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闵妃是清末及朝鲜王朝末期的实际掌权者，她们的掌权几乎贯穿两国近代史，其政治举措也对中韩近代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不仅如此，她们以后宫女性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更是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
家世及经历
慈禧与闵妃都处于封建王朝末期，且都从后宫走到了前朝，成为了对国家命运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政治人物。
这样的两位女性人物在家世背景以及后宫经历上表现出了高度的相似性。
首先，她们都出自名门大族，慈禧出自叶赫那拉氏，闵妃出自骊兴闵氏。慈禧和闵妃的参政都属后妃干政，因此成为后妃是一切的前提。
中国和朝鲜在历史上同属儒家文化圈，共享着同样的文化内核，奉行着“家天下”的制度。而后妃是实现“家天下”制度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专制皇权的产物。从本质上来说，后妃是皇权的附属品，也是皇权的部分体现。
所以在进行后妃的遴选时，后妃背后的势力相较于后妃本人而言其实是更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当然，没有家世没有背景的后妃也是存在的，但绝不是主流。换而言之，出身名门给了两者被看到的机会，是两者叩开宫门的敲门砖。
其次，她们虽出身名门，但其家族中并无权臣当政，因而名贵势弱，家境也不算特别富有。
如，慈禧之父发迹于笔帖式，在慈禧入宫之时为正四品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又如，闵妃之父做过义禁府都事、司仆寺主簿、掌乐院佥正等小官，被任命为荣川郡守后不久就因病重去世。
可见，二者父亲的官职虽然不算特别低微，但也并不是朝中核心。
这一相似点的存在相较于前一点而言更具偶然性。
因为闵妃被选为王妃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父亲的去世和家族的式微是大院君自以为能够掌握她，防止外戚干政的要素。
但就慈禧而言，在咸丰帝选妃的时候并无这样的考虑，所以比她家世更为显赫的慈安能够成为皇后。
虽然家境对二人入宫的影响有所不同，但相似的经历却给了二者同样坚韧的心性，使得二者都能从后宫脱颖而出，更是进一步成为了活跃在政治舞台的人物。
再次，她们入宫后的经历也颇具相似性。咸丰帝在位时有妃嫔数十人，他对于这些妃嫔都有过一时宠爱，但并不存在专宠。
与慈禧同年入宫的慈安、丽妃都很受咸丰帝宠爱。而闵妃虽然一入宫便是王妃，但在前期备受高宗冷落，地位也始终受到生下长子的尚宫李氏的威胁。
虽然二者未得专宠，但后宫经历使得二人的政治素养得到了培养，相关知识也得到累积。慈禧因代咸丰帝批阅奏折而对政治局势有所了解，并在逐步累积中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为其后来掌握大权奠定了基础。
而闵妃因不受宠而钻研书籍，累积了知识也提升了自己的政治素养。
后宫经历给了两者一定的权力地位，也培养了二者的政治素养，成为了二者能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成为国家实际统治者的重要因素。
参政背景
慈禧与闵妃在参政前所处的政治环境也十分相似。
首先是当时的清王朝和朝鲜王朝皇室都存在子嗣单薄，后继乏人的问题。慈禧太后于咸丰帝时期入宫为妃，在末代皇帝溥仪继位后去世，共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
1861年，咸丰帝于承德避暑山庄崩逝时，膝下只有6岁的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帝）一子和固伦荣安公主一女。在这样的情况下，6岁的同治继位很容易出现皇权旁落的情况，咸丰帝也是基于这样的忧虑，一方面任命八大臣辅佐，另一方面又放权给两宫太后。
也正是基于此，慈禧才有了参政的可能。
1875年1月12日，19岁的同治帝驾崩，因其无子无女，咸丰一脉已经断绝，所以当时年仅4岁的载湉（咸丰帝异母弟奕譞与慈禧胞妹之子）被过继到咸丰一脉，登基为帝。
而光绪帝载湉逝世时也同样无子无女，过继了奕譞第五子载沣年仅3岁的儿子溥仪，继位成为了中国最后的一位皇帝。
可以看到，慈禧太后掌权期间显著的特点是皇室子嗣凋敝：咸丰帝仅有一6岁幼子和一女，而同治帝、光绪帝和宣统帝一生子女皆无。此外继位者年幼，无施政能力这一特点也进一步促成了她的掌权。
闵妃参政时的朝鲜王朝也是如此。朝鲜高宗李熙本身是王室的旁支，由于哲宗李昪无嗣而薨，李熙才有可能登上王位。高宗即位时只有12岁，实权掌握在其父大院君李昰应的手中。
在此之前，朝政是由外戚安东金氏把持的。为巩固王权，大院君在为高宗选王妃时有如下的考量：
一、无外戚专横之忧；二、顺从自己，不干预政权。
这样一来，自幼丧父，家族势弱且亲近大院君夫人的闵妃成为了最合适人选。成为王妃是闵妃参政的关键，也是她走向政治舞台的第一步。王位继承人的缺乏使得高宗得以继位，这是闵妃能掌权的必要因素。
此外，王室子嗣凋敝，王权旁落安东金氏，而大院君又极力巩固王权。安东金氏和大院君的矛盾也是闵妃可以从大院君手中夺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清王朝和朝鲜王朝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这为后妃取代软弱无能的国王参政创造了良机。
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的签订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与司法、关税等主权，中国从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而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领土又遭进一步劫夺，外国侵略者借此从中国攫得了大量权益，并且加紧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文化侵略。
与此同时，因战争耗费大量军费，人民的负担不断加重，洪秀全领导的规模巨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也爆发了，更是在1856年大败湘军，进入军事上的全盛时期。闵妃所处的时期也与此相似。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强力地冲击着东亚朝贡体系，朝鲜也开始暴露在国际视野中。
在法国的“丙寅洋扰”、美国的“辛未洋扰”相继失败后，最终由日本通过“云扬号事件”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隐士之国”的大门。
而这一时期大院君为巩固王权，倾尽全国之力重修规模宏大的景福宫，使得当时朝鲜民穷财尽，怨声载道。加之大院君执政后开始起用南人等其他派系，威胁到了老论派的利益，而撤闭书院等举措又损害了儒林士大夫的利益，朝鲜国内各方势力都在暗中涌动。
闵妃正是利用了各个势力的矛盾，将与大院君存在利益冲突的群体收入自己一方才有可能从大院君手中夺取朝鲜王朝的实权。
总之，
清王朝和朝鲜王朝皇室子嗣单薄，国王年幼无能而没有实权是慈禧和闵妃能够参政的直接原因。
因为国王需要支持和辅助，而慈禧和闵妃作为依附皇室的女性，一方面本身就是皇权的一部分，符合正统的皇权思想，另一方面作为女性，颠覆政权的可能性较小，不会威胁到皇位，是相对合适的人选。
同时，内忧外患的大环境是慈禧和闵妃可以参政的助推力。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家的命运是更为重要的关注点。
当西方列强带着坚船利炮打开封闭的国门时，曾经延续千年的传统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无论是慈禧还是闵妃，她们在这场变化中承担的政治责任远超了其作为女性的身份，这才有可能冲破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禁锢，活跃在两国的政治舞台上。
局限性
相似的家世、经历和相似的政治、历史背景使得慈禧太后和闵妃能成为封建王朝末期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而相同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则使得二者迎来了相同的命运。
就阶级局限性而言，慈禧太后和闵妃，一位是清王朝的太后，一位是朝鲜王朝的王妃，她们的利益是依附于皇室的，因而也就不能超越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例如慈禧太后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却强烈抵制与反对戊戌变法。
原因就在于洋务运动主张的是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没有涉及封建制度的改变；而戊戌变法要求变革旧的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
闵妃也是如此，她夺权的契机就是立王世子的问题。为了使自己的儿子当上王世子，她甚至同意以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开港，杀害官员讨好日本，以期日本在定立王世子的问题上对清朝施压。
不仅如此，在她掌权时期任人唯亲，排斥异己，贪污腐化现象严重，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就时代局限性而言，虽然慈禧太后和闵妃具备一定的政治素养，善于权术，但她们都缺乏近代政治家的远见。
面对列强入侵，慈禧太后的态度经历了由“主战”到“主和”的转变，这一界点是中法战争的爆发。在皆有胜负的情况下，法军攻占谅山致使慈禧转向主和。
而镇南关失守彻底使得慈禧对战争胜利丧失信心。
后来，不论是甲午中日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都以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告终。在与列强数次交战的失败中，开始意识到了与列强的差距。
当发现求和可以延缓清政府的崩溃，并且暂时维系自己的权位时，她签下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甚至说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样丧权辱国的话语。
她只看到了眼前的苟安，却没想到将中国推向了更深的深渊。而闵妃在面对列强入侵时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制衡”。
在她执政时期曾多次引入清朝之力牵制日本，而在清王朝败落后又妄图引入俄国及欧美国家势力牵制日本。殊不知搞“制衡”外交也应立于自身力量之上，在国力日衰无力维持自主的历史条件下，整日周旋于列强之间谋生存，无异于与虎谋皮，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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