的大背景下，大量的无业游民出现在社会上的各个角落，普通民众己是自顾不暇，自然也无从接济这些流离失所的贫困者。美国学者孔飞力的《叫魂》一书中所描绘的那一场冲击整个清代社会，使百姓为之惶恐，使官员为之寝食难安的危机，其最初的导火索亦是这经济下行、人口上行的大环境下四处流浪的无业游民。然而，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并非所有的人都饱受煎熬，穷人不得已卖掉自己的土地来维持一时的生计，富人却伺机大量低价买入土地，致使土地兼并的进程犹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社会财富集中到了本就富庶的家族中，对于贫民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三十九回中便借刘姥姥之口道出了当时令人咋舌的贫富差距：“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的了”。
富人家一顿的餐食花费，竞己达到普通民众一年的开销，如此也就可以理解富人贿买白鸭的底气和穷人以命换钱的无奈了。在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之下，富人有钱，穷人有命，命案发生之后“以钱买命”的交易大有市场。甚至还有受害者在奄奄一息之际主动向正凶提出“以钱卖命”的交易请求的情形。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张福与里豪争路，被里豪推搡坠至桥下，因河面结冰，摔伤至顿骨破裂，奄奄一息。后张福主动找到里豪，言之曰：“君偿我命，与我何益？能为我养老母幼子，则乘我未绝，我到官言失足坠桥下。至张福死后，里豪并未守约，张福之母控告于官，然而张福生前有所供诉，有据可凭，无法翻案，最后里豪因马惊坠桥而亡。这在那时候人们看来，是因为里豪未能遵守与张福的约定而遭到的报应，故事的结局可谓大快人心，也很符合因果报应。遗憾的是现实里的里豪之流则不一定会遭到天谴，甚至因为购买白鸭顶凶而一劳永逸，不禁令人唏嘘。
清政府对宰白鸭案件却异常宽容
清政府纵容宰宰白鸭，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但真实情况就是这样。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大清立法依旧延续的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法律，首要保护的利益不是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普通民众的利益，而是占支配地位的统治者的利益。在统治者看来，法律不是保障私法意义上的个体权利，而是作为统治者维护统治、消除一切威胁因素的工具。
总而言之，封建社会制定制定法律就是以维护统治者政权稳定为主要目的。譬如清朝时期多如牛毛的宰白鸭案件，官方对于该类罪行的应对具有一定的消极性、被动性。在道光以前，官方仅仅对其进行普通的干预和调解，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倾向，仅以“和稀泥”的态度企图“不了了之”，甚至可能出现因犯罪人数众多而以“法不责众”为借口置之不理的情况。
然而到了道光年间，南方六省的宗族械斗愈演愈烈，几乎处在失控的边缘，清政府逐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着手制定专门条例加以规制。此后针对宗族以族产贿买他人顶凶，企图规避主谋为首之人罪责的情况，除对参与宗族械斗并预先敛费或是事后贿买顶凶的主犯严纠定拟外，若处在案件把关的最前线之族长、乡约不能指出白鸭的幕后黑手，也要会被一同治罪。虽然如此，这一立法最终的适用范围也极为有限，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及至清代灭亡之时亦未能推广至全国。
究其原因，该类案件的地域局限性决定其对统治者政权威胁的有限性，且宰白鸭本身对清朝政权的威胁远不如聚众抗税、逞凶殴官等事件来的厉害，故官方并未对此予以更多的关注。
正如学者孔飞力在《叫魂》中对“叫魂”这一行为一针见血的指出，对于皇帝来说，其最在意的并非“叫魂”行为是十恶不赦妖术，对百姓个体产生了巨大伤害，而是“叫魂”行为所造成的聚众
事件的潜在危险，关系到其政权的稳定与安全。
无论是因削发造成的身体伤害或是因妖术造成的精神恐慌，无论是“叫魂”行为的“谋反”或是“惑众”倾向，都不是最终的落脚点。统治者的担忧很直白，就是要稳定政权，而前文所提及之宗族械斗亦是如此，在处理此类案件之时，“聚众”才是官方首要考量的标准。“一二十人以上”、“三十人以上”、“四十人以上”被严格区分，参与械斗的人数越多，对应的处罚也越重，这就体现出清朝统治者对可能威胁政权的一切事物产生恐惧和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