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9月25日，浙江绍兴府城东周家诞生了一个男孩，飞鸿传到在北京担任内阁中书的祖父周福清那里，老人家喜形于色。喜报里请这位周家最有学问、最有威望的长者给孩子起个名字。
当时，恰好有位张姓官员到访。老先生觉得这是缘分，就给身边人说：孩子就叫阿张吧。但转念一想，这名字太过大众化了，就取了个同音的“樟”字。从此这孩子大名就叫樟寿，小名阿樟，字豫山，取“豫章之材”意。
这个小孩即是后来的“周树人”，成年后以笔名“鲁迅”闻名天下。
青年鲁迅
周家乃当地名门望族，据传属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这一支。出生于江苏淮安的周恩来祖籍也是浙江绍兴，1969年周总理找到鲁迅胞弟周建人，以“叔叔”呼之。并称鲁迅夫人许广平为“婶母”。
周家在明万历年间即达小康水准，清乾隆年间处于鼎盛，时有老七房，小七房，良田过万亩，当铺十几所。到了鲁迅祖父周福清这一代，周家又回落到小康水平。
1871年，周福清考中进士，后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周福清这次入翰林院，只是深造，算半个翰林。三年期满，他被分配至四川荣昌任知县，后以“亲老”之故改任江西金溪知县。可见当时清廷还是有一定人性化的，父母年迈的官员，可以选择就近任职。
三年后，周福清被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原因是他“办事颟顸”，意即做事糊涂而又马虎。
周福清郁郁而不得志，后经老乡指点，变卖家产，捐了个正七品的内阁中书，工作虽是干些琐碎的抄写，但也是小京官一名。
周福清画像
在京期间，周福清经常和绍兴家中书信往来，关心子孙的成长学习。鲁迅九岁那年，祖父特意寄回两本《诗韵释音》，并附信指点勉励。
虽然鲁迅没见到祖父，但这并不意味着祖父对孙辈不够关心。有一次，他在给儿子的信里教如何让孙子们事半功倍地读诗：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
谆谆教诲之心可见一斑。
周福清曾送给三个孙子一人一双特制的竹筷，每支筷子上都刻有两个字，拼在一起是句四字的话。鲁迅那副刻着“竹青木香”，周作人那副刻着“射鹿刺麋”，周建人那副则是“十品万钱”。
鲁迅手抄祖父治家格言《恒训》
1893年，鲁迅曾祖母戴氏病逝。十几年未曾回家的周福清接到消息，悲痛欲绝。他从天津坐船到上海，又从上海出发，走了一个多月的陆路回到绍兴。随行的还有姨太太和十二岁的儿子伯升。此时的鲁迅已经十三岁，比这个庶出的小叔还长一岁。
百日过后，戴老太太正式安葬。按照旧制，父母去世，朝廷官员应行“丁忧”，也就是说周福清必须离职，在老家持丧三年。
转眼秋季乡试临近。此前，周福清的儿子周伯宜，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几次考试均铩羽而归，家里人无不为之着急担忧。
有人探知今年浙江的主考官和周福清是同科进士，名叫殷如璋。恰好周家姓马、顾、孙、章、陈的五位亲戚家里都有考生，众人决定每户拿出两千两银子，交由周福清去打点主考官殷如璋。
周福清推辞再三，禁不住亲戚们的劝说，勉强答应一试。他给殷如璋写了封信，附上几家子弟的姓名，末了加上一句：“小儿第八”，意思是自己的儿子周伯宜这次也参加考试。并附上自写的一万两银子凭证。
百草园
按照大清律例，主考官一到监考的省份就会被隔离，闲杂人等一律不见，往来书信一律禁止，甚至有监视官寸步不离。周福清派听差陶阿顺带上信件，提前在主考官路经的苏州阊门码头寻机等候。
殷如璋一行沿京杭大运河抵达苏州，陶阿顺登船求见。此时，殷如璋正和副主考官周锡恩在说事。殷如璋随手将信件放在茶几上，继续和周锡恩谈话。陶阿顺等了一会，见殷如璋并未拆信，心里难免着急，就高声说道：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
殷如璋大吃一惊，为了避嫌，顺手将信交给周锡恩拆阅。其后，殷、周二人决定将此事一查到底。
殷、周为何做出如此决定？彼时虽然清廷走向没落，但科场舞弊的处罚自明清起向来严厉，没人敢去冒这个杀头的风险。周福清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沈葆桢说周福清“办事颟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案发之后，陶阿顺被苏州府羁押，周福清闻讯逃往上海。案件交到属地浙江，巡抚崧骏严令：将现已查明的马姓考生和周福清儿子周伯宜的考试资格取消，并扣押了周伯宜。
乡试结束后，崧骏写了一份奏折，向光绪皇帝汇报了事情详情。
光绪十分重视，颁下圣旨：“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着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
得知皇帝龙颜大怒，周福清只好投案自首，后被押往省城杭州受审。周福清一口咬定贿赂案系自己一人所为，勇敢地将全部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免去了几家亲戚的干系。
浙江巡抚崧骏在随后的奏折中说，周福清是一时间糊涂起意，并没有成功；信中所附“银一万两”是手写“空票”；加之其投案自首，应予酌情减罪。建议“于本罪上减一等”。
按照清朝《钦定科场条例》，周福清本该人头落地，经崧骏极力开脱，光绪皇帝批道：“刑部奏议。”年底，刑部建议：“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周福清面临着被发配至偏远边疆的厄运。
按照惯例，皇帝一般都会在刑部所拟罪的基础上轻判，以显示“恩出自上”。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光绪非但没有减刑决定，反而颁旨：“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钦此！”
狱中等死的滋味更让人难受。
鲁迅祖居
周伯宜被释放回家，永远失去参加科考的机会，其秀才资格也被革掉。为了营救周福清，周家人卖掉二十亩水田，四处筹集银两，以打点上下关系。十三岁的鲁迅和九岁的周作人，被送到皇甫庄外婆家。久而久之，两兄俩感受到寄人篱下的落寞和难堪。
值得庆幸的是，本该次年问斩的周福清，遇上慈禧太后万寿庆典大赦减刑。因为官犯身份，他不仅没戴脚镣手铐，还可以看书写信，散步串门，享受家人和仆人的照料。周家在杭州府狱附近租了个房子，由小儿子伯升和母亲陪侍周福清。
失去祖上的依靠，没有生存能力，周伯宜很快就病倒了，吐血，吸鸦片烟止痛而上瘾。从此，少年鲁迅的生活主题离不开两件事：去当铺，去药铺。后来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他的心中充满悲哀和怨恨。
周伯宜的病情一天天在加重，终于在“投书贿赂案”的第三年走到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吃力地挤出几个字：“呆子孙，呆子孙！”继而撒手人寰，留下几个孤儿和寡母。
狱中的周福清，得知儿子身亡，挥笔写下一副挽联：
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
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
失去父亲的鲁迅，作为长房长子参与起家族事务，家庭的败落，让他过早地尝尽人情冷暖：族人鉴于长房人少房多，建议重新分配房屋，年幼的鲁迅以祖父尚在狱中须征求意见为由，拒绝在房契上签字，遭到长辈们的严厉训斥。事后他没告诉任何人，独自默默承受。
周伯宜与妻子鲁瑞
伯升和母亲在杭州照顾父亲期间，鲁迅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送去一些钱物。后来，伯升和鲁迅叔侄先后考取南京水师学堂，周作人只好去杭州陪侍祖父。在祖父的教导下，周作人从此打下扎实的文字基础。
1901年，刑部尚书薛允升奏请朝廷，根据庚子年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之例，将周福清一并释放。至此，周福清结束了8年的牢狱生涯。
回到家中的周福清，脾气异常暴躁，骂妻子，甚至对儿媳暨鲁迅的母亲表示出不满，家中常常鸡犬不宁。
次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矿路学堂，并经朝廷批准去日本学习。期间鲁迅回家探亲，剪了辫子的他自然得不到祖父的好感。
鲁迅这次离家，再也没有见过祖父。1904年7月，周福清病逝，终年67岁。大儿子去世，二儿子非嫡生，无法做孝子，长孙又远在东京，只好由周作人替代做承重孙。
周福清生前为自己作了一副挽联：
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
生原无补，世间何时立纲常！
后来，周建人将这份遗物交给归国的鲁迅时，鲁迅看后说了句：这是在骂人哩！
过早见识过炎凉世态的鲁迅，或许比别人看得更深更远。借用周作人的话：“这个刺激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联的。”
