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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中的改良派，不满足于仅仅“师夷长技”的科技器物方面，而是要求在政治制度方面，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开议院、兴民权。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言论，如郑观应的《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何启、胡礼垣的《新政论议》，陈炽的《庸书》、宋恕的《六斋卑议》等。郑观应早期的思想，带有明显的传统民本意识。他认为在上古三代时期，“列国如有政事，则君卿大夫相议于殿廷，士民缙绅相议于学校。”在春秋战国时代，王权崩溃，宗法解体，诸侯争雄，是否能取得民心是诸侯、大夫保其家国的重要因素。这就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民贵君轻”时代，但秦汉大一统后，君主集权，帝王专制，君愈贵而民愈贱，上下悬隔，如绝地天通。“后世不察，辄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又惩于处士横议，终罹清流之祸。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惟在上之人，权衡自秉，议毕即行；虽绅耆或有嘉言，末由上达。”而要改变这种阻隔，需要效法往古，学习西洋。“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扦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同有可豫期矣。”
郑观应所谓的三代遗风，泰西良法，主要就是议院。其功用在于：“君相君民之气通，上下堂上下堂帘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在他看来，议院的设立，上下之不隔，是政治清明稳定的基础。“故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职，草野小民无能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正是看到了君主专制无法使“家天下”的王朝长治久安。即专制君主往往在其“而要皆创业之始，挟其假仁小慧，笼络天下，以求遂其大欲。守成之主，并此而去之，百计防，维全其权，固其私，为子孙谋，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此所以治乱相寻，无百年而不变。”
由于君主专制的本质为“乃以举国为私产，兆庶为奴隶”，具有自私自利的本性，“专为鱼肉斯民，而天下兆民胥供一人之用”，有违天下为公的民本原则。因此，“不利于民者终不利于君”。而设议院、兴民权，改“私天下”为“公天下”。于君于民皆有益处。郑观应还认为，君民共主之国较之君主国与民主国为优。“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在他看来，议院乃是欧洲立国之本。“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同时也是富强之源，即“合众志以成城，制治国有本也”。郑观应提出君民共主，开设议院的改良主张，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御敌于外。“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升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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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也认为，中西之间的强弱，与政治制度有关：“夫欧洲诸邦，土地不如中国，人民不如中国，然而能横于天下者，在乎上下一心，君民共治。我中国人民为四大洲之最，乃独欺藐于强邻悍敌，则由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清，一人秉权于，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因此，他指出：“中国欲谋富强，固不必别求他术也。能通上下之情，则能地有余利，民有作地，闾阎自饶，盖藏库帑无虞匮乏矣。”对于君主专制之祸害的批判，王韬的与郑观应相比尤为激烈：“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君主专制、大权独揽，作为其帮凶爪牙的各级官吏，也就成为鱼肉百姓的土皇帝。“君既端拱于朝，尊无二上，而趋承之百执事出而莅民，亦无不尊，辄自以为朝廷之命官，尔曹当奉令承教，一或不遵，即可置之死地，尔其奈我何？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骨’吸髓，无所不至，囊橐既饱，飞而飏去；其能实心为民者无有也。夫设官本以治民，今则徒以殃民；不知立官以卫民，徒知剥民以奉官。其能心乎为民，而使之各得其所，各顺其情者，千百中或一二而已。”而西方诸国则不然：“试观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其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王韬虽然否定君主专制，但亦不赞成民主共治，而是主张君民共主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然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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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议院可以富国强兵，御敌于外，并非只是郑观应，王韬等人的认识而已。同时期的宋恕，陈炽亦有相似的看法。宋恕认为学校、议院、报馆“三大纲领既举，则唐虞三代之风渐将复见。英、德、法、美之盛渐将可希矣。”陈炽也认为，泰西议院之法：“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即是孟子所称“庶人在官”者。“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原也”。陈虬在《治平通议》中亦表示：“虬愚以谓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末。”其在《治平通议》序言中表达的观点，代表了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改良派的认识：“泰西各国讲富强，工制造，虽形下而颇进于道，且各国皆设议院，尚深得古人议事以制之旨。通商启而议院开，局遂大变，则时为之也。”他看到工商贸易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兴起，是世界大势所趋。宋恕也认为，中国的君主专制统治迟早要被历史淘汰。“方今之时，群治大进，揆大运而察人事，自赢、刘以降，一君家天下之制，必不能久存于中国，国体之必变不远矣。”
何启、胡礼垣在《新政真铨》中，也表达了民权兴起为时代潮流的思想：“今夫国所以自立者，非君之能自立也，民主之也；国之所以能兴者，非君之能自兴也，民兴之也。”而且，何、胡特别注意到了议会体现出的平等和民主精神：“夫天下公器也，国事公事也。公器公同，公事公办，自无不妥，此选议员开议会之谓也。”因此，“议院议员之法立，则奕世无失德之君，国运之隆，将继继绳绳与民无极矣。”与同时代的改良思想家相比，何、胡不仅提倡君民共治，开设议院，而且宣扬西方近代的天赋人权，批判中国古代的纲常伦理。维新变法前夕，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正式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胡、何在《书后》中批判了前者宣扬的中国之体，即“三纲”之说。指出其来源于礼纬，经过汉儒董仲舒、宋儒朱熹的发挥和阐释，成为宗法社会的天经地义之论。作为西汉经学和南宋理学的代表，董仲舒和朱熹的学说先后被奉为儒家的正统。前者在汉晋隋唐，后者在宋元明清之影响，几乎贯穿整个君主专制时代。
何、胡指出“三纲之说非孔子之言也”，从根源上否定了其在儒家伦理中的合法性。认为“大道之颓，世风之坏，即由于此。”理由是“君臣不言义而言纲”、“父子不言亲而言纲”、“夫妇不言爱而言纲”，而结果是：君可以无罪而杀其臣、父可以无罪而杀其子、父可以无罪而杀其妇。导致直言敢谏之风绝、克谐允诺之风绝、伉俪相庄之风绝。由此推之，官可以无罪而杀民、兄可以无罪而杀弟、长可以无罪而杀幼，造成“勇成懦，众暴寡，贵陵贱，富欺贫”的严重不公正、不平等的恶劣后果。因此，三纲之说“是化中国为蛮貊者”。作为皇权专制时代宗法伦理基础的“三纲”，虽然以仁义道德装点门面，内里包藏的却是以理杀人的勾当。何、胡针对如此歪理谬说，提出人际关系应该遵循合乎情理的原则。“为人父者所为，有合乎情理，其子固当顺而从之，即为子者所为，有合于情理，其父亦顺从之也，而师之与第，夫之与妇，贵之与贱，强之与弱，可以其推矣。”只有在人和人之间，处于平等的关系时，才能以情和理来判断是非对错。平等是民主的基础，而没有人权观念，就无平等可言。“权者乃天之所为，非人之所立也。天既赋人以性命，则必畀以顾此性命之权。夫既备人以百物，则必与以保其身家之权。”胡、何对天赋人权说的介绍，直接取自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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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位格神的角度来说，中国上古三代所尊之“天”，即《尚书》、《诗经》中的“上帝”，亦即后来历朝历代天子帝王在圆丘天坛所祭之“昊天上帝”。而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天，是指犹太教《旧约》和基督教《新约》中亚伯拉罕的上帝，宇宙的创造者和人类的救赎主。而在近代的天赋人权论中，“天”具有自然神论的含义。上帝被去神格化，成为抽象的理念神。在完成创世、制定规律之后就退居二线，自然和社会按照遵循理性的自然法则来运作。而“人权”就是由“自然”法赋予的，在自然法前面人人平等。人类社会所制定的法律，如果体现自然法的精神就是良法，反之则是恶法。而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进步人士，在对“天”的理解上，由于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当然也是去神格化的。即孔子和荀子所表述的“自然”之天，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荀子亦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因此，从去神格化的角度来看，东西方的“自然”之天就具有了相通性。无论是改良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在接受天赋人权论时，都没有去辨析东西方之“天”的异同，而是直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
当时大多数的改良者和革命者，基于对君权神授和君主专制的否定，急于以他山之石攻我之玉。而大多数的接受者，也基于改革和推翻满清王朝的急功近利心理，欣然以来自西方的理论武器展开批判，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权利而寻求合法化的依据。“各行其是，是谓自主。自主之权，赋之于天，君相无所加，编氓无所损；庸愚非不足，圣智亦非有余。人若非作恶犯科，则此权必无可夺之理也。夺人自主之权者，比之杀戮其人，相去一间耳。”人权观念表现在政治方面体现为自由，但这是社会的自由，而不是自然的自由。其基本的权限边界是不侵犯其他人的自由。人权平等是社会契约的基础，因为只有平等的主体之间，才可能彼此订立公平的契约。真正的民主政治表现为“主权在民”，与“为民做主”的君主专制是相对立的。“天下之权，唯民是主，然民亦不自为也，选立君上，以行其权，是为长民。乡选于村，邑选于乡，郡选于邑，国选于郡，天下选于国，是为天子。”
何、胡是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代承上启下的人物，他们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对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的宣扬，是改良派民本思想向维新派民主思想转变的主要标志。“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此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古今不易，遐迩无殊。”洋务运动时代改良派关于君民共主，开设议院的主张，既不被顽固派接纳，也不被洋务派重视。中法战争的失败，已预示洋务运动的失败。而甲午战争的惨痛结果，更加表明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只学习西方器物技艺，不改革政治制度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